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發展到二裏頭文化,中原地區的文明因素在這壹時段有壹種疾速增長的趨勢,這與周邊地區的同期文化形成明顯的反差。曾經輝煌壹時的馬家浜--良渚文化,到馬橋文化時已經是強駑之末。山東的大汶口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嶽石文化時也給人以衰落之感。 仰韶文化時期,山東的大汶口文化和江漢地區的屈家嶺文化等,都曾擴展到中原的豫東和豫南。進入龍山文化時期之後,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河南商丘、周口、許昌、鄭州等地的大汶口文化,或退回山東,或融合於當地,完全被河南龍山文化所取代。豫西南的屈家嶺和石家河文化也遭到同樣的命運。這種現象所反映的正是中原文化強勢擴張的歷史真實。中原文化在不斷汲取周邊文明因素的基礎上,社會生產力進壹步提高,已經走在其它文化的前面,並以夏王朝的建立為標誌,確立了中華文明王中王的地位。
以文明要素為例,可以做為壹個新時代標誌的青銅冶煉術,在龍山時代逐漸普及。中原地區發現多處青銅冶煉遺存,登封王城崗出土的青銅規殘片,陶寺遺址(山西襄汾縣東北部)的銅鈴等,代表著當時青銅鑄造工藝的最高水平。隨後的二裏頭文化遺址大量青銅兵器、禮器的出土,顯示了中原文明的風采。
中原仰韶文化時期僅發現壹座鄭州西山古城。而龍山時代的古城僅河南壹地,已發現了安陽後崗、淮陽平糧臺、登封王城崗、郾城郝家臺、輝縣孟莊、新密古城寨等6處。今後可能還會有更多的同時代城址的發現。龍山時代大批城堡出現的背後,是整個社會的劇變,是戰爭、掠奪、權貴、財富集中。壹個邦國林立的初級文明社會在中原大地已經出現。
從新鄭縣裴李崗(早期新石器文化)的龜甲刻符,仰韶(澠池縣)文化的刻劃符號,到山西陶寺、河南王城崗、陜西長安花樓子的陶文與骨刻文字,它們和後世的甲骨文有著壹脈相承的關系。二裏頭遺址陶文的文字功能更是無可置疑的。
1975年,山西夏縣東下馮村發現了年代相當於夏朝的城堡遺址,城堡規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遺址、人工溝、陶窯、水井、窖穴、墓葬等,並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時還有壹些銅器。類似東下馮城堡的建築遺跡,在北起臨汾、南至黃河、東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處之多。這些發現,與《禹貢》記載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說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根據古文獻的記載,夏人的主要活動區域,包括晉南的汾、澮、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穎水流域,乃至關中平原。近年來,襄汾陶寺遺址的發現與發掘,有助於早期夏文化的確認和突破。陶寺文化遺存百余處,包括了城址、居住遺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禮器樂器、青銅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鮮明的時代特征:壹是出土了壹批壺、瓶、盆、盤、豆等彩繪陶器,其中的彩繪蟠龍陶盤,被認為是集合中原諸部落圖騰而成的華夏中心區域的徽標;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繪木器,有案、幾、俎、匣、盤、鬥、豆、鼓等多種器物,反映出那個特定時代的壹些社會狀況;三是出土壹批農具,幾座水井,說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打井技術,居住處所從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動範圍更加擴大;四是遺存物中銅器與文字的發現。墓中出土壹件含銅量近98%的銅鈴形器,證明當時人已經掌握了冶金技術。居住址中出土的壹件陶制扁壺,陶器的壁上有毛筆朱書文字,結構與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這是迄今為止我們看到的中國最早的毛筆朱書文字;五是在陶寺千余處墓葬中,反映出明顯的等級或階級的差別,五座級別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黿鼓、特磬類的禮樂器,是目前發現的我國最早的同類樂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時中原大地的禮樂制度、階級差別、國家形態已經萌生或正在形成,標誌著山西晉南地區放射出華夏文明時代到來的燦爛光芒。
史上中原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壹般都集中在現在的山西,陜西,河南,山東等地區。古時候也有稱華夏就是中原的,“中原人”“中原馬”等。現在我們說的中原,壹般指河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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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在漢英詞典中的解釋(來源:百度詞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