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翁本人著述自然是不能不讀的。他壹生筆耕不輟,著述繁多,早在1898年身為年僅二十四歲的隨軍記者之時,就出版了《馬拉坎德野戰軍紀實:邊疆戰 爭的壹個小插曲》,次年又根據親身經歷寫成《河上戰爭》。之後,他還出版了長篇小說《薩伏羅拉:勞拉尼亞革命故事》(1900)、記述非洲戰爭的《伊恩· 漢密爾頓的進軍》(1900)以及《我的非洲之行》(1908)。這些作品,都有助於我們了解丘翁的青年時代。
或許丘翁早年作品中最值得關註的,是他1906年為父親所作傳記《倫道夫·丘吉爾勛爵傳》,書中不無炫耀地記述了丘吉爾家族的政治勛業。與之性質相 同的,是1933年至1938年間完成的馬爾巴羅公爵四卷本傳記《馬爾巴羅:他的生平和時代》。這位著名的公爵是丘翁的祖先。出版於1930年的《我的早 年生活:不斷奔波》(江蘇人民出版社曾於1998年9月推出康文凱、蔣倩譯本)好評如潮,丘翁對此也極為滿意,他晚年回憶時說,這本書是“我以往寫的壹部 最好的書”。隨後出版於1932年的《隨想與奇遇》談到了他對重要政治問題的態度和想法,回顧了他所經歷的某些重大事件,如“塞德奈街之戰”和“與克列孟 梭在壹起的日子”。那篇重要的長文《畫以遣心》(Painting as a Pastime)也寫於這壹年,後來出了單行本。此文對我們了解丘翁的精神世界是至關重要的。
任何述及丘翁的文章,大約都會提到五卷本《第壹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有南方出版社2002年吳良健、劉立、劉精香、王翼龍、王鐵生、高卓等譯本及譯 林出版社2013年重版)與六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有南方出版社2003年吳萬沈等譯本及譯林出版社2013年重版),本文自不能外。魏文帝 《典論·論文》中的名言“文章者,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兩部書是完全當得起的。如果丘翁懂中文,說不定也會以他那壹貫高傲的口吻來壹句:“某平生 功業,盡在於斯。”不過,雖然《二戰回憶錄》為丘翁贏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真正能彰顯他的博雅的,還是四卷本《英語民族史》(有南方出版社2004年出版 的薛力敏、林林譯本)。據說,在諾曼底登陸前夕,丘吉爾曾就登陸計劃寫了壹封短劄給軍情局人員:“妳為什麽要在這兒用intensive?這裏用 intense才對!妳應該好好讀讀Fowler的英語用法詞典。”(葛傳椝著《英語慣用法詞典》序)Fowler的英語用法詞典就是大名鼎鼎的The Kings English,而《英語民族史》正是以the Kings English寫下的關於the Kings English的源流演變之書。中譯再怎麽努力,也是難以傳遞個中精髓的。
要全面、深入了解丘翁這位大時代中的大人物,即便是他本人的著述,至多反映某些方面而已。英國出版社Houghton Mifflin Company從 1983年起陸續出版了丘吉爾的官方傳記,***有皇皇八巨冊,每壹冊均厚至壹千三四百頁,事無巨細地描寫了丘翁波瀾壯闊的壹生,或許由於卷帙太過浩繁的緣 故,尚無中譯本。以《光榮與夢想》為國人所熟知的威廉·曼徹斯特(William Manchester)也曾經推出廣受讀者歡迎的丘吉爾傳The Last Lion,可惜由於作者去世,這部原定為三部曲的傳記只完成了前兩部,第三部由作家Paul Reid續成,***厚達三千余頁,似乎也沒有中譯本。
篇幅較為適中的丘翁傳記,有三部值得推薦:亨利·佩林(Henry Pelling)的Winston Churchill(Wordsworth,1974)、馬丁·吉爾伯特(Martin Gilbert)的Churchill:A Life(Henry Holt and Company,1992)、諾曼·羅斯(Norman Rose)的Churchill: The Unruly Giant(The Free Press,1995)以及伊安·伍德(Ian S. Wood)的 Churchill(St. Martins Press,2000)。前三種傳記,都已分別有了中文譯本:《丘吉爾》(亨利·佩林著,沈永興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年1月最新修訂本)、《丘吉 爾傳》(“壹世珍藏名人名傳系列”,馬丁·吉爾伯特著,馬昕譯,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6月版)以及《丘吉爾傳》(諾曼·羅斯著,李家真譯,人民文學出 版社2011年7月版)。值得壹提的是,馬丁·吉爾伯特是丘翁生前的助手之壹,丘吉爾官方傳記前兩卷也由他來撰寫,這部出自他手的《丘吉爾傳》,不妨視作 官方傳記的簡化版或曰濃縮版,權威性自不在話下。2013年英國首相卡梅倫訪華時曾贈送李克強總理五部人物傳記,這部傳記赫然在列。
接下來介紹的西方相關著述,都將優先考慮中譯。(好書推薦盡在:www.tuijianshu.net)
弗朗索瓦·凱爾索迪所著《巨人之情:戴高樂與丘吉爾》(周以華譯,華夏出版社,1990年)以二戰及戰後約二十五年為背景,詳述了戴高樂與丘吉爾近 五十年間的先後三十多次會面,其中涉及的英法兩國間矛盾,尤為耐人尋味。喬恩·米查姆所著《羅斯福與丘吉爾》(韓長青等譯,中信出版社,2005年)則重 點關註了二戰時羅斯福和丘吉爾的關系,作者還區分了兩位領袖不同性質的友誼:有的出於個人感情,有的則出於政治目的。書中引用了羅斯福的秘密情人露西·拉 瑟弗德未曾公開的信件、帕梅拉·丘吉爾·哈裏曼的個人檔案,以及與兩位領袖都有交往的幾位古稀老人的采訪記錄。此外,張宗保、王松、蔣仕民所著《蔣介石與 丘吉爾》(湖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以丘吉爾和蔣介石的關系為線索,研究民國時期中英兩國的外交關系,也值得留意。
丘翁長期追隨者的回憶錄,也陸續出版了不少,如沃爾特·亨利·湯普森著《保鏢揭秘丘吉爾》(馬基闖譯,山東人民出版社,2000年)、西莉亞·桑德 斯著《丘吉爾的早年生活》(馬永剛、嶽鳳梅譯,海南出版社,2001年)以及《追溯丘吉爾:溫斯頓·丘吉爾旅途記趣》(作者被譯為“西莉婭·桑蒂斯”,劉 欣、鞏向飛譯,東方出版社,2006年)、伊利·艾貝爾著《哈裏曼回憶錄:與丘吉爾、斯大林周旋記》(吳世民譯,東方出版社,2008年;早在197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就已推出“復旦大學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研究所編譯組”譯本,三聯書店1978年譯本更名為《特使:與丘吉爾、斯大林周旋記》)、查爾斯· 麥克莫蘭·威爾森著《丘吉爾私人醫生的日記》(袁履莊、譚震華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湯姆·希克曼著《丘吉爾的保鏢》(武立波等譯,北方文藝 出版社,2011年)等。其中,《丘吉爾的早年生活》是丘翁外孫女西莉亞·桑德斯對他的回憶,書中收入大量丘吉爾與親人及他人的書信、日記、手稿等。《追 溯丘吉爾》則是桑德斯和丘翁女兒瑪麗·索姆斯重訪丘吉爾壹生旅程的記錄,書中所收丘吉爾的照片、旅途路線圖、丘吉爾的繪畫等都彌足珍貴。《哈裏曼回憶錄》 作者伊利·艾貝爾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院院長、著名記者,他根據美國著名外交活動家W. 艾夫裏爾·哈裏曼的筆記、備忘錄、函電稿與其他文件及口述寫成此書,記述了哈裏曼在二戰期間及戰後(1941-1946)出使英蘇兩國的親身經歷,與丘吉 爾的交涉是書中重要內容。
前面提到的威爾森所著《丘吉爾私人醫生的日記》曾披露丘吉爾在晚年任期內身患重病,在西方引起軒然大波。根據威爾森的記述,丘翁患有心臟病、動脈硬 化、運動性失語癥、腦病等。但真正長期困擾丘翁並最終將他擊垮的,根據《丘吉爾的黑狗》(安東尼·斯托爾著,鄧伯宸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8月 版)壹書所言,其實是憂郁癥—丘翁稱之為“黑狗”,這也是他自己的綽號,而他的祖先馬爾巴羅公爵,恰恰也長期罹患憂郁癥。雖然在被稱為“攝影界的倫勃朗” 的著名攝影家優素福·卡什的鏡頭之下,丘吉爾做出 “壹副鬥牛犬式的兇狠表情”,但這不過是壹種刻意的表演,目的在於向世人展現決心與意誌,事實上,失落、憂郁、絕望這些負面情緒,從來都與丘翁如影隨形。 歷史學家戴維·庫柏斯(David Coombs)2003年出版的《溫斯頓·丘吉爾的繪畫生涯》(Sir Winston Churchills Life Through His Paintings,Chaucer Press)與2004年出版的《溫斯頓·丘吉爾:生平及畫作》(Sir Winston Churchill: His Life and His Paintings,Running Press)中就提到,自四十歲拿起畫筆以來,丘翁靠了業余時間不停作畫,才得以不時從抑郁中掙脫出來,體味生之愉悅。他的女兒瑪麗·索姆斯1990年出 版的《畫家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 His Life As a Painter,Houghton Mifflin)也說,正是繪畫給了丘吉爾勇氣,讓他借以派遣心中的抑郁。丘翁曾感慨說:“如果不是繪畫給我的精神支持,我恐怕活不到今天。”幾本書合起 來讀,才能體會這句話沈甸甸的分量。
既然說到繪畫,最後再介紹兩本有關丘翁生活趣味的書:《與丘吉爾***餐—在餐桌上制訂政策》(Dinner with Churchill:Policy-Making at the Dinner Table,Pegasus Books,2013)及《成為丘吉爾的藝術》(Churchill Style: The Art of being Winston Churchill,Abrams Image,2012)。前壹本書系統介紹了丘翁對雪茄、美酒、美食的愛好,作者是對丘翁生平頗有研究的資深記者西達·史德澤(Cita Stelzer);後壹本書則專攻丘翁的著裝,將他喜歡穿的衣服鞋帽研究了個遍,作者是作家巴利·辛格(Barry Singer),開了壹間專賣丘吉爾本人以及與丘吉爾相關著作的書店。可惜的是,這兩本書,包括戴維·庫柏斯關於丘翁繪畫生涯的著述,都沒有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