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遍所有與孔子有關的原始資料，沒有壹本書，沒有壹個地方，沒有壹個人，寫到過，說過，是孔子創立了儒家，也沒有壹個人說過孔子創立了儒學。更為關鍵和重要，也更讓人驚異的是，在孔子與儒之間，似乎藏著壹個已被時空和後世人有意無意遮蔽、埋藏的巨大隱秘。
讓我們用事實來說話。
先從《論語》說起。在所有與孔子本人直接有關的書籍中，《論語》毫無疑問是最真實、直接、可靠的孔子言行記錄。但全部《論語》，總***二十篇，四百多條語錄，“全書四百九十二章、壹萬二千七百個字”（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第壹卷 “維新”束縛下的孔墨思想》，人民出版社，1957年3月第壹版133頁），孔子說到儒字的，僅僅只有壹次。這就是在《雍也》篇中，“子謂子夏曰：女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猶如電光火石之壹閃而過。之後，無論是孔子本人，還是孔子那些形形色色，各具特點的弟子，無壹人提到過，問及過儒，甚至是與儒字沾邊、相關的內容和話語。這就使得孔子對子夏的這次說話，顯然如此突兀而不同尋常。在《論語子罕》篇中，起首壹條是：“子罕言利與命與仁”。罕言者，很少說，甚至有閉口不談的意思（見朱熹《四書集註》註解1）。然而據範文瀾先生統計，“論語裏記載講仁的話，卻在壹百條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講的。”（《中國通史簡編》第壹編，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第四版第205頁）講了壹百多條，都可以說成是罕言；那僅僅是壹言帶過，絕口不提的儒，與作為被後世奉為儒家、儒學創立者的孔子，這之間的關系，我們該怎麽來看待？這難道還不足以引起人們的好奇，乃至訝異嗎？
再來看《史記》。
司馬遷的《史記 孔子世家》，是除《論語》之外，孔子生平事跡最全面詳盡的記述。孔子壹生言行舉止，坎坎坷坷，思想情感，心理波動，史遷用他飽醮激情的筆墨，幾乎是事無巨細，盡在篇中。然而，《孔子世家》從頭到尾，9000多字，提到儒字的，又僅僅只有壹處！（好像是刻意要來跟《論語》形成壹對壹的呼應對照。）而這壹處提到儒字的過程與寫法，頗值得細細體會。為了盡可能表現出這種意味，我不得不引述得稍微詳細壹些。孔子死後，先是魯哀公作誄，表示追悼之意，嚴肅認真的子貢，為此還很不客氣地數落了哀公壹番。然後，是寫孔子“葬魯城北泗上，弟子皆服三年，唯獨子貢廬於冢上六年。”然後再寫弟子及魯人“往從冢而家者百有余室，因命曰孔裏。魯世世相傳，以歲時奉祠孔子。”請註意，壹直寫到這裏，司馬遷才騰出筆來，帶了壹句，“而諸儒亦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這就是《史記 孔子世家》全文，唯壹寫到儒字的地方。需要特別值得註意的是，這個“諸儒”的出現，作者司馬遷是完全有意地，將其與孔子弟子，甚至魯人的出現，專門區隔分別開的。為什麽？如果說是孔子創立了儒家，為什麽要作這種區隔？很明顯，這裏的諸儒和子貢他們不是壹夥的。難道這就是君子儒與小人儒的區別？如果是，那為什麽在孔子，子貢及其他弟子身上，連儒字都懶得說，都免掉了？而這種隔絕，與孔子作為儒家創立者，儒學創始人的形象，是不是離得也太遠了點？
我們再來看看《孔子世家》結尾處的太史公曰，照理說，孔子創立儒家、儒學，這無論從哪個角度來說，都是壹件不可能忽略的大事。但司馬遷又壹次付之闕如。史遷說了壹通他本人對孔子的景仰，感念，慨嘆孔子可謂至聖矣；卻片言只語沒有提到儒字，提到什麽孔子創立儒家、儒學之事。以司馬遷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高瞻遠矚，燭幽洞微，這難道不也讓人心生疑竇嗎？
如果順著《史記》繼續往前走，我們肯定不能遺漏掉，由司馬遷首創的《儒林列傳》。在這篇直接以儒命名的列傳中，司馬遷倒確實在壹開始寫了孔子的刪詩書，作春秋，也寫到孔子門弟子的簡單行略。但司馬遷好像只是交待了壹種背景，還是沒有把孔子，包括孔門弟子跟儒，跟儒學、儒家直接聯系起來，更遑論創立學派之事。在這篇《儒林列傳》中，講完了孔子和孔門弟子的事跡後，作為本篇文章的主角，儒，這才姍姍出場。如果孔子是儒家的創立者，這壹件在後人看來是堂堂正正、彪炳史冊的煌煌偉業，司馬遷為何要如此近於刻意淡化地來寫孔門與儒的關系，為何沒有開門見山，最起碼給個明明白白的介紹、說明？《史記》雖不像《春秋》之所謂微言大義，但也絕非信手之作。司馬遷本人對孔子的景仰，前文已述，他在孔子與儒之間，筆底究竟掩著壹種什麽樣的難言之隱？至少，我們從字面上讀，根本不可能看出孔子創立儒家、儒學的半點印象。莫非孔子創立儒家、儒學這樣的事情，在史遷的筆下，竟是壹件不值壹說，或者說是，不太好說的事？
現在讓我們換壹個路徑，去另外壹個地方看看。
四書五經，在後世之人眼裏，被視為所謂儒家的命根子，而三禮之《禮記》，在其中又占有極其獨特而重要的地位。《禮記》中有壹篇《儒行》，整體看，很像是壹篇儒者的辯護詞與贊美詩，也是日後所謂儒者們立身之本和處世之道的圭臬與指南。但就是這篇《禮記儒行》，讓人玩味之處也頗多。其壹，它同樣壹字未提所謂孔子創立儒家、儒學壹說。其二，文章開頭，魯哀公問孔子（如果此事屬真，那它發生時，已是孔子晚年，孔子死在哀公十六年），說先生您穿的衣服，是儒服嗎？孔子在繞了莫名其妙的半個圈後，回答說：“丘不知儒服。”稍微熟悉壹點中國服飾史的人知道，服裝在中國古代，在政治文化學上的重要象征意義和現實意義。胡服騎射的故事，大家不會太陌生，它所引發的震動，無異於壹場顛覆性的革命。三禮（《周官》、《儀禮》、《禮記》合稱三禮）之中最為重要的即是《喪服篇》。《書城》雜誌壹篇名為《大明衣冠何處？》的隨筆，從另壹個角度，說明了改朝換代與服裝的關系。孫中山先生領導辛亥革命，發明中山裝，更是直到如今，仍是國家領導人的裝束選擇之壹。而被後人奉為儒家、儒學開創者的孔子，竟會以壹種聽上去不太高興的口吻說：“丘不知儒服！”這難道還不夠讓人吃驚嗎？其三，《儒行》壹文，文章主體內容，用的是“儒有”的表達格式，這不能不讓人產生遐想。它至少說明，在作者寫這篇《儒行》時，儒並非鐵板壹塊，並非壹個整體性的團隊，並非已成“壹家壹派”，很可能是龍蛇混雜，泥沙俱下的有好也有壞，故稱“儒有”。而且，聽這辯解語氣，應該可以認為，好的還是少數。最後，這托名子曰的長篇“儒有”，稍有古典文學底子的人，壹眼就能識別出它與《論語》中孔子說話的天差地別。臺灣壹位學者，在其所著《中華文明通史》中，直言：“孔門弟子作。”（筆者甚至懷疑，它是否會出自時間更後的漢儒之手）
以上基本可算作是與孔子關系直接、近密的材料。如果有興趣繼續深挖下去，我想，我們應該首先去先秦其他諸子的著作裏翻壹翻了。但我們不得不提醒自己要小心翼翼，因為，真實可能開始離我們越來越遠。
《莊子》號稱道家之書，但孔子卻是其中進出最多的壹位客人，好像莊周不拿孔丘說事，就顯示不出自己的高超深遠。《莊子》壹書，尤其是外篇、雜篇，孔子不僅是熟客，而且被作者極盡揶揄、調侃之能事。但有壹點，莊子在寫孔子與儒時，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試看外篇《田子方》，前面有三段寫到孔子，但壹個儒字也沒出現。緊接下來壹段正面寫儒，甚至給出了儒的定義，但又絕不涉孔。這種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是整個先秦時期，孔、儒關系最重要的特征之壹。為何後人對此要故意的回避、淡化，乃至於裝聾作啞？
《孟子》情況與此如出壹轍。孟子這位古今華夏口才第壹的雄辯家，他的書中自然沒有少寫到孔子和儒，但卻與莊子似乎是不約而同地，恪守著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的準則。孟子與孔子與儒的關系，這裏無法展開，但以孔孟在所謂道統上的傳承關系，和孟子在所謂儒家、儒學上的特殊地位而言，《孟子》壹書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難道還不足以說明事情的某種嚴重性和真實信號嗎？
荀子，後世公認的所謂儒學之集大成者。《荀子》壹書中，有兩篇文章分別寫到孔與儒，《仲尼篇》和《儒效篇》。《仲尼篇》中，壹個儒字沒有。《儒效篇》呢，這是壹篇全面論述儒的文章，跟《禮記 儒行》不同的是，《儒效篇》說好也說壞，對儒有贊美，也有痛詆。其中三處說到孔子，“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逾境而徙，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修正以待之也。”，“客有道曰：孔子曰：‘周公其盛乎！身貴而愈恭，家富而愈儉，勝敵而愈戒。’，應之曰：‘是殆非周公之行，非孔子之言也’”，就是這些，全都在這了。妳能看出孔子創立儒家，或儒學的內容麽？
言孔不言儒，言儒不言孔，這是我讀先秦諸子的壹個發現。但有壹家，打破了我的發現。這就是《韓非子》。《韓非子顯學》篇，劈首壹句是，“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這是我在先秦諸子——墨子除外——第壹次，也是唯壹壹次看到孔、儒如此緊密地聯系在壹起。我們知道，峻急的韓非，把孔、墨是當論敵來對待的。韓非以壹種精密而暴烈的邏輯，論證了儒、墨的荒謬不可行。韓非筆下的儒、墨，基本沒有什麽正面、積極意義，有的只是貶斥與鄙夷。所以，韓非說“儒之所至，孔丘也”，我們就很難把它看成是種肯定和贊美，而倒有可能是刻意地曲解與誤導。況且，很顯然，這跟孔子創立儒家，其義之相差，仍不可以道裏計。
諸子大家之中，只剩墨子。墨子在他的書裏，有專門的《非儒篇》，但我手邊沒有墨子全集，所以，若有人指出墨子在書中，說了孔子創立了儒家，我願就此推翻以上全部論證。
如果我們還不嫌累，還想繼續向前，我想大概只能走近至今真偽莫辯的《孔子家語》和《孔叢子》了。雖然筆者認為，這兩部“偽作”裏的孔子及諸弟子，其言談舉止，音容笑貌，要比《禮記》更形近於《論語》。但既然專家學者，都說它們是西晉人的偽作，那咱們也就趁機作罷歇手吧。
寫到這，也許有人會笑著說，妳真是太天真，太不自量力，愚不可及了。後人之所以說孔子創立了儒家，是從歷史的現實結果來說的，並非壹定要像現代政黨的成立，得孔子本人親自組織召開“全國第壹次代表大會”，宣讀“黨綱”。是的，我承認，歷史很多時候，是講既成事實的，但學術豈能等同、遷就於歷史的既成事實？孔子之前，儒已存在，孔子時代，儒者遍地，但為何在孔子本人，及與他時代接近的學者，都明顯顯示出孔子與儒之間，有著某種疏離，甚至是避忌的情況下，孔子壹死，卻成了所謂儒家的創立者，創始人？這之間的變遷是如何跨越的？孔學與先儒，與同時代之儒，與後世之儒，究竟是種什麽關系，這豈能是含含糊糊、含混而過的事？孔學就非得要與儒學合二為壹？孔學就非得壹定要用儒學來命名？這符合孔子的意思麽？孔子若泉下有知，他會怎樣來面對所謂儒家、儒學的創立者、創始人，這樣壹種封贈？怎樣面對他本人與所謂儒家、儒學之間的這樣壹種變遷和跨越？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就得繼續向前，更深入壹步，來探源這個有點神秘莫測的儒，它究竟始源於何處？孔子是在壹種什麽樣的情況下跟儒發生關系的？發生過什麽樣的關系？儒在中國歷史的長河裏，究竟經歷過怎樣的榮辱與嬗變？
（下）
儒的起源，用撲朔迷離，紛亂如麻，詭異奇譎來形容，壹點也不誇張。
儒，《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是，①指儒家；②舊時指讀書人。
許慎《說文解字》：“儒，柔也，術士之稱”。段玉裁註：儒、柔以疊韻為訓。鄭氏《三禮目錄》雲：……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我們先且按下這堆解釋，另由蹊徑，來趟壹趟這儒的起源，究竟從何而來。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壹篇，以他那著名的堅實，晦澀、煩瑣的小學功夫，表明了對儒的起源的認識。簡明地說，就是儒起始於周朝的王官。
胡適不同意章太炎的觀點。胡博士頗有點讓人驚訝地說，儒源起於被周武王滅掉的殷商後裔。胡適的論證方式，充滿了現代心理學和文學想象的魅力。
其實，章太炎和胡適的觀點，並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勢不兩立，他們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價值。
要給予儒壹個較為明晰，但又不要太過煩雜的解釋，我想，還是應該從平王東遷開始說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周朝的都城由鎬京遷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滅。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說起來是遷都，實際是新立了壹個國家。這個新的國家當時面臨壹種什麽狀況，概括地說，就是王室衰微，諸侯興起。王室衰微，表現在，壹，王室土地日益萎縮，所謂“昔先王日辟百裏，今也日蹙百裏”（《詩經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財富的根本。二，諸侯的貢獻也日蹙。據範文瀾《中國通史》，“按照魯史春秋所記，242年裏，魯君朝王僅三次，魯大夫聘周僅四次。魯是周公的後代，與王室最親近，朝貢幾乎全廢，其他諸侯的朝貢自然不會比魯多壹些。”（《中國通史簡編》第壹編，第164頁）人都不來了，見面禮也就肯定別指望了。
東周王室當時究竟窮到什麽地步，我們借幾個事例，稍作說明。“開國之君”周平王死後，下葬的錢不夠，周王室派人到魯國去求助“喪葬費”。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魯國求車，說明，王室窮得連車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後，因為沒錢，七年後才得以埋藏（見顧德融 朱順龍《春秋史》）
窮到這種地步，“不能養活眾官”（《中國通史簡編》第壹編165頁）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壹般書籍，寫到這裏，都是語焉不詳地壹筆帶過，最多不過說說官學衰，私學起之類。但照筆者看來，正是在這個歷史的節點上，“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庾信《哀江南賦》），發生了足以影響後世中華民族文明傳承與文化衍變的重大事件。古往今來眾多歷史學家，文化學者，將這段歷史中的碎骨連筋忽略不述，漠然走過，在筆者來看，簡直是最不可思議的歷史驚奇。
隨著王室衰微，沒錢養活眾官，壹場被兩千多年前歲月風沙堙沒的歷史劇，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員向民間飄散！向那些正在興起，開始具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諸侯國飄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結合壹批喪失職位的舊官，起兵爭王位，兵敗，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宮等殘部，帶著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國。這是東周文化最大的壹次遷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國，與宋魯同為文化中心。”（《中國通史簡編》第壹編165頁）可以想見，在東周全部的414年裏，這只不過是壹次上規模，有組織，有記載的轉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戶”流亡式“移民”，如風吹沙揚，細水長流，已完全叠散於史籍之外。
而這，就是儒的歷史起源線。
東周王官向民間散落的過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過程。
也就是說，由於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員被裁減，或自動流失，從而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細胞、土壤、血液、精脈。從物質構成的來源說，他們就是太炎先生所說的王官。而從某種禮儀精神的源流來講，他們跟周之前朝——殷商後人之間，存在某種淵源關系，也不是沒有可能（胡適說）。至於《漢書 藝文誌》推斷“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精細的同時，多少有點縮杵為針了。
現在，我們得稍稍解釋壹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們今天的官，其含義頗有不同。周朝的官，其壹，權力意味要小，職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禮緊密結合在壹起。《三禮》中的《周禮》，其實就是有周壹朝的全部職官表。周朝是所謂禮制社會，要想在周朝任職為官，必須對周王朝禮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詞，儀式，操作，法度，規矩，做到通曉嫻熟。什麽樣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須是有知識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識分子。而周朝的知識分子，不當官的，幾率微乎其微。
現在，我們有稍許的恍悟了。難怪中國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識分子，看上去壹個個的這麽像官，這麽的想當官，原來用榮格集體無意識理論來說，不過是潛藏極深的歷史心理的復位啊。
那，王官們又是怎樣壹步步變成後世所稱的儒的呢？
要精確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著實有些難度，孔子的話，“不足征也”，材料太少。於是我們只好借助侯外廬先生的著作，來稍作勾畫。
侯外廬並沒有直接說，儒者，來自於周朝王官，而是根據莊子的話，認為儒者來自鄒魯搢紳。侯先生敘述儒的演變過程，精勁有力，轉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與富子（大夫）爭奪，富子大夫取得政權，禮固失其基礎，《詩》亦不容於作批判的活動。禮不是成了貴族的交際禮貌儀式，即成了冠婚喪祭的典節，《詩》則流於各種各樣的形式。這樣便把西周的活文化，變成了死規矩”，“然而，這壹項講究，並不是平常人所能勝任的。它必須有傳授的行幫才能給貴族裝勢頭，所謂道詩書禮樂者，即成為名為儒者的職業。”（侯外廬《孔子批判主義社會思想底研究》）
原來在官府裏任職，官、禮壹體，因為中央政府沒錢養不活，官沒了，只剩下禮；除了禮，什麽都不懂，什麽也不會，沒有營生的本領，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臺（平臺），只能去向新興的權貴者找飯吃。而這時的禮，失去了原先的精神與內質，徒然剩下壹副裝門臉的樣子和工具，好比遊走賣唱者手中的三弦與二胡，跡近於小醜與乞丐。概言之，這就是儒在中國歷史上春秋中後期的嚆矢與濫觴。
這裏需要補充說明壹點的是，在這大群大群向民間飄散的王官當中，有壹批被稱為士的群體。許多學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緊緊聯系起來，我覺得，這多少有點類似《漢書藝文誌》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壹職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體制內的人，是王官的壹部分（集中於這壹階級的最底層）。他們有的憑能力，機遇，攀升到上層權勢的位置，但更多的，淪落為儒，或其它非文人職業者。不過，並沒有根據，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產生，全都只歸結於士的身上。我們知道，在春秋亂世，百裏奚這樣的奴隸，管仲這樣的死囚，朝夕之間，可以成為宰相，而那許許多多的敗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門乞食。《左傳》寫到過，晉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給他土塊。2
對於這樣壹批被稱為儒的人，與孔子時代接近而稍後的墨子，有過這樣著名的描寫、刻畫：
“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於飲食，惰於作務，陷於饑寒，危於凍餒”，“五谷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下》）
儒、墨對立而相爭，上述語也許可視為論敵的誣蔑。那就來聽聽儒學大師荀子的高見：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遊氏之賤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儼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誌，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賤儒”、“俗儒”，全來了。墨子還是冷嘲，荀子已是痛罵。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嗜飲食”，看來，這算是儒者們的***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況的寫實和記錄。——迄今仍為世人所司空見慣。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篇起首，《說文解字》段玉裁的註，繼續對儒，作另壹角度的破解和剖析。
“儒、柔以疊韻為訓。”鄭氏《三禮目錄》雲：“儒之言優也，柔也。能安人，能服人。”
儒、柔以疊韻為訓，說得很明白，這就是訓詁學上的音近而義同，音同而義近。那柔又作何解呢？鄭氏者，兩漢經學首屈壹指的大師，鄭玄也。儒之言優也，柔也。壹語道破。儒-優-柔，這是古今中外，汗牛充棟，堆山填海般關於儒，關於儒家、儒學，哦，對了，還有儒教的文字中，最壹針見血的註解！——原來，柔即優也。有個成語，優柔寡斷。那麽，什麽是優呢？優者，戲也。《左傳 襄公二十八年》有：“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而飲酒，且觀優，至於魚裏。”此處“優”字，即指演戲，後引申為“演戲的人”。倡優連用，今日仍不時壹見，用前人的話說，就是戲子。儒者在權貴家裏，那讓人眼花繚亂的繁文縟節，不正像是壹出戲？像在演戲嗎？《史記孔子世家》其實還有壹處出現了儒字，那就是“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有古漢語基礎的人知道，至少在秦漢以前，漢語詞匯基本由單音節詞構成，優倡侏儒應該是四個獨立，但意思相近的詞，這幾乎是不言而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