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綏惠略夫》、《戰爭中的威爾珂》、《醫生》、《世界的火災》。
2，“五四”運動以後,白話文翻譯轟轟烈烈展開了,茅盾最早就是以譯者身份步入文壇的。上世紀20年代他翻譯了大量弱小民族的文學作品,發表在《東方雜誌》、《小說月報》等進步刊物,後來結集出版《茅盾譯文選集》。茅盾開始翻譯時,也是“直譯”和“意譯”交鋒最激烈的時候。林琴南的文言意譯,受到新文學陣營的狂轟濫炸,這是不言而喻的。就“直譯”而言,情況卻復雜得很。魯迅是直譯的極力倡導者,而且還身體力行,有《死魂靈》等多種譯本為樣榜。在《關於翻譯的通信》中,魯迅說要通過翻譯,讓漢語“裝進異樣的句法”,從而“可以據為己有”,為了將白話文進行到底,魯迅甚至主張連語序也不宜調整。
茅盾也主張“直譯”,反對“意譯”,他認為漢語確實存在語言組織上欠嚴密的不足,有必要吸引印歐語系的句法形態。但是,茅盾與魯迅觀點同中有異,他認為“直譯”並不是“字對字”,壹個不多,壹個不少。因為中西文法結構截然不同,純粹的“字對字”,是不可能的。他舉壹個最簡單的例子,“西文裏同壹字的意義,用在某段文中的和註在字典上的,常常有些出入;換句話說,某字的活動的意義,常隨處變動,而字典中所註的只是幾個根本的意義,字典勢不能將某字隨處活動的許多意義都註了上去。”（茅盾《“直譯”與“死譯”》）現在回想起來,茅盾的翻譯主張並不是壹邊倒地搬用歐化句法,而是有意識地照顧漢語自身固有的特性。這是因為每種語言都有自己的語法和語匯的使用習慣,把原作逐字逐句,按照其原來的結構順序機械地翻譯過來的翻譯方法,如何能恰當地傳達原作的面貌然而,漢語現代化發展到現在,諸多文學譯本仍然沿用“字對字”的簡單方法,譯者自己都不知所雲,讀者當然更如墜五裏雲霧。
如何改變機械翻譯方法,讓漢語在文學譯本煥發固有的文化內力茅盾總結了多種方法。在多篇文章中,茅盾談到對伍光建先生翻譯的《簡愛》、《三個火槍手》有好感,“有些曲折的句子是被拉直拉平了,可是大體尚能不失原意,而且和口語很近。”（《伍譯的<俠隱記>和<浮華世界>》）伍譯本把原著的復合句拉直、拉平,從而擯除了“非驢非馬”的歐化文體,簡潔明快。這是茅盾在許多場合加以推介的原因。
除了伍譯的方法,茅盾還從自己的翻譯實踐出發,用日常語言和傳統漢語豐富文學譯本的漢語表達。在文學原著中有許多水手、流氓形象,他們的言語很特別,譯者苦於用漢語難以準確傳達原意。但茅盾認為,現實生活中的語言是豐富多彩的,譯者從日常口語汲取和提煉的話,也會譯得生動傳神。《哈克貝裏·芬歷險記》裏黑奴的語匯豐富多彩,漢語也能傳神翻譯過來,包括方言語匯也照譯不誤。
茅盾是最早提出“句調神韻”說的論者,這對文學譯本的語言運用提出更高標準。語匯、語句和語段在構成文學作品的形貌的同時,也形成了作品特有的神韻, “壹篇文章如有簡短的句調和音調單純的字,則其神韻大都是古樸;句調長而挺,單字的音調也簡短而響亮的,則其神韻大都屬於雄壯。”（《譯文學書方法的討論》）也就是說,語匯、語句在文章中,就像繪畫中的線條與色彩,決定著藝術作品的整體風格。譯者不能不註意到這個問題,“句調的精神卻絲毫不得放過”,否則“委婉曲折”譯成“呆拙”,“陰郁晦暗”譯成“光明俊偉”了。建議當下的文學譯者,也用茅盾的“神韻”說來衡量自己的譯本,看看在翻譯語言上離這個標準有多遠。
魯迅又翻譯了高爾基的作品以及沙俄時代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如契訶夫的短篇小說和果戈理的長篇小說《死魂靈》等。同時他和從前壹樣，熱情於介紹、翻譯被壓迫人民和民族的艱苦卓絕的鬥爭的文學作品。魯迅介紹那些反映了被壓迫人民和民族英勇地求解放的作品，不光是出於同情，而是因為它們"和我們的世界更接近 "。中國和它們的“境遇"相當近似，不但都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而且都有長期堅強反抗的歷史，讀了這些作品，易於"心心相印"，互相支持，互相鼓舞。這就把翻譯、介紹被壓迫人民、民族解放鬥爭作品的工作，提到了全球性的革命戰略的高度。在這裏，魯迅的翻譯、介紹工作，是緊密地配合了各個時期中國革命的需要的。
魯迅不把翻譯方法看作單純的技術問題，而是提高到政治鬥爭的原則問題來處理的。
魯迅認為翻譯必須忠實於原作，而且主張在"信”、“達"不可得兼的情況下，"寧信而不達"。當時禦用文人梁實秋之流誣蔑魯迅的翻譯是"死譯 "、"硬譯"，其背後的陰險用心在於堵塞、摧殘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及革命文學作品的傳播。魯迅對此給以迎頭痛擊，指出這不是個翻譯方法問題，而是由哪個階級來占領翻譯陣地的問題，亦即運輸精神食糧的渠道掌握在誰手裏的問題。他說：他們妄圖使人民群眾在法西斯的愚民政策下，"由聾而啞"，任其宰割，"非弄到大家只能看富家兒和小癟三所賣的春宮，不肯罷手"。魯迅就是這樣把翻譯工作看成是粉碎反動派的愚民政策，激發人民革命情緒的重要手段。
魯迅稱忠實於原作的翻譯方法為"直譯"，梁實秋之流卻誣蔑為"死譯"、"硬譯"。這裏實質上就是在翻譯方法上反映了階級鬥爭。反動派文人當時自誇為"達"而"雅"的譯品其實是歪曲原作，使之面目皆非，以便達到其"說真方、賣假藥"的罪惡目的。魯迅為了揭露他們的卑劣手段，不但提出"直譯"這壹正確主張，而且提出了必須有"復譯"這壹在當時絕對必要的主張。在當時，出版商和資產階級文人都視譯品為商品的情況下，粗制濫造的譯品泛濫市場，復譯的必要性也就提到階級鬥爭的高度，而不僅是個忠於原文的問題了。
魯迅當時也極力支持轉譯（重譯），這也是根據當時實際情況出發，惟有轉譯才能迅速傳布馬列主義及其文藝理論，才能使中國讀者看到被壓迫人民、被奴役民族以及十月革命後蘇聯的無產階級文學作品。
總之,文學翻譯“不是單純技術性的語言外形的變易”,而是要“通過原作的語言外形,深刻地體會原作者的藝術創造的過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感情、生活體驗中找到最合適的印證,然後運用適合於原作風格的文學語言,把原作的內容與形式正確無遺地再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