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時期的楚國文字,與中原諸國的文字還沒有多大區別。楚公家鐘銘文就與宗周鐘的銘文風格類似,氣勢渾厚,規整,略顯波折。春秋至戰國中期,楚國文字形體逐漸趨向修長,筆劃細而首尾如壹,排列比較整齊美觀,筆勢圓轉流暢,風格自由奔放。如王孫浩鐘、王孫遺者鐘、楚王熊章作曾侯乙博等。從下寺2號楚墓出土的王子午鼎與山東大店2號墓出土編鐘銘文的對照中(圖1),可以發現楚字的特色,這種楚字,略具蟲形,是蟲書的雛形。戰國中期以後,竹簡、帛書式的手寫體據主導地位,銅器鑄銘、刻銘均受其影響。字形趨扁平、體勢簡略,橫筆昂首,首粗尾細,有的波勢挑法己具後世隸書雛形。如江陵望山天星觀竹簡、荊門包山竹簡、長沙楚帛書等等。春秋末,在篆書的基礎上,附加鳥形裝飾,使文字藝術化,此即所謂“鳥篆”的起源。如楚王孫魚銅戈銘文***有六個字,均附有鳥形,富有情趣,表現了楚人對鳥類的特別鐘愛。與之相關系,楚人的篆刻藝術取得了極高的成就(圖2,“冷賢”印)。楚文字從形體上看與中原古文字有淵源關系,但又不盡相同於中原甲骨文、銘文、篆文壹脈相承的“古篆體系”,在“語言異聲、文字異形”的春秋戰國時代,楚人按照自己的生活和語言特點獨立創造了不少新字。如見於銅貝(亦稱蟻鼻錢)的“聚”；見於江陵望山楚簡的“歇”；見於楚帛和金銘的“蔓”；見於楚簡及銘文的“戴’等字,既不見於他國,也不載於先代“古篆”,已突破了中原古代文字的範圍。這些新字雖使今人很難釋讀,但在當初必生動地記錄了楚人的語言,表現了楚人的新變精神和創造意識。
由於楚人最先發明毛筆(圖3),這不僅使帛書、竹簡的出現成為可能,也推動了字體本身的演進。1954年在長沙壹座戰國中期楚墓中發現了兔毛制作的毛筆實物。毛筆寫字,較之以往的刀刻,輕松靈便,因而推動了字體的革新。所以隸書最先在楚字中孕育出來。如江陵楚簡將“乙”字末尾壹筆已明顯地有隸書的波勢；又“月”字寫作不僅有隸書的形架,其右下壹筆,也可看出隸書的挑法。
楚國有幾個常用的方言虛字,幾乎成了楚辭語言形式上的重要標誌。如兮、些等字,讀起來常有壹種悲楚淒厲之感,形成楚辭特有的韻調,可說成了楚辭外部形式的標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