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壹座城堡式古老村落，依山傍水，現存建築大多是明、清之遺構。
郭峪城是為避難自保而修的防禦性建築，修建於明崇禎八年。城中央有防禦建築“豫樓”，建於明崇禎十三年(1640年)，計七層，高33.3米。每層五間;西城門內有元至正年間創建，復修於萬歷年間(1573—1620年)規模宏大的湯帝廟;還有保存較好的40多幢明清古宅。城墻雄偉，雉堞林立，豫樓高聳，古廟森嚴，官宅豪華，民居典雅。各種建築在郭峪村小小的鄉間聚落中形成了有機的系統，成為獨具特色的北方鄉村古代建築群。村中現存碑碣壹百余塊，不僅文字精美，而且保存了大量的明清史實。 歷史郭峪城：據碑刻記載，郭峪村曾在明崇禎五年（1632年）數次被流寇蹂躪，鄉人慘遭屠殺，死殘八九。明崇禎十壹年（1638），村紳為了防禦農民起義軍，修建了郭峪城。是年農歷正月十七動工，十月竣工。城高12米，闊5.3米，城周1400米，城內面積17.9萬平方米。城堞450個，東、北、西城門3座，另有東水門1座、有敵樓10座、窩鋪18個，轉角有木亭。為輔助城墻又增建窯洞，壹便居住，壹便防守。窯凡三層，***628眼，故名蜂窩城。這些窯洞具有戰時貯存軍械、糧食、藥材和藏兵的功能，比普通民居更具防止火攻的功能，體現了建城者的聰明才智。城墻上置有城防鐵炮數十門。城內居民多為明末建築，城中心建有七層豫樓壹座，十分醒目。郭峪城歷經300多年風雨，城垣殘破，民國年間範月亭任村長時，曾對城墻進行了規模較大的維修，維修後，敵樓威嚴，雉墻整齊，城上四周騎馬可通。土地改革時，城窯分給了村民個人。建國以來，村民建房，村裏搞公***建築，拆用城窯城墻磚石，郭峪城被嚴重破壞。1994年，村裏投資30萬元，對城東門右側壹段城墻及城上的奎星閣、菩薩閣進行了維修。郭峪城現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郭峪不僅古代輝煌，今天也是晉城市聞名的小康村，工農業總產值7000多萬元。近十多年來，全村老年人在蒼龍嶺開山值樹60多萬株，受到省、市多次表彰。郭峪人立誌大力挖掘祖先創造的歷史文化遺產，開發旅遊，古村·郭峪將以它獨具特色的古代建築群，博大精深的文化底蘊，給遊人以特殊的、美的享受。自明代中葉至清初的壹百多年間，郭峪出過18位舉人，15位進士，明清兩代，“官侍郎、巡撫撫、翰林、臺省、監司、守令者，嘗不絕於時。”清同治《陽城縣誌》稱，“陽城地雖褊小，亦舊為人文淵藪。”據統計，陽城歷史上曾有123名進士（其中武進士3人），名列山西各縣前三名之內,而明清兩代有63名進士，為山西省之冠，其中郭峪村竟出了15名。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蔡沾雨撰《郭峪鎮仕宦題石記》載：“吾鄉自宋元以來，達顯無聞，起明成化以迄於今，人文累累，甲第連連。其間喬梓踵榮，花萼輝映，或建牙開府，或畿甸定安；或卿二秋曹，而洗怨澤物；或出入承明，而勛留丹史；或臺垣司諫，而山嶽震搖；或折沖外臺，而憲邦著績。至說巖公，登庸三事，典載化機，開冀南四百余年未有之會，而文德嘉謨，直紹伊呂。”明代末年，郭峪村有張好古壹門三進士，張鵬雲壹家“祖孫兄弟科甲”。
清順治丙戌年（公元1646年），陽城縣有“十鳳齊鳴”，其中就有郭峪村的張爾素，後任刑部左侍郎。清順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戊戌，陳廷敬考中進士。
歷任秘書院檢討，國子監司業，內閣學士，禮部、吏部侍郎，左都禦史，工部、刑部尚書，累官至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陳廷敬為官50余年，主持編修《世祖章皇帝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鑒古輯覽》、《皇輿表》、《明史》、《康熙字典》、《康熙詞譜》、《康熙曲譜》、《佩文韻府》等書，晚年手定《午亭文編》50卷。如此說來，郭峪村為中華文化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郭峪村約建於唐代。據唐代徐綸於乾寧元年（公元894年）所撰的《龍泉寺禪院記》中記載：“是院之東十數裏，孤峰之上有黃砂古祠。時有壹僧，莫詳所自，於彼祠內諷讀《金剛般若》之經。壹日，有白兔馴擾而來，銜所轉經文，厥然而前去。因從而追之，至於是院之東數十步。先有泉，時謂之龍泉。於彼泉後而止，僧疑之而感悟焉。因結茆宴坐，誓於其地始建剎焉。亦莫究其年代矣。人煙豈夐，基址常存。同靈鷲以通幽，類給孤而建號。東鄰郭社之陌，前據金谷之垠，既名額以未標，稱郭谷而斯久。”可見唐昭宗以前，這裏已有郭姓村舍。郭峪村在明代為裏，明崇禎十壹年張鵬雲撰《郭谷鎮重修碑記》記述：“吾鄉郭谷，夙稱巨鎮。聚廬而處者千余家。”可見到明末，郭峪已是壹處大鎮了。清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陽城設十壹都，郭峪裏屬章訓都。其時，郭峪包括郭峪上下許多村落，其中較大的有溝底、大端、黃城、大橋、東峪、於山等五六個，而大村中往往又包括壹些小居民點，如侍郎寨、黑沙坡等。明清以前的郭峪村，植被豐厚，河清廟古，林木蔥蘢，真是壹處環境幽雅的生息之所。當時許多鄉間文人學士在此留下了贊美的詩篇。
乾隆時的郭峪人張文炳有《樊川三首》詩，其壹為：谷雲低渡水，峰嶂遠連天。村徑緣溪入，薜蘿繞砌穿。綠垂深院竹，紅濕壹池蓮。幽意真殊絕，樊川勝輞川。清乾隆年間黃城村人王炳照（1743—1798）在《龍泉道中》雲：壹灘高士畫，十裏野人家。小雨濃桑葉，輕風落柿花。樓危臨澗直，塔回出林斜。望望龍泉寺，香燈憶結跏。明代末年，以高迎祥、李自成為首的農民軍在陜、晉、豫等地進行了長達十幾年的拉鋸戰，其中老十三營王嘉胤的壹支義軍，為籌集錢糧經常滋擾劫掠這壹地方。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11年）《山西省陽城縣鄉土誌》載：“崇禎四載，流賊猖狂，九條龍、紫金梁、老回回綽號之渠魁不壹。”原文註：“崇禎四年，流賊王嘉印（胤），即九條龍，轉掠至陽城，總兵曹文詔擊斬之。其黨王自用，號紫金梁，與老回回往來陽城間，民被其害。”“五六年間，邑民塗炭，潤城都、郭谷裏諸鄉之殺掠尤多。”《郭谷修城碑記》載：“崇禎五年七月十六日卯時，突有流寇至，以萬余計。鄉人拋死拒之，眾寡不敵，竟遭蹂躪。殺傷之慘，焚劫之兇，天日昏而山川變。所剩孑遺，大半鋒鏑殘軀。或殺間奔出與商旅他鄉者寥寥無幾。”為躲避農民軍劫掠，樊溪河谷眾多散居的小戶遷至大村附近，以加強集體防禦力量，形成了郭峪這樣較大的雜姓村落。經過明末戰亂，陽城四鄉村落變得十分蕭條。
清同治《陽城縣除荒救民碑記》中載：“陽城縣前此無荒也，始於闖寇之變，桑田遷易，姜逆繼之，蹂躪更多。計明代丁口十萬有奇，今雖生聚數年，供者不過兩萬余，雕敝之象不堪矚目也。”郭峪也毫不例外地受到影響，生態環境遭到了破壞。好在郭峪地處關津要沖，恢復生氣較快。清初，陳廷敬在《義冢碑記》裏說郭峪人“好力作負販，俗尚儉嗇，四方來居者人口日眾。”外來人口使郭峪村恢復了元氣。郭峪古城堡正是在這樣兵荒馬亂的時代背景下為求自保而興建的防禦性建築。
關於李自成農民軍攻打郭峪及修城堡的過程，現存豫樓五層西墻的《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得十分詳細清晰。該碑高約60厘米，寬約203厘米，是當時村中社首王重新所撰。王重新（1656—1593），字煥宇，號碧山，世居郭谷，後易籍龍莊，然始終居郭谷。七歲而孤，年十四即“挈父遺橐行賈長蘆、天津間，俛拾仰取，不數載遂至不訾……因以漸裕，家聲不少墜。”後“以例入太學，可仕，弗仕。力崇儉仆，不事奢靡。素苦服疫，不良於行，或勸其乘肩輿，謝不敢。”生前多所賑濟。他在《煥宇變中自記》碑中記載：“崇禎四年（公元1631年）四月間，陜西反賊王加（嘉）胤在平陽府作亂。總兵牛世威、副將曹文詔領兵剿殺，自霍州山追趕至竇莊、坪上。經過竇莊，有城幸免，賊患坪上，無備被搶。官兵繼後追至陽城縣聖王坪花兒溝絕路，胤侄將加（嘉）胤捆至軍前，請罪投降，牛總兵即將加（嘉）胤斬首。……官兵回省報捷，路由潤城、史山，本處鄉民疑兵為賊，飛磚亂石攔截阻擋。”
壹年之後，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七月十五日，農民軍分兩路向郭峪村襲來。中午時分，農民軍哨馬數匹來到村東史山嶺塔堆地哨探，鄉民奮力趕殺，探兵逃走。當天，農民軍“夜宿於家山、長河、葦町、湘峪、樊山、郭莊等處。十六日卯時，賊仍由兩路合為壹處，先至吾村東坡。東坡初間拒敵甚勇，漸漸賊來眾多，東坡事敗。東坡即招討寨，即今侍郎寨。農民軍攻打時，鄉民借寨墻作掩護，用自制的神槍火炮奮力還擊，但農民軍人多勢眾，又將寨墻轟塌多處，鄉民只好退回寨中。農民軍乘勢將寨圍住，盡管“以吾村堅銳拒敵，現時人心似為可恃也。不意午後雲霧彌漫，大雨淋漓，神槍火炮置之無用，人在房上站立不定，雖有智勇無所施矣。賊乃乘雨，壹擁前來，四面圍繞。壹村人民，欲逃無門。以十分計之，逃出者僅僅壹二分。餘有逃至山溝野地者，又被摟山賊搜出。”農民軍將俘獲的鄉民集中在壹處，逼他們交出錢財，交不出錢財或所交令農民軍不滿者，均嚴刑拷打，慘不忍睹。“賊於十六日至十七日夜間，將人百法苦拷，刀砍斧劈，損人耳目，斷人手足，燒人肌膚，弓弦夾腿。火……即有茍存性命者，多半殘軀。經查，殺傷、燒死、縊梁投井，餓死小口，計有千余……金銀珠玉、騾馬服飾，罄搶壹空。豬羊牛只，蠶食殆盡。家家戶戶無壹物所存，無壹物不毀。”農民軍在村中五天，到四月二十日才離開。這五天中，附近的黃城村由於在明崇禎五年（公元1632年）已修起壹座避難的“河山樓”，此時雖然尚未完全竣工，陳氏合族已將大量物資備於樓內，且有供給充足的水源，以致農民軍在圍樓十日後仍攻不下而保全陳氏族人800余口性命。農民軍離開郭峪後，又進攻周村。因“大雨淋淋，馬不能前，周村得以保安，而吾鄉不免喪敗。”“賊乃復往大陽、馬村，所過鄉莊，盡被搶掠，裹去男婦無數。人馬甚多，夜占四五十村。煙霧蔽日，火光沖天，左右被害無窮”，“獨周村保全壹城，上佛保全壹寨，吾鄉保全陳氏（黃城）壹樓，余皆破損。”這是農民軍第壹次攻打郭峪村。同年十月初八日，農民軍又“自大陽、馬村由長河來吾村”，鄉民們見兵已到嶺上，能逃的紛紛逃走，不能逃的急忙往煤窯中躲藏，結果“男婦壹擁入窯，窯口窄小，踏死九十三口。上佛井則溝窯內亦如此，踏傷男婦五百余口”，情況十分淒慘。這是農民軍第二次攻打郭峪村。經過兩次教訓，郭峪人“聞賊知懼，無處躲避”，
壹些村民“各家攢錢，造地洞數眼，皆由井口出入，見者以為極妙。”崇禎六年（公元1633年）四月十六日，農民軍第三次進攻郭峪。進村後“初不見人之去向，以為奇跡。及搜見壹二人，百般拷問，壹壹引至洞口，賊尚不敢入，先用布裹幹草，內加硫磺，人言藏火於內，用繩懸在井中，毒氣熏入洞內，人以中毒，不覺昏迷氣絕”，以至“北門外井洞計傷八十余口，館後井洞計傷數十人，崖上井洞計傷數十人，並吾村之藏於炭窯、礦洞者，***傷三百余人，苦絕者數家。”這次，農民軍劫走不少錢財。二十日，曹文詔領官軍七千，自周村發兵至郭峪，分三路斬殺農民軍首級千余，以為得勝，退至周村慶功，犒賞三軍。不料，農民軍又殺了個回馬槍，第四次打到郭峪。此次是郭峪遭洗劫中最慘痛的壹次，四日中，“殺死熏死屍骸滿地。天氣炎熱，臭氣難堪。即有壹二未受害者，天降瘟癥，不拘男女大小，十傷八九。”自第四次農民軍劫掠之後，村民“無地可避，每日驚慌，晝不敢入戶造飯，腰懸米食；夜不敢解衣歇臥，頭枕幹糧。觀山望火，無壹刻安然。”有錢有勢人家多避居縣城及安定之村莊，而“貧寒者為農事所羈，宿山臥嶺，聞風驚走”。郭峪村壹片雕敝之象。於是，“吾鄉不得已，設處錢糧，東坡修寨”，怎奈“寨工雖完，無險可恃，人心終於不安。”這時，曾任薊北巡撫的張鵬雲“極力倡議輸財，以奠磐石之安”，並“勸諭有財者輸財，有力者出力”。劫後余生者積極行動起來，於崇禎八年（公元1635年）正月十七日開工修城，由社首富商王重新組織籌資督工。他先自捐銀7000兩，有錢鄉民踴躍籌集白銀萬兩，無錢的以役代捐。不到十個月時間，郭峪城告竣。這壹年，農民軍十三家七十二營的首領在河南滎陽聚集，***商戰略之後東征鳳陽，然後轉戰中原。崇禎十年（公元1637年），農民軍又壹次占據陽城南山，並“在西烏嶺口婉子城、陽、沁、濟源地方”頻繁活動。盡管戰爭局勢緊張，此時的郭峪村人卻安穩地居於城中，“雖累年兇旱，未至大荒，衣食猶可粗足。”城墻之功，可見壹斑。壹城即築，四方畢固，然“記賊出沒始末畢詳，且盡藏之篋中。”於是，崇禎十三年（公元1640）正月十五日，王重新與村首們***同協商，“矢力繕修，克成前誌”，並請風水先生“考極相方，爰宅厥中”，在村中高地上建起壹座與黃城河山樓相似的七層碉樓。樓即成，取《禮記·中庸》：“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之意，名之謂“豫樓”。豫樓“縱二丈三尺許，橫五間，四丈五尺。址其深而堅也。層而上之者七次，極澈頂次計八丈。登斯樓也，心舒目行，忽焉若飄浮上騰，以臨碧際。”畢其數十裏，盜賊無所遁形。郭峪自此可謂固若金湯。郭峪城墻平均高12米，臨樊溪河岸則高達18米，周圍1400米，不僅是當時附近村鎮較完固的防禦工事，也是至今保存較完整的村鎮式古城堡。據有關專家認定，此城高度，比北京故宮城墻還高壹米多。這在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實乃冒天下之大韙之舉。由於城墻為宥，郭峪村大戶人家所建之宅均基本完好地保存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