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日確定婦好真有其人，是建立在發掘大量甲骨文蔔辭的基礎上的，後來再1976年於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了婦好的墓室，才確定歷史上真有其人。
然而司馬遷同誌是個史學家，不是考古學家，雖然秦漢時期的篆體字與殷商甲骨文、姬周金文壹脈相承，相似性很大，但西漢距離殷商已經過去千年之久，甲骨文散落在歷史塵埃之中，不是專門研究這個的人，誰又會註意，或許不經意間撿到了也當廢物扔掉了。
我們今天很難獲知西周時期有沒有人學者在研究甲骨文，大概是有的，或許司馬遷本人也有所接觸，但是相比發掘的甲骨文蔔辭並不多，它們之間的聯系或許很松散，不緊密，難以整理出連貫的資料，單獨壹個婦好突兀的出現，就跟妳讀殘本小說，只有那麽壹頁，其中出現了主角的幾句對話，神知道他什麽來歷，做什麽的呢？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參考了大量的資料，以及通過走訪調查的方式，綜合各地長者的口述，最終選擇可信度高的完成了《史記》的編纂工作。
《史記?殷本紀》最後，他也介紹了情況，言之《殷本紀》是他根據《詩經》中的《商頌》來編定契（殷商祖先）的事跡的，自成湯以來，很多史實材料采自《尚書》和《詩經》。
而《商頌》中關於商王武丁的有兩篇，即《長發》和《殷武》，是武丁伐荊楚的勝利後的贊歌，而《尚書》中關於武丁的也只有《高宗肜日》這壹篇，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又沒有專門藏書和收藏文物的博物館，那時候的人想要編纂壹本史書，條件是相當艱難的，大概關於殷商的事跡，也只能從宋國這個殷商後裔的口中得知了。
而經過千年的流傳，即便是殷商的後裔也不可能記得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們如今可能連自己往上數5代的祖先是誰都搞不明白了。當然古代祭祀祖先，是定宗譜的。但宗譜之上大概只留壹個名字，關於其人事跡，在殷商時代，記錄下來的可能性太低了。
在父系社會，女性的地位本來如不斷下滑，不但《殷本紀》，就是《周本紀》西周部分也沒有記載壹個女性，壹來是女性在當時社會扮演政治角色的機會約等於零，二來實在太缺乏資料了，夏商西周上千年的歷史，也不過只是弄清楚了有留下事跡的寥寥幾代君主，其他的就留下了個名字，壹生幹了什麽事，完全沒什麽記錄。
商朝人怎麽生活，怎麽說話，有什麽文化作品，政治制度是個什麽情況，對於當時的西漢人來說，完全兩眼壹抹黑。當時挖墳刨土對於重視祖先的古人來說，那是大逆不道，說以漢朝人也不太可能發現個殷商墓，就喪心病狂地把它發掘出來，這就更加限制了司馬遷對殷商歷史的考證認知。
我們今日對歷史的認知，除了歸功於古人記史論史所流傳的史料，考古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二者之間相互印證，相輔相成。然而古代史學家只是壹條腿走路，靠的還是文字記錄，已經世代口口相傳的鄉野傳說。
綜上，不能怪司馬遷只字不提，而是資料不充分，不可能在《殷本紀》中專門記錄：“婦好，武丁妻也”這麽壹句就沒有下文了吧，這很突兀也相當於是搞差別對待，人家成湯的妻子是誰都沒記錄，為什麽到了武丁這裏就要記個婦好呢？
再者而言，上古時期的史書，比如《尚書》，更多的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從歷史中找到理論支撐。《尚書》中的很多記載都是對話流，實際上上古時期的人說了什麽話，還不是全憑想象和猜測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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