眭 讀音為 sui 第壹聲 同音字有：雖尿荽
鼐 讀音為 nai 第四聲 同音字有：奈耐佴
晗 讀音為 han 第二聲 同音字有：含寒汗
這時我發現，曹文在對“恪”在京津地區有kè、què兩讀的認定
上，在對陳寅恪先生本人對異讀的態度的理解上，和拙文並無根本性的不同。連說陳先生本人簽名中的恪用koh標音，h表示入聲，也是從拙文引去的。
那麽，不同在哪裏呢？首先在於拙文是從語音演變的角度切入的，曹文是從文白異讀的角度切入的。也就是說，拙文更註意於歷時方面的問題，曹文更註意於***時方面的問題。於是就顯得我們之間的討論，不像是在同壹個層面上。而我以為，文白異讀的產生，其實正是語音演變造成的。這點，放在下面再來說。由於切入點不同，我們之間對下面兩個問題的認識相左：①曹文認為鑒於陳寅恪先生的情況，還是讀què為好，拙文則認為，在正式的場合應該按規範讀kè。其他的人，如果名字中有“恪”，也當然以讀kè為典要。②曹文認為，“恪”的變音què是符合語音演變的規律的，拙文則認為是壹種規律的例外，是壹種特例。
這裏關系到兩個問題：①對音變的認識和研究，②對音變的整理和規範。
音變是否都是符合規律的？有沒有規律之外的例外？我想，這個答案早就有了。當然有例外。
現在談到廣切韻系統中的牙喉音部分字在今天讀成j/q/x聲母的顎化問題。這個顎化，是依據壹、二、三、四等和開、合口而有所不同的，而且在不同的地區又有不同的表現，呈現不規整的狀態。這在拙文中已經說明了，此處不贅。
牙喉音的壹等字，就規律而言，未見顎化。這個事實是否真實？我以為是真實的。“恪”是壹等字。這是否真實？我以為是。那麽，結論只能是：“恪”讀成què是不符合規律的，是規律的例外。曹先生如果不這樣看，請舉例說明。實際上，我也在努力尋求其他壹等字顎化的例子。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客”條提到明代天啟年間北京“客”字已顎化讀如“茄”外，還提到“《元史》怯烈氏或作克烈”，克是溪母壹等字，這會不會是“克”字顎化的證據呢（如果這樣，實在不可思議了）？當然，從另壹方面來說，會不會是“怯”字尚未顎化的證據呢？查了《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克烈部族的音是Kereyid，這就證明，其時連三等字的“怯”也沒有顎化呢。用“客”讀qiě來證明“恪”讀què是符合規律的，這是舉證不能。因為“客”是個二等字，與壹等的“恪”隔了壹層。拙文中對此和其他的論據都已經作了很詳細的分析了。曹文似乎根本就不看。我們討論問題，只能從學理出發，從實際出發，而不能從別的什麽出發。不能說什麽名人已經認定是什麽就是定論。如果要用二等字的顎化來證明壹等字也可以顎化，那北京話中有壹個更切近的例子，就是“殼”字，這個字，在北京話中有三個音：ké/què/qiào，其中的què雖然在1963年廢除了，但它確實存在過，也許至今北京也還有人在使用，這用來證明“恪”的ké/què兩音不是更為直截了當嗎？但是，這在本質上和用“客”來證明是壹樣的，是舉證不能。
拙文用了相當多的文字討論“恪”為什麽會發生例外讀成què，用了王士元先生的詞匯擴散理論。歸根結底，是它的音韻位置不太明確，它有個異體字作“愘”，而“愘”是二等字，這大概就是使它顎化的重要原因了。這種假設是否合理，當然可以討論。但是，這和曹文輕松地用文白異讀來簡單推斷是不壹樣的，不在壹個邏輯平面上。
既然曹文認為從文白異讀的角度切入便很容易說明問題，那我也就跟進吧。
文白異讀作為平面的描寫，當然不太難，但是要研究為什麽會有白讀，研究白讀在變化的原因，卻是很艱難的事。
曹文似乎對文白異讀的性質有理解上的誤差，他簡單地以為“文白讀都符合語音發展規律”，這就太缺乏音韻學上的常識了。如果這樣簡單，那麽，那些研究文白異讀的學者還能稱為專家嗎？就拿曹文所舉的例子來說，“軸zhú/zhóu”兩音中，現在的詞典中已經將文讀zhú取消，只剩下白讀的zhóu，而白讀卻又增加了zhòu音（如壓軸戲），白讀為什麽要產生，白讀為什麽要趕走文讀？這個白讀為什麽又衍生新的白讀？而類似的“熟shú/shóu”，卻為什麽文白兩讀都還存在？也沒有產生新的白讀？這兩個字在廣切韻系統中，音韻位置除了聲母有澄和禪之別外，其他完全相同。曹先生能將這其中的規律給我們顯示壹二嗎？實際上，我們如果不承認有規律之外的特例，許多語音變化是無法解釋的。北京話中的文白異讀，集中在廣切韻系統中的入聲字。現在主流的看法是，白讀是由文讀衍生的。但問題還不少。
曹文以為鑒於陳寅恪先生的特殊情況，“讀kè,有違大家特別是國學界的習慣”，應該讀què，因此，必須突破原先的普通話的規範。這是我不能認同的。
即使按照名從主人的習慣，迄今也找不到陳先生說“恪”讀què的實證。相反，除了用“koh”之外，陳先生致傅斯年的第76通信中，簽名為“ChenYinKe”（見《陳寅恪集·書信集》頁119,三聯書店2001年版）。這個簽名，正和他對畢樹棠先生強調自己的名字讀ke壹致(見黃延復先生文《陳寅恪先生怎樣讀自己的名字？》2007-03-23《中華讀書報》)。這就是用國語音了，也就是北京音的文讀。另外，1938年10月4日由杭立武為陳寅恪申請劍橋中文教授事致大學中國委員會的函件和附件中，兩次強調“陳寅恪(ChenYinchieh)先生比較喜歡他的名字的羅馬拼音作'TchenYinKoh'”（見程美寶女士《陳寅恪與牛津大學》，《歷史研究》2000年第3期）。羅馬拼音“chieh”，按照當時使用的威妥瑪式拼音，是讀qiè的，讀què就要寫成chueh了。看起來，當時將陳先生的名諱讀作qiè倒是更普遍些。但不管如何，這個材料充分說明，陳先生本人並不認同qiè、què之類的讀音。
陳先生是江西義寧人，義寧是今天的修水，修水的吳應瑜先生（《義寧陳氏五傑》的撰稿人）在電話中告訴我：修水有土話，也有客家話，這兩種話在讀“恪”的時候沒有什麽區別，都念ko（入聲），折合成普通話，那就是kè。他還告訴我，曾在南京圖書館工作的陳寅恪的胞弟陳方恪，在所填的登記表中，特地在“恪”旁註上註音符號“ㄎㄛ”（相當於漢語拼音的ko。見潘益民先生《陳方恪先生編年輯事》圖版）。總不能同壹個譜派而兄弟異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