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明顯重視先秦思想之外（這也是西方漢學界的壹貫傳統），該詞典對20世紀的中國哲學給予了特別的關註。就人物辭條而言，假如包括候選部分，本世紀的中國哲學家就占了將近三分之壹，這個比例是相當驚人的。對於當代中國哲學的發展大勢，本詞典做了三點歸結：壹是西方哲學的重要影響，二是在大陸居於主導地位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發展，三是新儒家哲學在港臺海外地區的復興和成長。向西方學習，構成了20世紀中國文化的基調，哲學亦不例外。當代中國哲學在本質上已經有別於傳統的中國哲學，當代中國哲學家無壹不受到西方哲學的浸染，從問題意識到言說方式均已程度不等的西化，所以離開西方哲學的背景就無法分析和理解當代的中國哲學。從新文化運動時期的傳播到1949年之後演變成為具有官方意識形態色彩的獨家之學，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經歷了獨特的發展過程，構成了當代中國哲學的壹條主線。毛澤東成功發展了馬克思、列寧的某些方面，提出了具有中國思想背景的、對當代世界產生了壹定震撼力的學說。但這種思想的極端化，將中國社會帶向了崩潰的邊緣，也極大地弱化了當代中國哲學的創造力。從1978年以後，這種情況已發生了很大的改變，獨斷式的馬克思主義正日益走向多元化，處在壹種苦苦的探索之中。和主流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相比，大陸邊緣的港臺地區所生長出的新儒家哲學顯然只是學院式的，並沒有融入到臺灣的官方意識形態之中，因而也就沒能產生多大的社會影響。這壹傳統色彩頗濃的思潮，其主將皆為專業哲學家和大學教授，從香港的錢穆、唐君毅，臺灣的方東美、徐復觀、牟宗三，到目前仍然活躍在國際學術界文明對話前沿的余英時、劉述先、杜維明，莫不如此。
對當代中國哲學的矚目和追蹤，預示了世界哲學格局正在發生微妙的變化，西方傳統的哲學範式觀念正在被突破，哲學史的疆界和外延已經超越出了西方自身。傳統上，哲學被視為西方所獨有，所謂哲學就是指西方哲學，不包括西方以外的思想。我們所說的中國哲學之內容，壹般是作為東方思想的壹部分被附贅於東方宗教的研究領域，或者是作為中國歷史研究的思想史背景材料來處理，或者是構成描述中國文化的大敘事結構的壹兩個基點。至於用學科歸類的眼光，將它和西方哲學硬捏在壹起，歐美人實難以接受。所以到今天為止，他們的大學哲學系絕不包括中國哲學部分，絕少開設有關中國哲學的課程；他們的哲學刊物也很難見到研究中國哲學的論文，哲學著作基本上與中國無涉。這樣，以往的哲學詞典和哲學史，內容上也就只包括了西方部分，而沒有中國部分，這種情形相沿成習，早成定格。二戰後，隨著東西方文明交融的加深，特別是70年代後，工業東亞的崛起，歐洲中心主義的老調曲終人散，唯西方的壹元觀也大為褪色，東方被重新擺正在當代世界的格局之中。東方文化，特別是東方的宗教和哲學思想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某些內容已逐漸滲透到了西方學術的主流話語之中，西方傳統人文學科的純質狀態正在被打破，哲學領域也開始出現了具有東方色彩的異質之音。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新編《劍橋哲學詞典》才第壹次如此大規模地收錄了非西方哲學內容的辭條，肯認了東方哲學的價值，給了中國哲學以應有的地位。
作為東方思想之主要代表的中國哲學，雖說早在啟蒙時代即已播撒於歐陸，但長時間裏只是作為獵奇的對象在狹小圈子中被觀玩（伏爾泰可為代表）；浪漫時代以降，更是聲譽跌落，被視為是人類童年智力的產物（黑格爾可為代表）。所譯介流傳的典籍，僅限《易》、《老》、《語》、《孟》等幾部，稍具輪廓的人物形象，只有孔、老等數人。秦漢以下，少有人述及；當代意義，更無從談起。這種狀況的真正改變，壹直要等到二戰以後，特別是最近的二三十年。以美國學術界為例，早年的漢學家多主治文史，於哲學少有問津；而今天卻不乏哲學科班出身的精兵良將。所以專門研究中國哲學的漢學家數目正在增多，做中西哲學比較研究、或兼跨兩種內容哲學著述的大學教授已不鮮見。對中國哲學的研究，領域已極大地拓展了，問題也已相當的深入，早已是今非昔比。尤其值得註意的是，隨著工業東亞問題的浮現和中國的崛起，中國哲學的現代性和當代意義問題日漸顯豁，已經成為這壹研究領域的熱門話題。說明過去只是將中國傳統哲學作為業已死亡的文明遺存的博物館心態正在消退，而代之以起的是在今天的中國和她的哲學傳統之間尋找壹種內在的延續性及轉活的意義。《劍橋哲學詞典》之對當代中國哲學的重視，正是這壹轉向的明顯表征。
當然，比之伊斯蘭、古典印度等非西方的文化資源，中國思想被接納與西方學術加以融匯只能說是剛剛開始，還談不上有實質性的影響。中國哲學的觀念和問題能否打入西方學術的主流話語？還是壹個有待時日方能印證的設問，過分的樂觀顯然還為時尚早。但這兩種哲學交流的巨大反差似乎正在發生著某種改變，中國哲學的身影已開始全面地進入到西方學術界的視野，這卻是《劍橋哲學詞典》明白無誤地透露給我們的準確訊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