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健詞永昌；騰沖；白族；聚居
史籍和出土文物證明，永昌、騰沖壹帶，唐至元代有白族先民聚居，並且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體民族之壹。
《保山地區誌》下卷載：“據1990年普查，全區有白族人口34168人，占總人口的1.63%”;“其中保山市（古永昌今隆陽區）30821人，騰沖縣1824人，昌寧649人”。“永昌（明、清‘永昌’曾轄騰沖），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區。明代洪武年間隨著大批漢族人口的遷入，白族分布區域向山區周邊地區收縮，或與漢、彜等民族融合。至今白族在保山的集中分布只剩下保山市（今隆陽區）北部和西部的瓦窯、楊柳、瓦馬三個鄉，其它白族人口大多為清末及民國年間從大理、鶴慶、劍川、雲龍等地經商、做木活、教書等遷入的。解放初，邊縱七支隊部分白族指戰員隨軍進入保山各縣，後轉業在當地工作，成為解放後遷入保山地區的白族群體”[1]p487---488。據此誌說明，古代保山，曾是白人的主要聚居區，而筆者考證，唐至元代在永昌、騰沖壹帶，白族還壹直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主體民族。
壹、“濮”、“僰”之變
白族屬秦漢僰人，春秋前濮人（非兩晉以後之濮），“濮”、僰、“白”壹音之轉。據《史記》的《五帝本紀》、《夏本紀》載，黃帝正妃漯祖生二子：玄囂、昌意，昌意“娶蜀山氏之女曰昌濮，昌濮生高陽”，“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帝顓頊”。顓頊生鯀，鯀生禹，禹生啟遂有夏朝。《竹書紀年》進壹步說:“帝高陽氏即位，居濮”[2]p30.。“濮”即濮水，在今濮陽為中心壹帶，《文獻通考·輿地三》說：“實於濮州，顓頊與昆吾之墟也，故謂帝丘”[2]p30。可見顓頊與昆吾同在濮地，是昌濮之後的表親兩族。與昆吾、昌濮同為蜀山氏之後的柔濮，《山海經·大荒東經》又說：“有柔濮是雛贏土之國”；李正清解釋《詩·商頌》“撻彼殷武，奮發荊楚”說：“柔濮之民和昆吾之國這兩支夏人的遠裔、盟友（因商人的討伐）不得不逃到南方，壹支流浪於漢水流域，被稱荊楚”[2]p32。可見蜀山氏商時已分三支；昌濮後人為夏族，昆吾之後稱荊楚，流於漢水者稱濮（柔濮）。故白族頌歌與楚辭相同。《史記·六國年表》說：“禹家於西羌”，《詩·生民》說：“厥初生民，時維姜嫄”，所以夏、周、濮同祖於羌。因而《逸周書·伊尹朝獻》：“臣請正南：甌、鄧、桂國、損子、產裏、百濮、九菌，請令以珠璣、瑇瑁、象齒，文犀、翠羽、菌、鶴、短狗為獻”；《逸周書·王會解》還說：“成周之會，蔔（濮）人以丹砂（獻）[3]p63。壹個強制性的“令以······獻”，壹個是會中主動獻，在周武王伐紂時，濮人也盟誓參加，而且諸多史家都解釋濮與周都是羌人後裔，“他們是近親”。
可見濮人與商周的關系。
“濮”稱之為“僰”，史家多認為與濮人的不斷遷徙有關。“濮”，有論者研究甲骨文的字形，認為是手捧葫蘆祭天的象形，即“濮人”就是崇拜葫蘆的“葫蘆民族”，“自古以來，漢、壯、布依、侗、水、黎、仡佬、彜、白、苗、瑤、畬、德昂、佤等民族都有以葫蘆為原始***祖的神話傳說。”濮人分出上述如此多的支系，所以史稱之“百濮”[4]p179。有論者聯系上述“蔔（濮）人以丹砂（獻），”的說法，認為“濮”是人在制作東西的象形，濮人是擅長手工制作的部族，流動性很大，如《民族研究論文集》。其實甲骨蔔辭中，“濮”多用“蔔”代用，如“丁醜貞，蔔又布”的蔔辭，郭沫若就詮釋為：“蔔即蔔子之蔔，乃國族名”[4]p176。他們的流動實因外族的逼迫。湯伐夏桀，當然也伐柔濮和昆吾，於是昆吾奔楚，濮逃漢水。“熊霜六年（公元前822年），三弟爭立。仲雪死，叔堪亡，避難於濮，而少弟徇立，是為熊徇”;周恒王十六年（公元前704年），“楚熊通······自立為武王，與隨人盟而去，於是始開濮地而有之”；周景王二十二年（公元前523年）五月，“楚舟師以伐濮”。這樣“在荊楚的打擊下，（濮人）沿長江而上至朱提江流域，在這裏建立了僰侯國，被人稱為僰人”；“戰國末期，楚將莊蹻西征，通過僰侯國區域，許多濮人隨楚軍進入滇池、邛都、葉榆等廣大地區，濮人成了覆蓋西南最廣的民族群體”[2]p28---34。公元前二世紀，僰侯國為秦所滅，濮人終於退出了朱提江流域，向滇西遷徙。這就是這個悲壯民族從“濮”到“僰”的歷史。“僰”之族名始見於《呂氏春秋·恃君覽》：“氏羌、呼唐，離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龍，突人之鄉，多無君”。《夷裔考》：“僰人者，其先世本華人，有罪貶往遠方”[3]p17—18。僰人、野(越)人，篇（編）竹為筏，壹個筏接壹個筏，像龍舟送人壹樣，男女老少站在筏上，壹窩峰地沖向搶劫目標。這種無君長、無組織的大遷徙，必然侵犯土著利益，受到土著的仇恨和厭惡，所以《廣韻》說：“僰、賤稱，醜也”。《禮記·王制》說：“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漢鄭玄註：“棘當為僰，僰之言逼。按《漢書》雲‘西南有僰夷’，知非彼夷而讀為逼者，以與‘寄’之相對、‘寄’非東方夷名，是寄旅之意，則僰亦非西方夷名，故以為逼近夷獨也”[5]p84。這就是說，僰人，其先本是華人（與夏周有親緣關系的柔濮），因為與當政者（商、楚）有矛盾，被迫遷入遠方，他們與越人（野人）雜居，從江漢入川滇黔，雖有搶掠，實屬被逼，寄於夷戎。故“僰”壹直稱為“羌僰”。楊雄《長楊賦》就說：“羌僰東馳”，《漢書·五被傳》也說：“南越賓服，羌僰貢獻，東甌入朝”。顏師古註：“僰，西南夷也”。可見“濮”、“僰”壹脈相承，並非越人，也非孟高棉語系的漢晉以後所稱的“濮人”（上述德昂、佤等的先民）。《史記》、《漢書》對此民族只稱“僰”而少用“濮”，東晉《華陽國誌》以後，“濮”只專稱孟高棉語系民族，其中緣由待研究。繼秦滅僰侯國，漢武帝元封二年（109年）又派巴蜀兵擊滅滇東北今曲靖壹帶的勞浸、靡莫（“僰”之對音）；地皇五年（公元20年），王莽殘酷鎮壓僰人的反抗，改勝休縣為勝僰縣。僰族大批逃亡，“僰”之名慢慢消失。如此，濮、僰之族在不斷遷徙中不斷發展，不斷與周邊民族融合，兩漢以後從僰道往南折向滇西直到保山壹帶，與當地的部分昆明人融合，又吸收了屯守當地郡縣的漢族人口，成為生產文化水平都很高，開放性、包容性很強的蜀漢夷帥大姓，隋唐時又稱之“白蠻”；元代以後直稱“白人”、“白族”了。盡管這樣，他們都在自己的旅途中留有“熊耳”、“濮水”、“濮巖”、“濮人冢”的遺址，表明他們壹脈相承的光輝歷史。
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時聚居永昌，史籍無載。雖新石器時期屬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遺址遍布保山五縣區（舊石器時期至今仍未發現氏羌遺跡），但當時還未分化出今天具體的族屬。西漢時，據東晉常琚的《華陽國誌·南中誌》載：“孝武時，通博南山，渡蘭滄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澗）、不韋（今隆陽區金雞村）二縣，徙南越相呂嘉子孫宗族實之，因名不韋，以彰其先人惡”。班固《漢書·西南夷列傳》說：“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於、柏始昌、呂越等人余輩間出西南夷······。四歲余，皆閉昆明，莫能通。大將軍鳳於是薦金城司馬陳立為牂牁太守。立者，臨邛人，前為連然長、不韋令，蠻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設郡縣，並派有太守、縣令等官員族人進入統治，同時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墾“入谷於外縣，受錢於內府”，以鞏固朝廷的統治。“漢族移民的活動，主要是在通往內地的交通道路沿線的平壩區，接觸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經濟、文化發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漢晉時期先後進入西南夷中的漢族人口，後來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
4。可知當時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於此。
東漢初年，哀牢王柳貌歸漢，在此又設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東）二縣，移入部分官族、軍隊、民眾屯墾戌守。這些漢族逐漸“僰族化”，“因為當時雲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線已經破壞，容許漢族人口遷入與之***居，並與僰族的奴隸主大族發展成南中大姓”（同上註）。這些大姓“恩信著於南土”，“為夷漢所服”。永昌的呂凱大族“凱恩威內著，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節”。“呂氏世官領郡，於今三世矣。大姓陳、趙、謝、楊氏”[6]p254。明萬歷《雲南通誌·永昌府》說：“諸葛營，在府城南十裏，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凱旋，漢人有遺於此者，聚廬世居，至今猶稱為舊漢人。曹遇詩：‘孟獲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壹屯營。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陽說孔明’”。“直到明朝時期，仍然存在的諸葛營的‘舊漢人’，實際是僰人”[3]p31。即進入永昌府的漢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變成“僰人”。據《永昌府誌·戎事》載：“唐武後延載元年，永昌蠻酋董期率部落二萬戶(《資治通鑒》作‘20余萬戶’)內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載：“楊興，永昌郡人。蒙氏時為布燮，天寶八年，率所部入附，璽書褒美，旌其門，子孫進為永昌酋長，歷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楊”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楊興兩氏應為“僰人”（白族），而且其內附的部落有2萬——20萬戶之多，可見，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騰屬南詔重鎮。“自瀾滄江以西，越賧、樸子，其種並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馬。開元以前，閉絕與六詔不通。盛羅皮始置柘俞城，閣羅鳳以後，漸就柔服。通計南詔兵數三萬，而永昌居其壹”[9]p88。南詔第六代孫盛羅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廢縣舊址壹帶，南詔建城喜依山臨水）。“柘俞”，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聖君將開辟西邊險阻無人的關隘之地”的意思，與40多年後，其孫鳳迦異在善闡府（今昆明市平定鄉）所建的柘東城“意義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軍隊鎮守。尤中先生說：南詔王朝“其王雖然是蒙舍的‘烏蠻’，但大臣如清平官、大軍將、六曹長等等，幾乎全部是‘白蠻’楊、趙、董、段等姓中的貴族分子充當。‘白蠻’在南詔政治、經濟、文化的各個方面實際上起著主導作用”[3]p93。這些軍政首腦、官員部族應該是白族。這以明正德《雲南誌·名宦傳》所載的保山城南的張羅疋碑為證；“張羅疋，南詔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蠻功升大監軍，故有碑在城南，稱其義勇有度量”[10]p183。“大監軍”已屬朝臣卻築墓於永昌，可見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據樊綽《雲南誌》載：天寶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寧都督爨歸王兄之子，兩爨大鬼主）俄亦被殺，諸爨由是離弱。及歸義卒，子閣羅鳳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歸王之子）並妻（閣羅鳳之妹）歸河賧，從此與皇化隔絕。阿姹（守偶之母，歸王之妻）自為烏蠻部落主，從京朝參，大蒙恩賞。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白族）以兵脅西爨徙二十余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語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後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區）、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龍和（今祿豐）以來，蕩然兵荒矣。日用子孫今並在永昌城界內”。“西爨，白蠻也······。當天寶中（公元742——756年），東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軛（今馬龍）、晉寧、喻獻（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寧至龍和城，謂之西爨”[9]p47-48。從今昭通、曲靖和整個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區20萬戶的白族，遷到永昌城內（疑為永昌城轄區），這是壹個規模巨大的民族大遷徙。因而“烏蠻以言語不通”，“故得不徙”，可見永昌城界內（轄區）早已為白族聚居區，與這20萬戶白族是語言相通的。
至於騰沖白族的遷入，《元史·地理誌》說：“騰沖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賧地。······蒙氏九世孫異牟尋取越賧，逐諸蠻，有其地，為化府，其後白蠻徙居之改騰沖府。元憲宗三年，府酋高救內附”。尤中先生註釋說：“如此，則南詔以前騰沖無‘白蠻’。至南詔重新統壹越賧之後，設化府、騰沖府，遷壹部分‘白蠻’駐守於府城之內，‘白蠻’的分布區便從過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騰沖。元憲宗三年內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蠻’”[3]p94。南詔以前，至今確實仍無實證和史籍證明有白族聚居，但閣羅鳳刊木通道“西開尋傳”以後，不僅在今隆陽區置永昌節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舊城設押西（白語義為“鎮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寶城）西南的蠻莫置摩零都督城，設麗水節度。押西城與摩零都督城雙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興起的諸城。即樊綽所說的“南詔特於摩零山上築城，置腹心，理尋傳（即麗水城）、長傍（今拖角）、摩零（蠻莫）、金（金寶城）、彌（彌城在今盞西）城等五道事雲”[9]p24。只是因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氣候炎熱，煙瘴甚毒，“河賧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閣羅鳳嘗使領軍將於大賧中築城，管制野蠻，不逾周歲，死者過半，逐罷去不復往來”（同上註）。而作為中轉、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騰沖，也不可能沒有南詔官員和軍隊駐守。唐代宗時宰相賈耽（736---803）的《皇華四達記》就載：“壹路自諸葛亮城（今鎮安古城山）西去騰充二百裏”[8]p3138。又西至彌城百裏。又西過山，二百裏至麗水城。乃西渡麗水，龍泉水二百裏至安西城······”。樊綽《雲南誌》也載：“從藤充過寶山城（今昔馬），又過金寶城（今（密支那）北大賧，周回百余裏，悉皆野蠻，無君長”[9]p21,騰沖作為“藤充”、“藤沖”的城名早已存在。“騰沖”、“藤充”，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白漢詞典》註為“De`wart:騰沖”音為“藤彎”，為唐前騰沖城（今西山壩西源城址）名，白語義是：“養馬狂奔的壩子”。可見異牟尋取越賧以前，騰沖已是重鎮，與閣羅鳳所建諸城已有聯系，交通，不可能沒有官員和軍隊鎮守，而南詔的地方官員和軍隊將領多為白族。這可以騰沖來鳳山的杜光庭子墓為證。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詔後，夷化為白族。杜光庭是閣羅鳳的清平官，（應是閣羅鳳“西開尋傳”時，書《南詔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駐騰沖，死為永昌都督張羅疋所葬，清·騰沖知府屠述濂《騰越州誌》評：“知騰沖南詔時有清平官也”（11）p51。張羅疋後因破蠻功升任大監軍，說明至遲異牟尋取越賧之後，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諸城及淘金諸族的職能，而設“軟化府”（應為“ 化府”）之後，騰沖的政治、經濟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遷入白族到此屯墾駐守成為可能，因為既“逐諸蠻”，必然留下大批閑置耕地。
四、白族成為主體民族
宋元時期，白族已成為永騰的主體民族之壹。
在中原唐朝滅亡的五代十國紛爭中，南詔王朝也分崩離析，先後出現了“長和國”、“天興國”、“義寧國”三個王朝。直到後晉·天福二年（公元973年12月），通海節度使段思平在高、董大族的內應下，聯合“烏蠻”三十七部奪取了楊幹貞義寧國的政權，改國號為“大理”，才使政局得到穩定。雖然收縮了西南邊疆的領土，但也基本恢復南詔時期的範圍，十六個府郡中，永昌騰沖建制基本無變：永昌府駐今隆陽區，轄今騰沖外的保山市、臨滄地區和德宏東部；騰沖府駐今騰沖，轄今德宏州龍川江以西至伊洛瓦底江上遊地帶，，永昌騰沖皆為段氏、高氏大族統治，成為名副其實的主體民族。其證據是史載從元憲宗三年內附的“府酋高救”，到明初降王真又構麓川兵“屠永昌城”，“俘指揮使王真”的“土府”高泰、高惠，都是統治騰沖的白族高氏大族。永昌則“宋乾德間，段氏仍置永昌府······封高明信為演習，世守其土”；“元豐間，高氏因之”[7]p38。“永昌府和騰沖府都不是‘金齒白夷’的主要居住地，而是南詔大理以來的白族官吏們的駐地，居民多白族和‘烏蠻羅羅’”[3]p207。永騰爨僰軍（寸白軍）史載明初仍存，洪武十六年騰沖歸附後設騰沖守禦千戶所，因元代軍制，設漢、土兩軍，土軍即爨僰軍，諸多家譜亦可證實。今存的孟觀音慶墓（騰沖知府）、尹明墓碑（元騰沖府吏）、烈女史梅風墓碑等均可為證。遍布永騰的白族阿叱力教遺跡如隆陽區白塔、陶官，如騰沖來鳳山、石牌、綺羅、順江等地出土的大量火葬墓群；隆陽棲賢山報恩寺碑、觀音山蘭若碑的記載，騰沖金輪寺、黑塔寺、寶峰寺、護珠寺、天應寺的大量阿叱力遺物也可作證。騰沖綺羅、和順、來鳳山史載的“景帝廟”（有論認為正統間所建，其實70多年後的正德南京戶部侍郎張誌淳《南園漫錄》已明確指出是祀南詔主世隆，世隆死後謚景莊，非漢人明時所建，《騰越州誌》也如此說。我們認為也可以這樣看，古漢語“景”有“大”的意思，“景帝”即“大帝，”多指廣開疆域的君主，是白族普遍的本主神，是白族本主神的泛稱，既可稱專用的英雄，也可稱抽象的神靈。據統計，大理白族地區的英雄本主廟近150座，其中景帝廟不下30座，有育物景帝、南詔主世隆、漁民之神、地方神、英雄人物等。白語多保留古漢語習慣，也可為“濮”“僰”之變的證據），騰沖小西的“娘娘廟”（祀大理總管段功及其阿蓋公主），城西的西盟寺（元代與麓川等族會盟之所），吳邑的土主靈祠等的本主崇拜遺跡也可為之證據。（清）騰越知州屠述濂《騰越州誌》所述，“騰沖所系守禦千戶所（明洪武時置），多土人(即原爨僰軍子弟)”。其中，副指揮同知四人，有王勝、陳福是本衛人；指揮僉事十人，有馮睿、張善、劉睿、尹晟、明貴、黃謙、王敏、王文用8人系“本衛人”。“方言出之夷羅（白族、彜族）者，實難曉其義，如山川村落多用‘矣’（眉批註：方言蠻呼‘水’為‘矣’，然‘水’未有‘以’音，夷不知書、漢因書為‘矣’也）字打頭。村哨謂之‘喧’，保甲謂之‘牛叢’，曰‘甸’、曰‘賧’、曰‘瞼’，皆沿蒙段遺法”。其俗：“服禮教久矣······”。“火把節，即星回節。六月二十五日農民持炬照耀田間以祈年”[11]p122-247,顯然系白族語言風俗。近年出土的，有的號稱原籍南京的家族祖先的墓誌銘上仍有“原籍土著”的字樣。總之不少遺跡可證，白族曾是唐宋至元代，永昌騰沖的重要主體民族。只是後來白族大姓如高惠、高泰等的叛亂遭到鎮壓（“高氏始絕”）；明王朝對爨僰軍的“以夏變夷”政策和軍費不投入而役戰頻增加，白族的大量逃亡和與漢族的融合，爨僰軍的瓦解，大批的軍屯、民屯、商屯，漢族的大批湧入，白族才終於從城壩消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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