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起來，“中國”壹詞，最早見於中國第壹部官方史書——《尚書》的“梓材”篇中，原文講：“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先王”，意思是指“天神已經把中國的人民和他們的土地托付給周朝的先王”。此文作者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周公旦”，即“周公”，是周文王的兒子，周武王的弟弟，西周政治家、思想家和謀略家。周武王的兒子周成王繼位時非常年幼，由周公攝政。由此推斷，《尚書·梓材》創作於西周第三代王——周成王時代，這是我們能夠找到的最早的中國歷史文獻記載，據今已有三千余年。可見，“中國”壹詞至少在周朝已經開始正式使用。
另外，在我國第壹部詩歌總集《詩經》中，也有三篇提到“中國”。分別為：
1、《詩經·大雅·民勞》中提及“中國”四次，具體是：
（1）“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意指“惠及中國的百姓，以安撫中國四方的人民”。
（2）“惠此中國，以為民傑”，意指“惠及中國的百姓，以滿足人民的心願“。
（3）“惠此中國，俾民憂泄”，意指“惠及中國的百姓，讓人民宣泄心中的煩憂”。
（4）“惠此中國，國無有殘”，意指“惠及中國的百姓，使國家沒有兇殘事情發生”。
2、《詩經·大雅·桑柔》中提及“中國”壹次，具體是：“哀恫中國，具贅卒荒”，意指“哀痛中國，發生如此多荒災”。
3、《詩經·大雅·蕩》中提及“中國”二次，具體是：
（1）“咨女殷商，女炰烋於中國”，意指“妳這個殷商的國君，妳在中國作惡”。
（2）“內奰於中國，覃及鬼方”，意指“妳在中國激起眾人憤怒，連國外的其它族類也不能忍受”。
這三首詩均是創作於周朝周歷王時代，作者分別是召穆王和芮伯，是周歷王時代的兩位重臣，通過詩歌的形式來勸諫周歷王愛護“中國”，善待人民。《詩經》這三首詩再壹次驗證，三千年前西周時代就開始使用“中國”。
除了歷史文獻記載，在中國考古發現的周成王五年鑄造的青銅酒器“何尊”銘文中也提及“中國”，但寫作“中或”，“或”是“國”字的早期寫法。銘文寫道：“余其宅茲中國，自之辟民”，意指“我（周武王）已經據有中國，自己已成為中國國民的君王”。這個青銅器“何尊”銘文中的“中國”，以考古的角度更加確認了西周已開始使用“中國”。
據考證，西周時期，中國是天子之國和諸候列國（即受封的藩國）並舉的政治格局。周成王在位時，采納周公提出的建藩屏國方略，分封諸候71國，讓他們來承擔保衛京都的任務。此時的“中國”應是指天子之國和各分封諸候列國的整體疆界範圍。其中，天子之國是中國君王（即天子）的直接統治地區，各諸候列國的土地和人民，名義上是歸屬於“中國”，除軍隊和“禮樂”歸天子之國調配外，在其它方面擁有自主權。
從《尚書》、《詩經》文獻記載分析看，周期也稱商朝為“中國”，但是商朝的甲骨文獻中，並沒有發現“中國”字樣。據專家學者考證，商朝人並不把國家稱作“國”，而是習慣稱“邑”。甲骨文獻中，商朝人稱自己的國家為“大邑商”，並稱周邊四方的國家為“東土”、“南土”、“西土”、“北土”。在殷商甲骨文獻中，商朝人還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商”。對此，中國著名史學家、甲骨學家胡厚宣曾論稱“商而稱中商者，當即後世中國稱謂的起源”。
在《尚書》、《詩經》以及後世《論語》等文獻中，大部分把商朝稱為“殷”、“大邦殷”，而“殷”在中國古代第壹部字典——《說文》作註時講“殷，引之為大也，為眾也，為中也”。《史記》索隱中更是直接解釋為“殷，中也”。由此推演，“殷國”即是“中國”之意，間接可以說明商朝人也稱自己的國家為“中國”，只是用“中商”、“大邑商”、“大邦殷”、“殷”體現。周朝之“中國”也可能是由此過渡而來，推翻商朝後，順勢由原來的名稱改為“中國”，“國”字也可能是由“周朝”正式開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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