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知道，語言的發展最直觀的表現之壹就是新名詞的產生。壹種新名詞就表示壹個新的事物。人們在和別的民族交往過程中，不斷會傳遞壹些新的詞匯。這些新詞傳進來以後，往往有幾個層面的意義：最表層的就是表現新事物、新知識。比如我們現在在這裏用麥克風，“麥克風”就是壹種外來的新事物，中國原來沒有這種事物，妳必須用這個新詞描繪它，給它進行定義。那麽在這個表層面之下，還有進壹步的意義，就是壹種新的知識。人在麥克風之下說話為什麽聲音這麽大？現在聲、光、電繁榮知識告訴人們聲波怎麽轉化成電磁波等等，這是壹種新的知識。再進壹步說，在這種新事物、新知識之下，還有壹個層面影響更深遠，就是壹種新的思想、新的觀念、新的價值體系，用現代的話說叫新的話語系統，這是更重要的！附帶說壹下，“麥克風”是最早的音譯，後來改用“話筒”，“麥克風”幾乎已從我們的語言中退出，但現在人們又開始越來越多地用“麥克風”，還發展出“耳麥”、“麥霸”等等。同樣，“巴士”也是壹種車的音譯，早已被“公***汽車”、“面包車”取代，但現在又“卷土重來”，有“大巴”、“中巴”、“小巴”，還有的城市成立了“巴士公司”。從這種音譯詞的消失到重現，如果仔細探究，後面有很深的社會背景呢。
比如說近代引進的壹些新詞：“科學”、“民主”等，這與中國傳統的格物、民本已經是完全不同的話語了。我們也知道比如說“黨”，這個詞在中國傳統漢語裏也有，但那是壹個很負面的意思，直到今天這種負面的意思在語言中也還存有遺跡，像我們說“君子不黨”、“結黨營私”，“死黨”等。但是，黨這個詞在近代從外國引進後，就相當程度修改了中國傳統漢語中“黨”這個詞匯的意義。“黨”這個詞幾乎完全成為具有現代政治意義的壹套話語，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深遠。又如勞動、勞動者、勞動階級、勞動神聖這些詞，對中國近代政治、對鼓舞人民參加社會活動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還要特別說說“革命”這個詞，因為以“革命”為代表的這套話語是中國近代社會劇烈變化的壹個助燃劑。
梁啟超在1902年專門寫過“釋革”這篇文章，他說漢語“革命”含有英語Reform和Revolution這兩個意思：Reform是根據壹個事物本來的面目而進行的壹些改良、改善，比如像英國1832年的革命實際上就是Reform。而Revolution的意思則是像輪子壹樣，把壹個事物完全顛倒了，比如說法國1789年的Revolution就是革命。梁啟超當時在日本，日本人把這兩個詞分別翻譯成改革、革新和革命。日本人借用了漢語中“革命”這個詞，但漢語中提到的革命是指王朝的易姓，新王朝推翻了壹個舊的王朝，所以不是現代意義上的革命。1904年的時候，梁啟超又寫了《中國歷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把革命分了三個層次，認為革命有狹義、次廣義和最廣義三個層次：最廣義的革命是指社會上壹切有形無形之事物所發生的大變化，不論是觀念的、物質的，還是壹個制度發生的根本性的變動；次廣義的革命就是指用暴力手段，用壹個新時代取代壹個舊時代；最狹義的革命是指專用兵力來推翻中央政權。
現在“革命”已是壹個常識性的詞，但剛剛引入中國的時候，人們都不明白是什麽意思，所以梁啟超就對革命這個詞做很多解釋。
剛才這幾個例子說明，新詞的引進，實際上就是壹種新事物的引進，新事物包含著新知識，新知識之下孕育壹種新概念、新的價值體系、新的話語體系。這些新的觀念、新的話語體系必將導致社會的變化。現在我們語言中的“黨”與傳統的“黨”完全不同，所說的“革命”與傳統“成湯革命”、“湯武革命”中的“革命”完全不同。新詞引進說明，在人類交往的過程中，不同的語言總是在互相影響。
二、不同語言的相互影響是不均衡的
我們知道，在不同國度、不同民族，甚至同壹國家內不同地區之間，都各有各的語言，像咱們國家就有許多方言。隨著人類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總是在互相影響。但是通過研究語言互相影響的歷史就會發現，語言的影響並不均衡。從語言影響的強弱可以看到壹個國家經濟力量的強弱，或者可以稱之為包括政治制度在內的“軟力量”是強還是弱。
我們通過觀察中國近代詞匯以及其他地方、民族詞匯的發展變化，不難發現，實際上語言也是非常“勢利”的。從道理上講，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語言影響應該是相互的、平等的、雙向交流的。但在實際情況中，語言的影響主要是單向的，即從經濟文化發達的地區向落後地區流動。要想取得與他人的平等權，自己的經濟、文化、政治要足夠發達、強大。這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壹，人們從心理上願意使用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語言。
經濟文化發達，這個民族或地區所用的語言有優勢，那些經濟、文化落後的地區就受它的影響；反之，落後地區的語言、方言很少能影響經濟發達地區。比如今天我們稱東亞的壹部分地區為“漢字文化圈”，因為過去像朝鮮、日本這些地方都使用漢字。在當時，中國的經濟發達、文化燦爛，比其他國家強，所以中國的文字、語言就影響了它們。
再舉壹個例子：東晉的時候，那些“南渡”的貴族、士族以說洛陽話為榮，歧視當地的吳語，因為吳地當時不如中原文化發達，說洛陽話壹方面是思鄉，壹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現在，“吳儂軟語”已不再被當作低級、落後的象征了。
現在好多外鄉人到上海、北京這樣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兒紮根，就要盡量說上海話和帶著京味兒的普通話。當然也不是只有中國這樣，在法國作家巴爾紮克的小說中，也經常寫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奮鬥，要改變自己的命運，首先就要盡量脫掉外省的口音，變為巴黎口音。以前俄國的貴族都是以說法語為榮的，他們彼此交談都要說法語。他們就是說俄語的時候，都故意有壹點法國腔。貴族家庭都要請法國家庭女教師，以至舊的俄國小說中經常的情節是家庭男主人與法國女教師的曖昧關系。我記得著名的小說《安娜·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國家庭女教師的曖昧關系引發家庭矛盾，她去調解引發開頭的。為什麽俄國貴族要說法語呢？因為他們自己都認為，在當時世界上，或者說在歐洲文化圈裏面，俄國的文化不如法國的，所以他們的上層人以說法語為榮，作為身份的壹個高貴的標誌。現在妳到北京“國貿”附近的咖啡館坐坐，就會聽到那些“白領”們說話時不時夾雜英語。
這種心理，妳可以不喜歡、不贊同，甚至說是“不健康”，但千百年來就是如此。
第二，經濟文化發達地區的語言更容易大面積流行。
英語是現在公認的“強勢語言”，但其中許多音樂方面的詞匯，卻是來自意大利語，說明意大利音樂的發達，英語再強，在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響，從中吸取詞匯。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國的經濟、文化最發達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詞匯就有可能進入普通話，成為全國通用的語言。例如我們經常用的“尋開心”、“陰陽怪氣”等，原來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區”，京話當然更容易在全國流行，隨著電視的普及，壹些帶有北京特色的文藝作品在全國流行更快，於是那種北京街頭巷尾的語言和壹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國流行開來。改革開放以後，廣東省的經濟發展快，於是粵語北上，形成了粵味的普通話：吃完飯了“埋單”，把壹個事情“搞定”，還有“生猛”、“炒魷魚”等等。我1984年到廣東出差的時候，見到很多美發店有壹個字是“焗”，不知道念什麽、什麽意思，查字典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現在北京的大街上滿街都是“焗油”、“鹽焗雞”什麽的，沒有寫“蒸油”、“鹽蒸雞”的。有意思的是，“埋單”被普通話改造成“買單”，壹些廣東人反而認為“破壞”了粵語的“純潔”，提出抵制、反對，說是要“保衛粵語”。我開玩笑說，這些年粵語對普通話的“破壞”還少啊！這種只允許粵語“破壞”普通話，不許普通話“破壞”粵語的觀念，與許多人認為這些年粵語大大“破壞”了普通話的“純潔”性，所以要抵制、反對粵語的觀念壹樣，都是“語言原教旨主義”。
事實說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經濟發達地區的語言，才有可能“大面積流行”，它的壹些詞匯才可能成為官話、普通話的壹部分，而其他經濟不發達地區的語言只能是邊緣，很難登大雅之堂。
第三，經濟文化不發達地區的詞匯、語言，需要壹種權威的認可才能進入主流語言。
上面兩種是通常的情況。大家可能會提出反對的例子。比如我國的東北農村經濟文化就不十分發達，但像以趙本山為代表的東北小品演員卻很了不起，把壹些東北土話，像“忽悠”這個詞，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華使其逐漸成為全國的流行詞匯。但是最重要的壹點是，趙本山的語言在電視小品中本是作為“笑料”出現的，也是通過中央電視臺這種權威的認可，才開始在全國流行的。這就說明，壹個經濟文化落後地區的詞匯、語言，要想進入中心，成為流行語、普通話的“壹分子”，實際上仍要經過文化中心的認可之後，才能夠進入主流語言中，這時才能取得壹定的話語權。
三、中國近代的新詞是怎樣登上歷史舞臺的
咱們現在要講壹下中國近代的情況。在近代以前的東亞文化圈之內，中國文化確實是最優秀的，所以中國認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鴉片戰爭之後，中國文化遇到了壹種新的挑戰，這時候中國開始壹點壹點地接受了新的詞匯，新詞開始進入了中國人的語言中，並影響到中國人的思維。
1.反對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詞
新詞剛開始產生的時候，也是往往被別人作為笑料的。比如當時有幾句打油詩：
“陽歷初三日，同胞上酒樓。壹張民主臉，幾顆野蠻頭。細崽皆膨脹，姑娘盡自由。未須言直接，間接也風流。”
“處處皆團體，人人有腦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點最深，出門呼以太，何處定方針。”
大家聽了可能會覺得這個有什麽好笑的。但當時“團體”、“腦筋”、“目的”、“精神”、“中心點”、“以太”、“方針”這些詞都是中國人聞所未聞的“新詞”。這些新詞進來的時候確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強烈的反對。現在人覺得壹點不好笑的詞匯，在當時就被認為十分可笑。
湖南有壹個保守派人士叫葉德輝，在維新運動時就痛斥這些詞，提出來要辨文體，他指責說：“異學之詖詞(按：詖音“畢”，詖詞指邪僻的言論)、西文之俚語，與夫支那、震旦、熱力、壓力、阻力、愛力、抵力、漲力等字觸目鱗比，而東南數省之文風日趨詭僻，不得謂之詞章。”當時維新運動在東南影響比較大，維新派的報紙上這些新詞匯用得多，他認為這種文風就不能成為詞章。
另外兩個例子更有名：當時清朝的大員中有壹個張之洞，以開明著稱，但就連他也反對用新詞。他有壹個姓路的幕僚，壹次幫他起草文稿時用了“健康”這個詞，張之洞壹看這個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幾個字就把這個稿退回去了。他說：“健康乃日本名詞，用之尤覺得可恨”。這個姓路的幕僚對新詞比較了解，他寫了幾個字將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詞乃日本名詞，用之亦覺可恨”。歷任湖廣總督、兩江總督的端方，在壹次批閱學生“課卷”時寫到：“謂其文有思想而乏組織，惜用新名詞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組織”也是新名詞，因此成為壹時笑談。
反對用新詞者如張之洞、如端方，也無法擺脫新詞，歷史的舞臺上這些新詞不可避免地登場了。這使我想起了壹個俄羅斯的謎語：不是蜜，但是能黏住壹切——謎底是“語言”。
2.近代中國通過日本來了解西方，這表現為對日本新詞的引進
甲午戰爭之前，哪怕是先進的中國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戰爭之後，中國被日本打敗，中國開始向日本學習。1900年前後，大批的中國留學生赴日，由於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習慣用漢語的詞匯翻譯西方的詞匯，這些詞又被那些留學生大量帶回中國來，因此從日本轉譯過來的西方書籍，遠遠超過了當年中國人直接翻譯的西方著作。
梁啟超流亡日本後，寫了壹篇文章說，應該向日本學習，這樣妳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詞匯、新知識、新觀念。他說自己住日本數月，開始學日本文，讀日本書，才能見到從前沒有見到過的那麽多書。大家知道，在那個時代梁啟超應該是中國新知識的代表人物之壹了，但他通過在日本的學習，竟覺得自己就好像在“壹個黑暗的房間裏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饑餓的時候突然有壹頓酒肉”的感覺。過了幾年梁啟超又寫文章回憶他在日本的經歷。他說在日本壹年後使自己的“腦質”為之改變，思想言論與前者相比好像兩個人。梁啟超原來寫文章多數是用中國的術語，從日本回國後就改用日本的新詞。所以他說社會的事物越來越復雜，新事物的出現就會有新名詞的出現。壹個新的東西，壹個新的制度，壹個新的意境出現，就會有壹種新的名詞來描繪它，來定義它，來傳播開來，新新相引才能不斷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