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舊石器時代，上古先民就創造了“結繩記事”。中國古代文獻對此有所記載。《周易?系辭》雲，“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莊子?篋篇》也說，“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留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犧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春秋左傳集解》雲，“古者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揚眾寡，各執以相考，亦足以相治也”。當然結繩記事也麻煩，繩還會腐爛，也易被燒毀。於是在竹、木、石等材料上刻上符號來記事，來代表原先的各種各樣的結繩的含義，這就是刻契，或稱契刻。河南賈湖遺址（距今9000-7500年）出土的龜甲上有契刻的符號，***十七個。《尚書》說，“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八卦的基本圖形，整線“—”（代表陽）和中斷線“--”（代表陰），可以想象壹下，這有何不可是刻契符號？“結繩”和“刻契”，在已進入文明社會的古代近代都曾長期存在。據《北史?魏本紀》記載，魏先世“射獵為業，淳樸為俗，簡易為化，不為文字，刻木結繩而已”。《唐會要?吐蕃》記載吐蕃“無文字，刻木結繩以為約”。上世紀四五十年代，雲南紅河元陽地區的哈尼族人買賣田地時，常用單股的麻繩打成結，表示田價銀子數。每個結代表壹兩銀子，結與結間的距離相等，表示單位形同。假如最後的距離只有壹半，就表示半兩銀子。新中國成立之初，居住在雲南的佧佤族仍用刻契的方法在木棍上記載重大事項。
對於更復雜的社會生活和自然景象，壹般的刻契就無法滿足，於是就發展到“畫圖記事”。似畫非畫、似字非字的符號產生，這就是“圖形文字”，或稱為“圖畫文字”——嚴格來說這是具有象征意義的“符號”。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彩陶大都有刻劃符號，而且不同遺址的刻劃符號居然有許多是相同的。如甘肅大地灣遺址（距今8000-4800年）與西安半坡遺址（距今6700-6000年）的刻劃符號有十幾種相同，甘肅馬家窯遺址（距今5200-4400年）與青海馬廠塬遺址（距今4200-4000年）的刻劃符號有十種相同。根據陳福來（彜名課歐吉立）的《彜文揭開8000年前甘肅大地灣刻劃符號的神秘面紗》介紹：彜文與甲骨文首先在文字形態、字形結構上有完全相同或相近的文字 ；彜文能釋讀大地灣遺址的36種刻劃符號，能釋讀半坡遺址的19種刻劃符號，能釋讀馬家窯遺址的33種刻劃符號，能釋讀馬廠塬遺址的24種刻劃符號。彜文和這些刻劃符號在形態結構上的壹致性，說明這些刻劃符號具有特定含義，是相當成熟的“刻劃文字”或“圖形文字”了。
從原始時期的“結繩記事”到“契刻記事”，再到“畫圖記事”，從“結繩符號”到“契刻符號”再到“圖形符號”，最後完善鞏固形成穩定的“圖形文字”，這其實是中國古代象形文字的演變過程，是個漫長漸進的不斷積累智慧的充滿快樂的歷史過程。也許到了五帝時代——有史以來的部落的大聯盟時代，經倉頡廣泛搜集各部落的圖形文字並加以整理完善，創造了有系統的象形文字——因此倉頡也被尊為“造字聖人”。古人對倉頡造字有壹種絕對的崇拜，不斷形容倉頡造字有驚天地泣鬼神的意義。造字的工作的確非凡，就讓倉頡代表所有無數無名的造字的祖先們，接受後人的最崇高的敬意。
雖然我們無法看見倉頡們造字的具體情況，但是可以從新石器時代出土的彩陶的刻劃符號中領略壹番。另外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距今5000年前）考古有重大發現，在出土的器物上發現大量刻畫符號和部分原始文字，經論證是迄今為止在中國發現的最早原始文字。清代末期發現的殷墟甲骨文字，是當今發現的中國最早的成系統的文字。甲骨文字數約5000個，至商代中後期，已經成為比較成熟的文字系統，字形同兩周、秦、漢文字有壹脈相承的聯系。從“契刻符號”到“圖形文字”到原始文字再到甲骨文為代表的的象形文字系統，是無數倉頡們創造發明的結果。當然象形文字系統的完善，也是新的倉頡們不斷努力的結果：西周後期的大篆，字形結構趨向齊整，為方塊字的出現奠定了基礎；秦統壹後規範統壹文字為去繁就簡的小篆，並啟用把小篆彎曲的線條變成平直筆畫的隸書，至漢代隸書發展成熟，自此中國文字脫離原先的圖畫符號階段進入概念符號階段，古代象形文字系統演變成為筆畫化的漢字系統。
甲骨文、大篆、小篆、漢字，源源流長，記載著中華文明的輝煌歷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有漢字繼續描繪，由漢字承載的新時代的中華文明必將像燦爛星空中的明月，照耀在東方的大地上，指引人類前進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