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最清楚的就是在吃過晚飯後，父親拿出記工分的表，把他們那個組壹天的情況做個統計，出勤、出了多少礦、誰請假了，這類的。記得他們那個班上屬他年輕，那幾個伯伯都比他大。小時候翻看戶口本時，才知道父親的“文化程度”那壹欄中寫的是“高小”，很長時間以來，不知道“高小”是個什麽文化程度。直到多年以後才知道所謂“高小”其實是高年級小學學歷，就是五、六年級的學歷。會寫自己的名字，也大致能寫別人的名字，會記工、算工分，後來甚至還能讀報紙，也愛看《新聞聯播》。
我壹直奇怪生於解放前的父親怎麽會識字，我們家幾代貧農吧，不會有閑錢讓他上學。後來父親告訴我他是解放後上“掃首班”識的字，很多年以後他還記得梳著麻花辮的老師用教鞭打手的事，後來說啥也不去上學了。
掃盲運動的背景，是新中國剛剛成立時，我國的文盲率高達80%。文盲成為新中國邁向現代化的攔路虎。為解決這壹問題，在全國展開掃盲運動。就是在這種背景下，父親上的“掃盲班”，對於父親來說，“掃盲班”至少在某種程度上給他帶來比較大的變化。
壹是能簡單作文字工作。如記工、算工分，和那些與他壹起幹活的伯伯們比，算文化人。據父親說，年輕時當過壹年大隊長（就是現在的村主任），因為不愛管人，幹壹年不幹了。這經歷應該和上過高小有關。
二是相信書本相信科學。能讀報紙，遇不會讀不會寫的字會查《新華字典》；在家裏承包葡萄園那些年，買了不少葡萄種植的書，在種葡萄過程中碰到啥問題，向書本中找答案，其中壹本被他翻爛了，顯然奉書為師。而且父親種葡萄的水平的確可以，在村裏數壹數二，地頭鄰居們常來和他探討種植手法，也算個“土專家”。去年疫情期間，父親告我們“聽國家的，不讓串親戚就不要串了”。
三是對未知事物不輕信。他的壹個兒的玩伴入了天主教，壹度邀他壹同加入。把上帝說得無所不能，說得口吐蓮花，手舞足蹈，上帝能這樣能那樣的。父親淡淡地對那個伯伯說：今年雨水多，葡萄爛的多，不好賣，讓上帝幫咱們把葡萄賣了唄！那個伯伯後來再沒和父親提上帝的事。而且幾乎從不相信天上掉餡餅的好事，以農民的樸實純樸實實在在過著自己的每壹天。
應該說，解放後的“掃盲運動”改變了如父親這樣壹代人的命運，而且壹直影響到現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