在先秦時期，“文學”的含義是指學術、學問，是與“德行”、“政事”、“語言”等並列使用的。如《論語先進》說：“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遊，子夏。”從今天的觀點看來，先秦最典型的文學著作是《詩經》和《楚辭》，但前者在當時被看成是壹種教科書，是壹種啟蒙、益智，培養辦事能力，通曉世故人情的讀物；後者則完全不見於先秦著作。入漢以後，賦制興起，辭賦作為壹種獨特的藝術，與經術分開了。屈原開始被重視，《離騷》開始被傳誦，整個西漢上流社會對辭賦喜愛若狂。在這種形勢下，人們怎樣區分這兩種不同的事物呢？《儒林列傳》說：“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在西漢，“文學”的含義略等於“儒術”。《漢書公孫弘傳》論武帝時的人才之盛說：“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蔔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又說宣帝時“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當時人們把那些有文采、有藝術性的作品稱為“文章”，把它們的作者稱為文章家，明確地與經術、學術分道揚鑣了。這對於文學和文學理論的發展是有促進意義的。而司馬遷的《史記》在明確這種“文章”與學術的界限，在強化人們對“文章”壹途的認識上有巨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