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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麽讓我們的孩子變得忙碌卻脆弱?

如果父母期待壹個1歲半的孩子摔倒了不哭,結果他卻哭了,他就可能認為孩子很脆弱。即使現在很多家長意識到讓學步期的孩子磕磕絆絆壹下沒有關系,鼓勵他爬起來才是家長應該做的事,但是家長鼓勵的聲音又可能加劇孩子的依賴心理,孩子哭得更厲害了。

是孩子們真的在變脆弱,還是我們總認為他們是脆弱的,結果他們就真的脆弱了?

在《嬌慣的心靈》這本書中,兩位作者格雷格·盧金諾夫和喬納森·海特提到了三種近年來廣為流傳的人生謬誤:謬論1. 脆弱人設:凡是傷害,只會讓妳更加脆弱。謬論2. 情感 推理:永遠相信妳的感覺。謬論3. 我們vs他們:生活是好人和惡人之間的戰鬥。

他們認為,我們害怕孩子受到傷害,總是盡全力幫他們拔掉眼前的釘子。但是這種安全主義卻讓孩子習慣了把自己的感覺放在第壹位,把人做好與壞的二元論劃分,只要看到他們所認為的“爆點”,怒火就能在網絡上燎原。

今天書評君帶妳看的這篇文章,經出版社授權整理自《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麽沒有煉成的?》。在對孩子的過度擔憂中,我們正在更加嬌慣孩子。

原作者 | [美]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摘編 | 王壹

《嬌慣的心靈:“鋼鐵”是怎麽沒有煉成的?》,[美]格雷格·盧金諾夫/喬納森·海特 著,田雷/蘇心 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20年7月。

要說今天的孩子被寵壞了,被縱容了,四體不勤,這麽說顯然是不準確的。現如今的年輕人,至少那些為進入好大學努力的中學生承受著巨大的壓力,他們不僅要在學業上表現優異,而且還要應付課外成績的冗長清單。

與此同時,當十來歲的青少年沈浸在社交媒體的空間時,他們還要面臨此前未有的騷擾、侮辱和 社會 競爭。更不必說經濟問題,全球化、自動化和人工智能已經重塑了我們的經濟,大多數工作都經歷著工資滯漲。再看未來,如今孩子的經濟前景是高度不確定的。所以說,大多數孩子並沒有壹個輕松的、隨心所欲的童年。

可是為什麽又說他們更脆弱了呢?因為在保護孩子這個問題上,成年人如今做得實在太多了,他們把手伸得太長,這也就會導致某些負面的結果。根據字典的釋義,“嬌慣”就強調了這樣的過度保護——例如,“以極端或者過度的關心或愛意來對待”。

過度保護只不過是更大 社會 進程的壹部分,我們稱之為進步所帶來的問題 (problems of progress) 。這個概念,指的是原本良性的 社會 變革卻會產生某些不良的 社會 後果。

比如說,我們的經濟系統現在可以用較低成本生產出充足的食物,這是進步;但它也導致了肥胖癥的流行,這是問題。我們可以與他人進行即刻的互聯和溝通,不需要任何經濟花費,這是進步;但這種超級互聯可能正在損害年輕人的心理 健康 ,這是問題。我們有了冰箱、抗抑郁藥物、空調、冷熱可調節的自來水,想壹想那些從人類物種起源時就伴隨我們祖先的種種匱乏和艱辛,我們現在確實可以輕而易舉地避開它們。對於我們而言,舒適和身體的安全是莫大的福利,但它們也附帶著不可否認的代價。

我們現在適應了更舒適的新生活,若要判斷哪些不安全和風險是不可容忍的,當然也就會隨之降低標準。根據我曾祖父那輩人的判斷,大概我們所有人都是被嬌慣的。每壹代人都往往認為下壹代是軟弱、不成器、缺乏韌性的。

01

“懶”不下來的父母

有些家長在安全主義這條道上已經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2015年,密蘇裏州的壹家人自導自演了壹出好戲,他們“綁架”了自家6歲的兒子。父母想要“給他上壹課”,讓他有切身的體會,原來對陌生人友好是最危險的。

當然,這樣的父母確實天下少有,竟想到以這樣恐怖的方式來“教育”孩子。但這只是冰山壹角,更常見的情況是安全主義被通過微妙的方式教導著下壹代,比如現在的父母不敢讓十來歲的孩子騎自行車去鄰居家,對孩子的事情事無巨細地提供幫助,精細地制作各種食物

如果妳經常在臉書上打發時間,沒準會碰到這樣的標題黨帖子,比方說“70年代孩子早該死光的8條理由” (理由之壹:草坪飛鏢……理由之四:愛用助曬油,而不是防曬霜) 。我們這輩70年代的孩子,看到此類帖子就喜歡轉發,因為我們在嘲弄當今父母們的安全顧慮。

這種思考問題的方式存在壹個大問題,當我們試圖構建完美無缺的安全系統時,我們就會制造出新的、不可預見的問題,這幾乎無可避免。

我們相信,保護孩子遠離環境危害或交通事故這樣的舉措當然是對孩子好,但很多時候,為了保護孩子遠離危險,所選擇的方式卻會阻止他們獲得經驗,比如步行上學、爬樹或使用剪刀。而這樣的保護會使孩子因此錯失習得技能、學會獨立或進行風險評估的機會。 (就是讓他們待在室內,也會增加肥胖癥的風險。) 斯科納茲壹句話道出真相:這種認為“壹切都很危險”的三觀有問題,因為過度保護本身就是危險的。

當為人父母者聚在壹起討論 育兒 問題時,對“直升機家長”的譴責總是不絕於耳。許多父母也想要少些盤旋,給孩子更多的自由,但往往只能想想而已,做起來太難;壓力從四面八方湧來,有同輩做父母的,有學校的,甚至連法律都在施壓,驅使父母做出越來越多的保護,很多時候遠遠超出其所願。 社會 壓力經常促使父母去做“優先最壞結果的思考”。

電影《陽光燦爛的日子》(1994)劇照

02

遊戲 的消失

在戶外自由玩耍時,孩子們總會搞出壹些危險舉動或有風險的行動,比如他們會上墻、爬樹,或者從樓梯和欄桿上滑到地面。他們似乎給自己配置了壹定劑量的適度恐懼,好像是在有意識地學習,在自身行為導致深陷某種危險處境後,要如何應對身體和情緒上的挑戰……所有此類活動都充滿樂趣,原因在於它們有著恰到好處的驚險。如果引發的恐懼微不足道,那麽活動就會顯得沈悶無聊;反之,若是引發的恐懼過多,它就不再是 遊戲 ,而成為恐怖事件了。只有孩子自己才知道,多少劑量的恐懼才是恰當。

然而自20世紀70年代起,最有益身心的 遊戲 不再常見且數量急劇衰減。大部分的玩耍活動已經轉入室內,且經常是對著電腦,也沒有其他孩子陪伴。較之於千禧壹代 (出生於20世紀末的孩子) ,互聯網世代 (生於1995年至2009年的孩子 ) 同朋友外出的時間更少了,同父母待在壹起的時間則更多了,與屏幕為友的時間更是大大增加。同此前數代人相比,互聯網世代的孩子很難擁有在無人監管的條件下自由玩耍的體驗,但這恰恰是最有價值的活動形式。

壹步接著壹步,孩子們被剝奪了“以身試險”的機會。互聯網世代非但未能享受那些恰到好處的風險,較之於前輩,他們更願意躲避風險,也因此變得更加厭惡風險,那麽在他們眼中,到底什麽是困難或威脅,這壹代人很可能會降低判斷標準。在他們看來,很多日常生活的任務卻成為超出能力範圍的挑戰,無法自行處理,必須要依靠成年人施以援手。如此壹來,當互聯網世代的青少年進入大學,學生的焦慮程度和抑郁率就會開始急劇增加和升高,這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僅如此,據統計,自1981年至1997年間,孩子們在校時間增加了18%,而用於做家庭作業的時間則增加了145%。根據杜克大學心理學家哈裏斯·庫珀的研究,只要目的明確、負擔適中,在初中和高中階段布置家庭作業對孩子是有好處的,但在小學階段的家庭作業卻收效甚微。但問題是,我們的孩子家庭作業更多了,甚至連幼兒園也開始布置家庭作業了。

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其中壹項主要原因就是,經過媒體渲染放大,父母們捕風捉影,形成了不切實際的恐怖綁架心理,壹切都是出於“安全考慮”。

《爸爸小時候》內文插圖

03

履歷的軍備競賽

從學前班開始,壹直貫穿整個小學階段,現在的孩子們每壹天都要受到更嚴格的安排和設計。自我學習、 社會 探索 和科學發現的機會都要統統讓位,取而代之的是在核心課程上的教學指導。與此同時,放學後鄰裏孩子約在壹起三五成群自由玩耍的時光是不再有了,他們要參加各種各樣的課外活動,比如音樂課、補習班等,以及其他有人組織並監管的活動。對於更小的孩童,父母也會給他們安排玩伴聚會,通常有壹位家長全程看護。

想要進入美國的頂尖大學,競爭也是越來越殘酷了。在《優秀的綿羊》這本書中,德雷謝維奇曾這樣寫道:“擁有更多,唯壹的意義就是超過其他人。沒有哪個國家非得20000顆核彈頭,除非別國有19000顆。同樣,沒有哪個孩子必須要參加11項課外活動,想壹想,要那麽多到底能有什麽用?——除非已經有學生參加了10項。”

《優秀的綿羊》,[美] 威廉·德雷謝維奇 著,林傑譯,陽光博客 | 九州出版社,2016年4月

殘酷的競爭面前,某些社交圈裏的父母表現出壹種恐慌,緊跟著孩子的成功,他們從初中階段就開始寢食難安。很明顯這是小題大做的壹個例子,但在某些競爭高度激烈的學區內,這麽想也並非全然捕風捉影。

有些父母可能認為,不計代價,讓他們的孩子竭盡所能,在進階課程中取得成功,這麽做有助於培養他們的“堅毅” (grit) 。但是,“人們通常會誤解堅毅,把它當作無需熱情的耐性,這是可悲的”,《堅毅》壹書的作者安吉拉·達克沃思告訴我們,“堅持不懈,卻沒有熱情,這純粹是在服苦役”。

壹個悖論發生在美國中上階層的生活之中:為了幫助子女拿到大學的錄取通知,家長和學校必須去做壹些事,而壹旦孩子開始讀大學,這些事卻反過來變成制約他們成長的因素。

04

學校的過度監管

所謂過度監管,就是防患於未然,首先不是管制已發生的冒犯,而是壓制潛在苗頭。這種管理作風,同直升機式父母的過度保護是壹以貫之的:為了確保學生們的“安全”,管理者對他們要嚴加控制。

過度反應和過度監管通常是管理者的工作方法,他們身處官僚構架之內,已經發展出壹套我們通常所說的“明哲保身” (Cover Your Ass) 的思維定式。他們心知肚明,其管轄範圍內出現任何問題,他們都有可能會被問責,尤其是當他們未能采取任何措施,甚至對問題坐視不理時。所以通常他們都會保持壹種防禦的立場。

在他們的心目中,“過”好於“不及”,與其反應不足,毋寧反應過度;與其監管不力,毋寧監管過度;與其勇往直前,毋寧謹小慎微。這種態度就助長了許多學生從孩童階段就能學會安全至上的思維。

年輕人開始相信,危險無處不在,甚至在教室裏,在私人交談中,都有危機四伏。每個人時刻都要保持警惕,遇到威脅就要向當局報告。

05

受害者文化的興起

2014年,兩位 社會 學家布拉德利·坎貝爾和傑森·曼寧合作了壹篇文章,他們預見到了“脆弱文化”,並稱之為“受害者文化”。它有三個特征:第壹,個體和群體表現出高度的敏感,遭遇怠慢便壹觸即發;第二,他們傾向於通過向第三方控訴來處理沖突;第三,他們試圖塑造出壹種應當獲得幫助的受害者形象。

當行政救濟唾手可得且人們並不以請求權威幹預為恥時,“道德依賴”的狀況就會出現,於是孩子們選擇依賴外部的權威來解決他們的問題,久而久之,“他們選用其他形式的沖突管理方法,無論是意願或能力,都會大大減弱”。最終削弱的是他們獨自解決沖突的能力。

當學生離開校園,沒有人再會站出來保護他們,那些他們在日常生活中不得不去面對的傷害、輕慢和爭端,他們都要去自己承受。

06

請查收以下九條建議

兒童是 “復雜的適應系統”,不是簡單的機器。《黑天鵝》的作者塔勒布在書中說,預期之外的黑天鵝不可避免,系統和人如何面對此類必然事件,就如同免疫系統,需要用成長得更強大作為回應。

他說,有些東西,如瓷器茶杯,是脆弱的,它們易碎且無法復原,所以我們必須對它溫柔以待,把它們放到孩子夠不著的地方。還有些東西,則是堅韌的,它們可以承受住沖擊。我們不要只盯著“堅韌”這個已經被用濫了的詞,而是要意識到並發現,某些東西是反脆弱的。現代性的悲劇如同有些父母神經過敏,對孩子們的保護無微不至,可那些想要施以援手的政策卻經常傷我們最深。

《黑天鵝:如何應對不可預知的未來》,[美]納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 著,萬丹 / 劉寧 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5月

有句老話說得好:“與其為孩子鋪好路,不如讓孩子學會如何走好路。” 我們可以給孩子們的最好的禮物就是經驗——他們必須經過經驗的千錘百煉,才能成長為堅韌的、自主的成年人。

這種經驗的養成,起始於我們的認知:孩子們需要壹些散漫的、無人看管的時間,否則就不足以學會如何判斷風險,並操練如何應對生活中的不如意,如挫折、倦怠和人際沖突。在這些屬於他們的時間裏,孩子們所能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玩耍,尤其是在戶外和其他孩子壹起的自由玩耍。在有些情況下,為了孩子們的人身安全考慮,可能要有成年人守在附近,但他不應該以成人的姿態介入壹般的爭端和爭論。

第壹,假設妳的孩子每個月都在長大,這個月比上個月更有能力。請每個月都問問他們,他們認為自己能獨立完成哪些任務,或可承擔起什麽挑戰——比如獨自走到位於數街區外的壹家商店,自己做早餐,或者是開始遛狗掙錢。看到孩子們遇到瓶頸,做事方法似乎出了錯,不要急著介入,擼起袖子去幫忙。和手把手教導相比,試錯法雖然收效慢壹些,但通常卻是更好的老師。

第二,放手讓妳的孩子經受更多的小風險,讓他們體會壹些磕磕絆絆,並從中汲取經驗。孩童們需要壹些“以身試險”的機會。喬的孩子們很喜歡去位於紐約市總督島上的“廢品遊樂場 ”,那裏允許孩子們玩建築材料,其中有廢木料、錘子和釘子 (在進場前,家長需簽署壹份冗長的免責協議) 。全家人第壹次來這兒的時候,喬就站在圍欄外,看著兩個10歲的男孩把釘子砸進木頭裏。壹不小心,壹個孩子被錘子砸到自己的大拇指。他疼得齜牙咧嘴,手甩了甩,然後又回去繼續敲釘子了。這樣的事發生了兩次,但這孩子都沒有卻步——他學會了怎樣敲釘子。

第三,放手讓孩子們出去走走,到戶外去玩耍。讓他們和兄弟姐妹或朋友們結伴出去,告訴孩子們,可以同陌生人交談,向他們尋求幫助或問路,這樣是安全的,只是絕對不要跟著陌生人走掉。

第四,鼓勵妳的孩子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和回家,在上學路程、交通狀況和犯罪率這些本地狀況允許的情況下,越早越好。要求學校以某種適當的方法記錄學生的到校和離校情況,這樣家長就能定位獨自上學孩子的行蹤,而不需要給他們壹部智能手機,實時追蹤他們。

第五,幫助妳的孩子找到壹個鄰裏同齡兒童的社群,這些孩子的家庭都與妳所見略同,反對過度保護孩子。想方設法讓孩子們在附近的公園中或操場上聚在壹起。家長們首先要劃定界限,給出指引,確保孩子們的安全,遠離嚴重的身體風險,同時教導孩子們要懂得團結壹致,互幫互助,如果有誰受傷了,他們也要知道該怎麽做。比起在大人監護下的 遊戲 會或由成人安排的活動,在這樣的團體中自由玩耍,孩子們更有可能收獲成長,變得成熟和堅韌。

第六,鼓勵妳的孩子參與更多的 “有建設性的爭論 ”。如心理學家亞當·格蘭特所言,那些最有創造力的人,都是在討論氛圍濃厚的家庭中長大的。然而,如今卻很少有家長會教育孩子該如何參與有建設性的爭論;相反,“我們會對兄弟姐妹之間的爭執進行勸阻,我們自己有爭論時,也會先把房門關起來”。但問題在於,學會如何交換彼此間的批評意見,同時雙方又不至於受傷害,這本是生活必備的技能。嚴肅的思考者如果尊重對方,就會願意同對方展開壹場嚴謹的討論。

談到有建設性的爭論,格蘭特提出了如下四條:把它設定為壹次辯論,而非壹場沖突。論證自己時,要像真理在握;但傾聽對方時,卻要虛心求教 (並且要有改變自己觀點的氣度)。對他人的立場,要抱以盡可能善意的理解。若妳在某些方面也同意辯論對手,且從他們身上有所學得,要勇於承認。

第七,當孩子們心煩意亂,有可能陷入認知扭曲時,父母可以帶領孩子進行這樣的練習:讓我們看看妳的這個想法,問壹些問題。有時候,我們會對某個人有看法,並認為自己是絕對正確的。但問題是,這種思維方式會使我們心神不定、憤怒不已,或是郁郁不樂。人的想法並不總是對的。可能我以為外面正在下雨,但當我走到室外,卻發現壹片艷陽天。我們必須查明真相,不是嗎?有時候,我們仿佛在透過壹塊墨色的鏡片看世界,眼前的壹切都昏暗無光。那就不妨試試不同的眼鏡吧。

第八,給孩子更多的休息時間和更少的監管。在校的休息時間為自由玩耍提供了理想的安全環境。然而,正如我們所註意到的,如果成人守在壹旁,隨時準備著解決爭端,或者看到他們冒些小風險時就出手阻止,孩子們就會形成道德依賴。

在壹家新西蘭的小學 ,校長逐步取消了成人對課間休息的監管,如此壹來,孩子們就能進行 “無人過問的冒險玩耍”。孩子們會爬樹 ,會創造他們自己的 遊戲 ,也會玩木板、碎木料和廢棄物。孩子們會估算風險,嘗試下自己的運氣,然後體驗真實世界中的行動後果。

要在保證人身安全的環境中給孩子們創造更多的自由玩耍時間,壹個簡便易行的辦法是,創建壹個課外 遊戲 俱樂部,每天放學之後,讓操場或 體育 館繼續開放幾個小時,讓不同年齡的小學生混在壹起玩耍。這樣的自由玩耍,可能比許多已安排好的課外活動更有益身心。 (這無疑要好過放學後待在家裏 ,與屏幕做伴。)

第九,控制 “安全的 ”或 “安全 ”壹詞的使用頻率,且僅限於指稱人身安全。喬最近收到壹位由朋友轉發的電子郵件,這郵件原本是壹位小學三年級任課老師群發給家長的,講的是課間休息以及孩子們結成 “小團體 ”的問題。 (壹到課間休息,有些孩子會 “抱團 ”玩在壹起,而且不允許 “非成員 ”加入其中。) 關於是否應當強制要求孩子們在課間休息時保持開放,平心而論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

但問題出在這封郵件的最後壹句話上,它給喬敲響了警鐘:“我們正在思考,要怎麽做,才能讓每個孩子在課間休息時都感到安全,感到自己是被包括在內的。”這就種下了安全主義的種子。感到自己被排斥在外,當然是痛苦的經驗,要是這位老師能好好運用這種排斥案例,以之作為討論的基礎,引導孩子們去思考為什麽包容是好的,那就壞事變成了好事。但問題就是,偶爾被排斥在外的痛苦,並不會使孩子們不安全。如果我們做出強制要求,無論何時孩子們都必須要包容,並且給他們灌輸 “排斥即危險 ”的觀念——也就是說,壹個人只要被排斥在外,他就應當感到不安全——那麽就會讓他們在未來經受更多的痛苦,並且使他們形成某種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