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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好在甲骨文裏有大量記錄,為何《史記》卻只字未提?

我們今日確定婦好真有其人,是建立在發掘大量甲骨文蔔辭的基礎上的,後來再1976年於河南安陽殷墟發現了婦好的墓室,才確定歷史上真有其人。

然而司馬遷同誌是個史學家,不是考古學家,雖然秦漢時期的篆體字與殷商甲骨文、姬周金文壹脈相承,相似性很大,但西漢距離殷商已經過去千年之久,甲骨文散落在歷史塵埃之中,不是專門研究這個的人,誰又會註意,或許不經意間撿到了也當廢物扔掉了。

我們今天很難獲知西周時期有沒有人學者在研究甲骨文,大概是有的,或許司馬遷本人也有所接觸,但是相比發掘的甲骨文蔔辭並不多,它們之間的聯系或許很松散,不緊密,難以整理出連貫的資料,單獨壹個婦好突兀的出現,就跟妳讀殘本小說,只有那麽壹頁,其中出現了主角的幾句對話,神知道他什麽來歷,做什麽的呢?

司馬遷寫史記的時候,參考了大量的資料,以及通過走訪調查的方式,綜合各地長者的口述,最終選擇可信度高的完成了《史記》的編纂工作。

《史記?殷本紀》最後,他也介紹了情況,言之《殷本紀》是他根據《詩經》中的《商頌》來編定契(殷商祖先)的事跡的,自成湯以來,很多史實材料采自《尚書》和《詩經》。

而《商頌》中關於商王武丁的有兩篇,即《長發》和《殷武》,是武丁伐荊楚的勝利後的贊歌,而《尚書》中關於武丁的也只有《高宗肜日》這壹篇,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又沒有專門藏書和收藏文物的博物館,那時候的人想要編纂壹本史書,條件是相當艱難的,大概關於殷商的事跡,也只能從宋國這個殷商後裔的口中得知了。

而經過千年的流傳,即便是殷商的後裔也不可能記得所有的事情,就好像我們如今可能連自己往上數5代的祖先是誰都搞不明白了。當然古代祭祀祖先,是定宗譜的。但宗譜之上大概只留壹個名字,關於其人事跡,在殷商時代,記錄下來的可能性太低了。

在父系社會,女性的地位本來如不斷下滑,不但《殷本紀》,就是《周本紀》西周部分也沒有記載壹個女性,壹來是女性在當時社會扮演政治角色的機會約等於零,二來實在太缺乏資料了,夏商西周上千年的歷史,也不過只是弄清楚了有留下事跡的寥寥幾代君主,其他的就留下了個名字,壹生幹了什麽事,完全沒什麽記錄。

商朝人怎麽生活,怎麽說話,有什麽文化作品,政治制度是個什麽情況,對於當時的西漢人來說,完全兩眼壹抹黑。當時挖墳刨土對於重視祖先的古人來說,那是大逆不道,說以漢朝人也不太可能發現個殷商墓,就喪心病狂地把它發掘出來,這就更加限制了司馬遷對殷商歷史的考證認知。

我們今日對歷史的認知,除了歸功於古人記史論史所流傳的史料,考古也是極其重要的原因,二者之間相互印證,相輔相成。然而古代史學家只是壹條腿走路,靠的還是文字記錄,已經世代口口相傳的鄉野傳說。

綜上,不能怪司馬遷只字不提,而是資料不充分,不可能在《殷本紀》中專門記錄:“婦好,武丁妻也”這麽壹句就沒有下文了吧,這很突兀也相當於是搞差別對待,人家成湯的妻子是誰都沒記錄,為什麽到了武丁這裏就要記個婦好呢?

再者而言,上古時期的史書,比如《尚書》,更多的是為當時的政治服務,從歷史中找到理論支撐。《尚書》中的很多記載都是對話流,實際上上古時期的人說了什麽話,還不是全憑想象和猜測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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