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現實性
現行所有領域的學術活動在整體上可能受到外界的諸種責難中，排列在前面的壹定有這壹點：與現實的結合不緊密。當然，對於單壹的學術活動而言，這樣的責難並不是無懈可擊的。因為在學術上進行基礎性的傳承和理論性的建設，也是很有價值的。但是，就某壹領域而言，如果絕大多數人都壹致漠視學科的現實性，這就有問題了。在《咬文嚼字》出現之前已經擁有了壹百多種語文類刊物，這些刊物各有特色，各擅其長。但是在對現實的關切方面，顯然都不如《咬文嚼字》。
《咬文嚼字》所針對的批評對象，選擇性是很強的。首先它是在公***區域被廣泛傳播的，是壹種正在現實中流動著的語言文字。我們不妨大致把語言文字分為兩種，壹種是在現實社會中流傳著的，具有顯而易見的現實影響力；另壹種只寄存在典籍文獻裏，或者只限於特定區域中使用，壹般人很少翻閱與接觸。《咬文嚼字》關註的是前者。魯迅先生曾說：我國國民的學問，大多數是靠著小說和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在今天，對於多數人來說，最常規的文化讀本就是以報刊、廣播影視和網絡為主體的大眾傳媒，它們已經深深地嵌入人們的日常生活中。
美國的傳播學者羅傑·菲德勒教授曾這樣描述壹個美國人的典型的壹天：起床前通過收音機收聽天氣預報和交通狀況，接著壹邊穿衣壹邊看早上的電視新聞或者脫口秀節目，然後在吃早餐時快速掃壹眼當天的晨報。在駕車去公司的路上，他們打開車上的收音機進壹步收聽新聞和最新的交通狀況，或者收聽他們喜歡的書籍朗讀和音樂。在辦公室，壹份傳真過來的新聞快報同壹撂關於財經方面的報紙和貿易方面的雜誌排著長隊，等著被閱讀。下班回家的路上，為了減輕壓力，他們有可能收聽調頻電臺的音樂節目，或者放放其他的磁帶、激光唱盤。在準備晚餐時，廣播或者有線電視的新聞節目會作為背景向他們提供信息。而且，在方便的情況下，他們會看看那些在上午沒有機會閱讀的報紙專版［1］。在今天，壹個中國人，尤其是壹個中國的都市人的生活也大致相似，即大眾傳媒成了他們生存空間中的壹種彌漫性與充滿沖擊力和誘惑力的存在。
鑒於大眾媒介對人們的直接而普遍的影響，《咬文嚼字》給予了特別的重視，可以說絕大多數的批評案例均來自於這裏。那些針對不同媒介的批評文章，被分門別類地排列在《語林漫步》、《壹針見血》、《文章病院》、《借題發揮》、《追蹤熒屏》等欄目裏。同時，編輯部還精心組織、周密策劃，在壹年時間裏對壹類媒體進行集中的審視與批評。在2005年，《眾矢之的》欄目的總標題是《“咬”定晚報不放松》，選定《北京晚報》、《長沙晚報》、《城市晚報》、《春城晚報》、《今晚報》、《蘭州晚報》、《南寧晚報》、《齊魯晚報》、《錢江晚報》、《新民晚報》、《揚子晚報》、《羊城晚報》等12家晚報作為批評的目標，每月集中發表針對壹家報紙的批評文章。2006年《眾矢之的》欄目的總標題為《請給熒屏亮分》，接受檢查的12家電視臺分別是：中央電視臺壹套、安徽衛視、北京衛視、重慶衛視、東方衛視、廣東衛視、黑龍江衛視、湖南衛視、山東衛視、四川衛視、雲南衛視、浙江衛視，檢查結果也是在雜誌上逐月發表。
《咬文嚼字》在選擇批評的目標時，對那些現實中流動著的語言文字中出現頻率比較高、影響面比較廣的部分，更是給以充分的關照。中央電視臺的春節聯歡晚會在電視節目中的特殊性，及其在觀眾中的號召力和影響力毋庸多說。《咬文嚼字》連續多年聚焦了這臺特殊的電視節目，並且從語言文字使用的角度，以差錯壹覽表和公開信等不同形式發布了批評意見。《百家講壇》是央視的壹檔以傳承歷史文化為命意的電視欄目，由於策劃到位，設計巧妙，竟也引發了壹波未平壹波又起的收視熱潮。壹時間，“壇壇都是好酒”成了《百家講壇》的美譽。在2008年，編輯部應讀者的要求，在《眾矢之的》欄目中以《“登壇評酒”報告》為總標題，逐月對於丹、孔慶東、易中天、劉心武等12人的演講指瑕摘疵，引起了廣泛的關註。
二、準確性
有學者撰文指出，《百家講壇》所傳播的是壹種走樣與失真的傳統文化，該欄目應該改版或者停辦。這也是壹種媒介批評樣式。其特點是，批評者根據自己的學養與識見，對壹種媒介現象提出了自己的否定性意見。但是這個意見並不是所討論問題的唯壹方案，被批評者完全可能有壹套自己的理由和充分的說法，雙方相反的意見還不妨同時並存。因而開展這種批評不會有太多的心理負擔，因為只要自圓其說，也成壹家之言。而《咬文嚼字》的文章則與此不同，它們對選定目標進行的批評，不僅意見非常明確清晰，而且還是十分中肯的。這就是所謂的準確性的意思。為了更具體地說明準確性，不妨看看下面兩個批評案例。
1． 2007年11月29日《鐵道建設》報第28版載有壹篇介紹《家有兒女》中劉星的扮演者張壹山的文章，題目是“張壹山，豆蔻小子的成名史”，文中的“豆蔻”給人壹種怪怪的感覺。豆蔻，又叫“草果”，是壹種多年生常綠色草本植物，產於亞洲東南部，我國兩廣、雲貴等地也有分布。唐代杜牧《贈別詩》有句雲：“娉娉裊裊十三余，豆蔻梢頭二月初。”後來人們稱女子十三四歲的年紀為豆蔻年華。用來描述男性少年演員張壹山，顯然不妥。［2］
2. 2007年8月16日《國防時報》《國防縱橫》欄目，刊登署名秦焰的文章《加強領導幹部作風建設需要把握的幾個問題》。文中這樣寫道：漢代著名學者劉向也說：“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而這壹勸學名言並不是劉向所說，而是《說苑》裏師曠與晉平所說的壹段話。劉向只是《說苑》的作者而已［3］。
可以看到，這兩位作者提出的意見，準確得具有排他性。
正因為具有這個特點，《咬文嚼字》的編者和作者就要有特別的學術素養。在這些特別素養中，至少應該有深厚的學術積累和純正的態度。
深厚的學術積累不僅要求腹笥豐盈，而且還應該運用自如。被列為批評對象的易中天在《咬文嚼字》2008年合訂本的序中說：“《咬文嚼字》的作者和編者，每次都是擺事實，講道理，把前因後果、來龍去脈、出處依據都擺清楚了。”要做到這些，沒有深厚的學術積累是不可能的。純正的態度在這裏應包括真誠與韌性。於丹在《百家講壇》中多次提到《論語》***有兩萬來字，其實這只是她的壹種印象，並沒有實際統計過。《咬文嚼字》的作者把《論語》的二十篇文字耐心細致地數了壹遍，發現於丹所依據的版本，統***只有15 918個字。在這裏，作者很難完全避免關於《論語》的壹個常識的以訛傳訛狀況的發生，因為這篇文章的傳播範圍根本無法與《百家講壇》相提並論。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解決的決不是壹個無關緊要的小問題。
三、建設性
任何形態的批評，都具有否定性或者說破壞性的性質。很顯然，學術意義上的破壞是具有積極意義的，它起碼對壹種特定的現象作出了有理有據的判斷。不過，《咬文嚼字》所開展的媒介批評，不僅給出了否定性的判斷，而且其背後還隱含著建設性的取向。
首先，從雜誌的定位和受眾設計上，就帶著這樣的壹層深意。關於雜誌的定位，《咬文嚼字》曾有簡明扼要、清晰明快的表述。該刊針對國內語言文字運用上出現的“草率化、朦朧化、粗鄙化、遊戲化”等令人憂心的趨向，確定自身的基本定位：“咬書咬報咬刊，咬天下該咬之錯；嚼字嚼詞嚼句，嚼世上耐嚼之文。”采編團隊立誌要做“漢語的護堤員”。“咬書咬報咬刊，咬天下該咬之錯”，這是雜誌的言述常態，也就是否定性或者說破壞性的判斷。但是，這樣的壹種破壞其實是意在承擔“漢語的護堤員”的職責，消除語言使用中出現的草率化、朦朧化、粗鄙化、遊戲化，以重建語言文字傳播過程中的良性秩序與規範。那麽，這種破壞卻蘊含著建設。
該刊把編輯、記者、校對、節目主持人、廣告制作人、中學語文教師、文秘人員列為目標受眾群，這也充分顯示了其對建設性的不懈追求。傳播學有壹個把關人理論。所謂把關人，是指在信息傳播的過程中承擔著信息篩選，控制著信息流量和流向，並直接影響著受眾對信息的理解的那些人。可以說，《咬文嚼字》雜誌所設定的目標受眾在信息的流動過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他們既是信息的傳播者，又是信息傳播過程中的把關人。該刊就是意圖通過影響他們，為社會建立壹個健康而規範的語言文字環境。
其次，從具體的批評案例中，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建設性的存在。中央電視臺是《咬文嚼字》關註較多的媒體。2006年，編輯部組織編輯與作者“咬嚼春晚”。全國各地的作者對“春晚”的語言文字提出了數百條意見，經有關專家逐條審核，最後認定28條。編輯部把這壹結果公開刊發，並有專函寄達央視。央視領會了他們的良苦用心，作出了積極的回應，並在2007年“春晚”揭幕之前，特別邀請編輯部派人協助“春晚”劇組在語言文字方面把關。《咬文嚼字》派出的專家在長達七天的時間裏，與“春晚”劇組緊密配合，夜以繼日，發現並糾正了數十條可以認定的差錯。當年“春晚”播出後，社會各界對央視邀請專家把關的做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裏的批評不止是文本分析與文本研究，它伴隨著批評者與被批評者密切的現實互動，甚至是雙方相互協作的新壹輪的實在建設。
在今天，以廣播、電視、報刊、網絡為主體的大眾傳媒，在公眾的日常生活中幾乎是無孔不入。展示在公眾面前的媒介產品已經是壹種鋪天蓋地、無遠弗屆的龐大存在。我們可以發現，每天社會上出現的大量的意見都與媒介相關。但是在這些意見中，很大部分是個人印象性的評說，情緒化色彩很明顯，經不起深壹步的推敲和追問。《咬文嚼字》與此截然不同，它倡導的是壹種專業性的學理批評，所有的成果，既是壹種現實矯正，又是壹種學術積累和建設，值得我們珍視與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