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11-9 01:15| 發布者: 文青| 查看: 19| 評論: 0|來自: 《明清小說研究》2011年 02期 總第100期
摘要: 摘 要 《聊齋誌異》主要描寫鬼狐怪異故事,但卻折射出當時社會的各種弊端、世俗風情以及人們的精神理想,從而表現出清初社會上人們普遍的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其中既表現出與明末文化思潮的銜接,又明顯顯示出清代文化 ...
摘 要 《聊齋誌異》主要描寫鬼狐怪異故事,但卻折射出當時社會的各種弊端、世俗風情以及人們的精神理想,從而表現出清初社會上人們普遍的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其中既表現出與明末文化思潮的銜接,又明顯顯示出清代文化思潮的變異。
關鍵詞 《聊齋誌異》 清初 文化價值
文學作品,尤其是經典作品,往往是那個時代的文化價值取向的投影。從經典作品中挖掘探尋其深層的文化價值內涵,應該是文學解讀的重要方面。《聊齋誌異》主要描寫鬼狐怪異故事,但卻折射出當時社會的各種弊端、世俗風情以及人們的精神理想,從而表現出清初社會上人們普遍的文化追求和價值取向。其中既表現出與明末文化思潮的銜接,又明顯顯示出清代文化思潮的變異。
壹、明末主情浪漫思潮的延續
明代文學有壹個引人矚目的現象,就是下層市民文學與上層士大夫文學的交融。其中的聯結點就是以抒發個人真情實感,反對虛假做作為特征的浪漫主義文學精神。這裏起到聯結二者的中介作用的就是李贄及其著名的“童心說”。李贄從反權威的叛逆性格出發,對市民階層及其文學給予極高的重視和評價,並把這種文學提高到理論的高度予以肯定。這就是他所講的“童心”。他主張以真誠的赤子之心作為創作的基礎和方法,從而為將本來建築在現實世俗生活寫實基礎上的市民文學,轉化為建築在個性心靈解放基礎上的浪漫主義文學鋪平了道路。因此,這面旗幟也就將本屬兩個不同營壘的文學創作者攏到了壹起,使其成為體現明代文學主要色塊的***同載體。從《西遊記》的幽默樂觀和反權威精神,到《牡丹亭》的熾烈愛情,到公安派的“獨抒性靈”,都透視出受到啟蒙主義思潮熏染的明代人對壹個自由和屬於個性的新時代的強烈的渴望。從而深刻地反映了明代中葉以來日益躁動的社會氛圍和人的精神意緒。
晚明的主情浪漫思潮盡管在清初受到復古勢力的圍剿。但肯定個人情欲的願望和追求美好愛情仍然是清初部分文人和市民的潛在心態。蒲松齡本人的許多詩詞俚曲,如《為友人寫夢八十韻》、《晝畫堂· 閨情》,題作“戲簡孫給諫”的《西施三疊》、《菩薩蠻》、《東風齊著力》, 以及《尼姑思俗曲》、《夜雨思夫曲》、《新婚宴曲》等都比較細膩地表現了對個人情欲的肯定和對女子命運的同情。《聊齋誌異》中許多美麗動人的愛情故事,正是這種心態的形象反映。
《聊齋誌異》表現主情浪漫思潮的突出色塊,是強調了男女愛情交往過程中“真情”的意義以及它可能產生的巨大能量。《嬰寧》寫莒人王子服在上元燈會上初識壹美麗少女,相思成病,後入山追尋,見到少女。不想少女竟為自己姨妹。但少女本為狐產女子且從小隨鬼母長大,所以全然不曉人間禮數,憨純無比。以至當王子服向她求寢時,她竟然以“不慣與生人睡”相答,並將此事告訴鬼母。其最大喜好為愛花和愛笑,對愛情和母女之情也堅貞深篤。文中嬰寧天真無邪的清純,正是李贄“赤子之心”的“童心說”的最好註腳。《阿寶》中孫子楚天生枝指而性格癡訥,他因熾愛富家女阿寶竟然連續作出驚人之舉:先是將阿寶“渠去其枝,余當歸之”的戲言當真,以利斧剁去枝指;復又因情離魂,化為鸚鵡依傍阿寶身邊。孫子楚的情癡換回了阿寶的真情。當孫因病而歿後,阿寶竟以死相從,終於感動閻羅,使其雙雙復生。二人陰陽兩世,生死不渝的真情,又把這種“赤子之心”推向了極致。《連城》寫史孝廉掛出女兒連城的繡品征詩,意在擇婿。但當喬生以詩博得連城青睞時,史孝廉卻又自食其言,將女兒許配給鹽商之子。連城因此壹病不起,生命垂危。有神醫言用男子胸肉為藥餌方可治愈。史孝廉以此向鹽商子相求,遭到拒絕;而喬生卻主動獻出胸頭之肉。但仍然得不到史孝廉的認可,連城為此憂郁而死,喬生也在吊慰時壹慟而絕。二人在鬼蜮世界如願結合,並憑借愛情力量重返人間。二人的生死愛情更是強調了知己愛情的美麗崇高和為知己愛情生死與***的理想境界。文中男女主人公為愛情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經歷分明,是《牡丹亭》中杜麗娘和柳夢梅熾烈愛情的續篇。
二、清代經世致用思潮的反映
然而清代以來“經世致用”的思潮畢竟取代了明末外向而躁動的浪漫思潮。在狂熱的情欲和個性浪潮平靜以後,人們開始從各個角度考慮什麽樣的生活內容和方式才是實際的。
明清易代不僅使皇權民族發生變化,而且在思想文化領域也與晚明發生根本的逆轉。許多漢族文人將漢族政權喪失的原因,歸結為晚明時期從政治上的閹黨作亂、朝野黨爭,到思想領域心學肆行,尤其是王學左派空談心性的結果。王夫之認為心學“禍烈於毒蛇猛獸”(《老子衍序》),將其斥之為“陽儒陰釋之邪說”(《張子正蒙註序論》)。顧炎武也將王陽明比之於晉代清談領袖王衍和宋代王安石變法,認為他們負有“以壹人而易天下”的責任(《日知錄》卷十八《朱子晚年定論》)。所以他主張“以修己治人之實學”取代“明心見性之空言”,這就是“經世致用”這實學思潮產生的歷史背景。與他響應的不僅有清初思想大師黃宗羲和王夫之,還有當時北方號稱“顏李學派”的顏元和李塨。在他們的努力下,不僅使程朱理學的影響在清代大為減弱,也使晚明師心任性的風氣讓位於重實黜虛的潮流。然而問題的復雜在於, 顧炎武等人提倡“經世致用”實學的目的,是要引導文人投身社會、關心現實,挽回漢族的失敗和恥辱。但這個初衷卻在時間的消磨和清王朝軟硬兼施政策的控制下逐漸發生了質的變化。統治者壹方面大興文字獄,將所有敢於煽動反清情緒的言論殘酷地扼殺於搖籃之中;另壹方面又模仿宋太宗網羅文人編纂四大類書的辦法,將文人精英的精力轉移到《古今圖書集成》、《康熙字典》、《四庫全書》這些大型文化工程。於是,“經世致用”的實學轉化為“無壹字無來歷”的乾嘉考據樸學。然而在抑制晚明那種縱情任性、放言無忌的社會風氣上,實學和樸學倒是壹脈相承的。這種風氣從整體上規定了清代文人的內斂和求實心態, 文學思潮中崇實黜虛的傾向也就成為在所難免的取向了。從小說批評中“實錄優於虛構”的見解(《三國演義》毛批),到詩文領域翁方綱的 “肌理說”和桐城派的“義法說”,都是這種崇實黜虛思潮的產物。
首先是在生活的基本道理上,蒲松齡認為那些不切實際的空想和幻想都是對生活有害的,應當堅決制止。著名的寓言小說《嶗山道士》以壹個企盼意外成功的幻想者求仙學道失敗的故事,向人們指出安分守己、自食其力才是正確的生活道路。如果說《嶗山道士》批評的是生活中的懶惰者的話,那麽《黃英》則通過馬子才和陶氏姐弟的生活信念分歧,對那些自命清高,鄙薄以商賈為生計的文人雅士提出了善意的規勸。文中馬子才以菊花的清高自命,所以鄙薄陶氏姐弟以販菊為業的商賈行為,認為這是以東籬為市井,侮辱了黃花。但陶氏姐弟的觀念卻與馬子才截然相反,他反駁道:“自食其力不為貪,販花為業不為俗。人固不可茍求富,然亦不必務求貧也。”最後小說以馬子才的認輸對陶氏姐弟的觀點和行為作出了正面評價。這裏對商賈的肯定仍然是明代 “好貨好利”思想的延續,但不同的是,蒲松齡並不欣賞明代擬話本小說《轉運漢遇巧洞庭紅》的以冒險獲得巨利和《疊居奇程客得助》的靠商業信息和囤積居奇發財致富的心理,他只是將經商作為維持起碼生存條件的必需行為。顯然,這裏有否定明代人那種經商中的狂熱和躁動的傾向,而清楚表明清初那種平實的生活態度。
其次表現在對待科舉考試的態度上。作為科舉制度犧牲品的蒲松齡,對這種考試方式的切膚之痛就在於他深深感到八股考試的最大弊端就是不註重實效,考不出考生的真實水平,所以他在《聊齋誌異》中以激烈的筆觸,抨擊這種考試方式的害人之處。在《於去惡》中,他借陰司的考試,諷刺陽間以八股取試作官的官吏不學無術。指出他們那壹套八股程式,“不過少年持敲門磚,獵取功名。門既開,則棄去,再司簿書十數年,即文學士,胸中尚有字乎?”這種程式化的八股取試根本無法分辨考生的真實水平,所以才會出現《司文郎》中王平子的絕妙文章得不到承認,而余杭生那臭不可聞的文章卻高高得中這樣的反常情況。正因為考官不學無術,良莠不分,所以《賈奉雉》中賈奉雉在屢試不售後,將自己落第試卷中的雜亂無章、鄙陋無文的句子連綴成篇,勉強記在心裏,再去應試,竟然高中經魁。面對這種黑白顛倒的取試制度,那些有真才實學的人只能感慨自己的失敗“非戰之罪也”(《葉生》)。而他們內心深處對科舉制度的憤懣和仇恨,只能化作幻想去實現對考官的懲罰。《三生》所描寫千萬個因落榜而憤懣死去的舉子到閻羅那裏訴冤,要求嚴懲考官。閻羅本想從輕發落,但舉子堅持要抉睛挖心。閻羅滿足他們的要求後,方才大快人心。蒲松齡這種對科舉的態度與稍前的顧炎武和稍後的吳敬梓前應後合, 表現出清初“經世致用”思想在科舉問題上的看法。
第三是在政治方面。求實思想在政治方面的表現,是追求壹種有公理、講公道的公平政治。作者長期生活在社會中下層,對官府胥吏壓榨殘害百姓的不公現象多有目睹,並深惡痛絕。他在《成仙》篇借成生與周生的談話說:“強梁世界,原無皂白。況今日官宰半強寇不操矛弧者耶?”名篇《促織》寫成名受官府逼迫,為繳納供皇帝玩樂的蟋蟀,竟將為此而死的兒子靈魂所變勇猛蟋蟀獻給宮廷,形象寫出百姓壹命,不抵皇帝壹區區玩物的殘酷現實。這壹巨大的反差正是作者所要控訴的社會不公現象的最好證據。作者在結尾意味深長地感嘆道:“天子偶用壹物,未必不過此已忘;而奉行者即為定例。加以官貪吏虐,民日貼婦賣兒,更無休止。故天子壹跬步,皆關民命,不可忽也。”更有甚者,《席方平》以席方平父親被仇人買通冥使打死,席方平到陰間逐級申冤不成,自己的鬼魂也慘遭冥府迫害的驚人事實,揭示出陰間陽世無所不在的不公現象和黑暗政治。政治上的清平與科舉考試上的公平競爭、實事求是和生活上的自食其力是蒲松齡對“經世致用”思潮的具體理解和運用。
三、主情浪漫與經世致用思潮的交融與並舉
主情浪漫與經世致用看起來似乎是矛盾對立的,然而蒲松齡在自己切身的生活體驗中卻將二者的真諦交融並匯後達到了對二者的超越,進入了魏晉文人倡導的“有情而不為情所累”的逍遙狀態。這些在《聊齋誌異》這部小說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示。
如《嬌娜》寫狐女嬌娜與青年孔生在危難中相愛,但由於嬌娜的姨姐與孔生成婚,孔生與嬌娜本來已經萌發的愛情遂升華為純真的友誼。孔生冒雷擊救下嬌娜,而嬌娜為救孔生則施展絕技,起死回生。盡管二人為治病救人,不唯肌膚相觸,甚至接吻送丸,然而竟絲毫不及私情。這實際上是將明代人那種較為飄渺而泛泛的主情超越淡化為建立在患難與***基礎上具有實效的友情。有情的浪漫和實用的利益就這樣取得了溝通和升華。《素秋》中素秋明確聲明自己的擇偶原則是“不願入侯門,寒士而可”;並告誡丈夫不要去參加那種無用的考試。她並不擯棄愛情友情,但始終將實用放在衡量壹切的首位。《香玉》中的黃生的兩位紅顏知己,壹個熱情風流奔放,壹個淡泊高雅恬靜,正體現了作者將浪漫情思與平實之想融為壹體的願望。
四、感傷的情懷
人們大凡在現實問題上受到打擊而心灰意冷的時候,便容易開始進行壹些形而上玄妙問題的思考。當明代出現的資本主義因素在清代受到扼制的時候,當晚明那種張揚個性、肯定人的利益欲望的思潮被作為亡國之源而受到清算的時候,當漢族政權再次落入異族之手的時候, 當文字獄的災難壓得人們噤若寒蟬的時候,當經歷明末清初兩種政權而感到均無可取因而出處兩難的時候,那些痛心疾首的漢族文人不得不對現實的苦難和困惑進行哲理的思考。透過現實的種種不幸,他們猛然領悟到這是人生悲劇之所在,進而對整個人生產生了空幻之感。當然他們自己無法意識到的是,這種人生空幻意識的本身,恰恰是習慣於依附於封建政權的家國意識壹旦失去平衡的支點以後,以條件反射的方式出現的失落感和悲愴感。“只有當歷史發展受到嚴重挫折,或處於本已看到的希望頃刻破滅的時候,例如在元代和清初,這種人生空幻感由於有了巨大而實在的社會內容(民族的失敗、家國的毀滅)而獲得真正深刻的價值和沈重的意義”(李澤厚《美的歷程·明清文藝思潮》)。正是這種人生空幻感,才使得中國人的悲劇意識從歷史上較為無力和淺薄的大團圓結局,終於上升到敢於正視人生的冰冷和殘酷之所在的哲理高度。於是,整個清代文學便大體籠罩在這種悲愴和感傷的氛圍之中。從《聊齋誌異》中對人鬼之戀的遺憾,到《長生殿》、《桃花扇》透過歷史所發出的人生虛幻之感,再到《儒林外史》為八股取試所造成的士人人格悲劇所發出的挽歌,終於發展到《紅樓夢》以家族興衰寫出人生悲劇所在的典範之作,就連身為滿人的貴族公子納蘭性德的詞,也充滿了哀怨和沈痛之情。
從《聊齋誌異》全書的總體風格和氛圍主調上看,那些陰森森的鬼蜮世界和令人捉摸不透的妖狐精魅所構成的作品主旋律,顯然是與清代總體文化思潮中感傷情調極為吻合的。值得註意的是,在有些感傷故事的背後,作者還有意無意地將造成與清代政治黑暗相關的事件編織到故事背景當中。如《張鴻漸》中主人公張鴻漸因為與於七案有關的朋友鳴冤,反被誣陷而出逃。在仙境中得與狐女施舜華和和美美;回鄉後卻仍然遇到各種迫害,不得不四處躲藏。這個淒慘的故事是要告訴人們,現實的陽間顯然不如陰間那樣安全平穩。《晚霞》描寫阿端和晚霞,生時冒險賣藝,供人賞樂;葬身大海,服役龍宮,仍毫無自由;因不堪忍受,寧願再死;最後返回人間,仍遭受迫害,從而說明無論是陽間, 還是陰間,都很難找到正當的活路。這就自然引起對於生命自身意義的哲理思考。《公孫九娘》將故事人物安排為與清初著名的於七起義有關的遇難人物,首先將故事蒙上了悲涼的氣氛。女主人公公孫九娘本是大家閨秀,因母親死於於七之亂,遂自縊而死。她本來希望以自己與人間萊陽生的愛情品嘗歡樂幸福,並讓萊陽生移走自己的骨殖。但終因她死後被埋於亂葬岡中而使萊陽生無法尋找,並由此導致二人愛情的失敗。萊陽生與公孫九娘之間的愛情失敗則具有壹定的象征意味,它隱約告訴人們,生活中人們的願望與願望的實現之間或許具有難以逾越的鴻溝———它或許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透過故事表層對清初社會政治的失望和難言的感傷情懷,已經可以感覺到作者對於生命永恒遺憾的顫栗和無奈。
作者單位:南開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