閑章趣談·康熙
《康熙》：康熙 清順治十壹年—康熙六十壹年（1654－1722），愛新覺羅氏，廟號聖祖。八歲即位（順治十八年），年號康熙。康熙六年親政。八年，智捕鰲拜，奪回大權。獎勵墾荒，治理黃河；設立南書房掌擬聖旨，加強皇權；收復臺灣；平定吳三桂、尚之信、耿精忠長達八年的三藩之亂；平定了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鞏固了國家統壹；又巡行東北，數次發起反擊沙俄的戰爭，簽定《尼布楚條約》，劃定中俄東段邊界，使多民族國家的統壹得到鞏固發展。他壹生苦研儒學，表倡程朱理學，開博學鴻儒科，設館纂修《明史》，編纂《古今圖書集成》、《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熙字典》等。
《康熙》：主要閑章：敬天勤民 萬機余暇 戒之在得 惟堯則之
敬天勤民
敬天是清朝歷代皇帝尊崇的壹項重要方針。康熙也不例外，他有“凡富貴皆由天命”的言論，但他對天命有更深層次的理解，他認為國家興亡，朝代更叠並非由天命決定，而取決於人事。並把“天”與“民”等同看待，認為“蓋為愚民為不可欺，居官之善與不善，到任不過數月，人即知之，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意即天意也”。可見，這與單純的講天命是有本質區別的，至於勤民，康熙認為君主是為百姓而設的，“天生民而立之君，非特予以崇高富貴之具而已，因特副教養之責，使四海九洲無壹夫不獲其所也”。所以，為君要敬重百姓，時存誠敬之心。“臨民以主敬為本，昔人有言‘壹念不敬，或貽四海之憂，壹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禮記首言毋不敬，五子之歌始終皆言敬慎，大抵誠與敬，千聖相傳之學，不越乎此。”尊重百姓，就是要千方百計為百姓謀福利。因為百姓是國家的根本。而勤民的具體表現就是勤政。就是“壹切政事皆國計民生有關，最為重大，必處置極當乃獲實效”。“君臨天下之道，推以實心為本，以實政為務”，並時常提醒自己要“致治之道，務在精勤，勵始圖終，勿宜相間”。這種以民為本的勤政思想，也時常體現在他的詩文集中，“朕撫禦天下，每以民生為念，夙興夜寐，無時少懈也”，“朕先憂而飲食俱廢者，為民也”。在其親政之初，就把三藩、河務、漕運三件事書寫下來，懸掛在宮中，以敦促自己盡快解決。三事中，河務、漕運都與民生息息相關。康熙親政後壹直堅持每日在乾清門禦門聽政。康熙三十二年，有人建議他更定禦門聽政日期，隔三四日禦門壹次，但他不同意，並說：“我聽政3 0多年，各項規章制度已經定型，同時自己也習慣了這樣規律的生活。壹天不禦門理政便覺不安。如果隔三四日禦門壹次，便會產生懶惰心理，這怎麽能行呢？”最終還是堅持每日禦門聽政之制。康熙在位61年，可謂勤勤懇懇，言行壹致。他的敬民勤政的思想在雍正、乾隆那裏得到了延續。這就形成了歷史上所說的“康乾盛世”。
康熙像
萬機余暇
康熙壹生不但勤於為政，而且善於調節自己的生活。他說“既事竟罷朝，宮中圖籍盈尺案，朕性好讀書，丹黃評閱，輒徑寸辨別古今治亂得失，暇或賦詩，或作古文，或臨池灑翰，以寫其自得之趣。止此數事，已不覺其日之夕矣”。其中最主要的，還是讀書和寫字。康熙壹生勤於讀書，這是從小就養成的習慣。他曾說，小的時候，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由侍臣講解經書義理，處理完政事後，又端坐乾清宮讀書。以至10歲左右便博覽四書五經，十七八歲更加勤奮，有時累到咳血的程度，仍手不釋卷。但他的讀書不是死讀，壹是為了加強自身修養，更重要的是經世致用。在書法學習上，他也是壹絲不茍，經常臨摹米芾、趙孟頫等人的作品，動輒上千字，有時竟忘記了勞累，他有專門的書法老師，“有翰林沈荃，素學明時董其昌字體，曾教我書法”。並且還學得很虛心，沈荃曾說：“每侍聖祖書，下筆即指其弊，兼析其由。”他也不惱，反“深喜其忠益”。正是這種虛心忘我的態度，使他在書法上也取得了相當的成就。
敬天勤民
萬機余暇
戒之在得
此印文的來歷，《秘殿珠林》卷壹載：“康熙五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聖祖仁皇帝命大學士王項齡、王掞、尚書王鴻緒至南書房，諭以明年為康熙六十年。采擇經語，可刻小璽者。諸臣遵旨恭擬進呈，俱不當意。有頃，朱筆批出‘戒之在得’四字，諭雲：‘朕之得之天者厚矣，自古帝王所稀者也。朕今何思何慮？惟守宣尼四字明訓。’諸臣拜手嘆美雲：‘聖德如天，憂入聖域而學不倦如此。’”宣尼即孔子，他曾說：“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康熙認為“朕今年高，戒色戒鬥之時已過。惟或貪得，是所當戒。朕為人君，何所用而不得？何所取而不能？尚有貪得之理乎？萬壹有此等處，亦當以聖人之言為戒”。此印刻於康熙六十年，體現了晚年康熙極為強烈的憂患意識。他還曾在康熙四十三年回顧4 0余年的求治經歷，自責道：“清夜自問，移風易俗，未能也；躬行實踐，未能也；知人安民，未能也；家給人足，未能也；柔遠能邇，未能也；治臻上理，未能也；言行相顧，未能也。自覺愧汗。”（《清聖祖實錄》）正是這種憂患意識和不斷自我反省，使康熙壹直能保持清醒的政治頭腦，而成為壹代明君。
惟堯則之
康熙壹生很註重自我修養，善於從古代聖人的言行中獲取對自己有用的東西，並演化為自己的思想。他認為師古人，主要在師其德，即儒家所提倡的仁、敬、孝、慈、信。他說：“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作為帝王則要兼而有之。他對《尚書》中所論治天下之法極為信服，並說自堯、舜、禹以來為人君者所應具備的心法和治法，在《尚書》已經全都有了闡述。所謂治法，也就是建都樹屏以立其綱，設官置吏以張其紀，經天緯地以盡其才，親親尊賢以弘其業，黎民阻饑而為之教稼，五品不遜而為之明倫，為禮樂以導其中和，為兵刑以息其爭訟，事未然而預為之備，患已至而亟為之驅，也就是具體的政治、法律制度。而心法則是敬、誠、中。敬則神明有主而物欲不能搖，誠則孚信在中而偽巧不能間，中則公正無私而邪說不能移，也就是帝王自己的修養和品德。康熙認為心法為治法之本，充分肯定了帝王個人修養在治國平天下中的作用，並身體力行之。這就是此印所指。
戒之在得
惟堯則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