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增廣賢文》
《增廣賢文》，最初叫《昔時賢文》，據說是元末明初有個犯人在牢中編著而成。後來該書受到當時統領的贊賞，編書的這名犯人也被釋放。
後來到了明朝末年、清朝初年間，有壹個儒生名字叫明中葉，他對該書進行了編纂，並增加了下集，他把上集改名叫《增廣賢文》，把下集叫做《增補賢文》。
在清朝中期，壹個叫碩果山人的文人再做修改，更名為《訓蒙增廣》。到同治年間，文人周希陶對該書再次修改，更名為《重定增廣》。
清朝中期以後，增廣即風靡全國，影響極大。
《五柳先生》與陶淵明有關的典故
對於陶淵明托名寫自傳，自從有了沈約與蕭統的“實錄”“自況”之說以來，歷代論者多多，其看法卻大都與此相同，這兒無須贅述。然而，陶淵明為自己作傳，何以要采用托名呢?筆者曾查閱許多資料，皆語焉不詳。可這又是在教學中必然會遇到並且必須得解決的實際問題。聯系陶淵明的生平和性格誌趣，筆者認為，這和他歸隱之後的生活現實與久藏在心底而始終未能實現的理想壯誌沖突有很大關系。此外，也與作者采用第壹人稱直接去寫，在多層面展示自我形象方面會受到種種限制有關。
陶淵明的家鄉是靠近廬山的江南農村（今江西九江西南），他在田園生活到29歲才出仕。江南農村特有的秀麗風光陶冶了他率真潔凈、無拘無束的品格，直至終老也沒有改變。他雖然“性本愛丘山”，但並不甘心終老田園。青年時代的他也曾經“猛誌逸四海，騫翮思遠翥”，渴望自己也能像先祖那樣有所作為。但是，他所生活的那個“八表同昏，平陸成江”的亂世，使他“大濟於蒼生”的理想始終沒有實現的可能。他既沒有高貴的門閥可資憑借，又“性剛才拙，與物多忤”，盡管也曾不止壹次進入仕途，但總覺得“誌願多所恥”，每次都很快就辭官歸隱。幾次出仕與歸隱的經歷，暗含著他的理想壯誌屢次碰壁。每當他憤慨於官場的汙濁黑暗時，心中就不免燃起對鄉居生活的懷念。終於，在41歲那年，他毅然拂袖歸田，矢誌躬耕，直至終老。他的後半生，基本上就是在靜謐閑散和貧病中度過的。這裏，沒有暴力，沒有虛假，也不會再去為“五鬥米”而躬上淩下，矯情偽飾。“戶庭無塵雜，虛室有余閑”“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在閑適、愉悅的田園中，他“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這種淳樸天真、和諧自然的境界與他從小就熟悉、喜愛的田園情景十分相近，從而使他流連其中，難以舍離，也因此而使他暫時忘卻了政治上的失意和生活的貧困。然而，田園畢竟不是世外桃源，歸隱本非他的素誌。他本是個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自然靈長，況且早年受儒家思想影響極深，具有俠義風骨，別有遠大抱負，如今被迫走上歸隱這條路，他的內心深處不願，更不甘。“日月擲人去，有誌不獲聘”“刑天舞幹戚，猛誌固常在”，這既是他義憤填膺的吶喊，也是他痛苦心跡的自然流露。但現實如此，他也無可奈何，只能在躬耕之余，飲酒、讀書、著文，堅守他“但使願無違”的崇高氣節。胸中有塊壘，不吐不快；心中有高趣，不抒不行。可是不慕榮利、不求聞達的性格，又使得他不便直說，也不願直說，於是便巧用“托名”，借五柳先生以“自況”，以為他人作傳來寄意。這樣，既能從容自如地從各個側面展現自我，“頗示己誌”，坦露心聲，又避免給人以“王婆賣瓜”之嫌，可謂壹箭雙雕。 既要假托，又要讓人覺得確有其事，於是“虛晃壹槍”的寫法在所難免。比如開頭的“先生不知何許人也，亦不詳其姓字”，似乎這真地是另壹個人，而非我陶淵明自己。再如，古人寫傳，傳末要加評論，如《史記》裏的“太史公曰”。但那是給別人立傳，《五柳先生傳》的“贊曰”，實為陶淵明的“自贊”，是他的自我評價，卻也寫得好像與己無關而作純客觀的評論。這都是本文不同於其他傳記文章的獨到之處。但是，我們通過文中所記敘的幾個典型事例——“好讀書”“性嗜酒”“家貧”“著文章”等，不僅可以明顯地看到壹個不同於流俗、情操高潔的作者自我形象，而且透過人物的喜怒哀樂，還可以進壹步窺視到當時社會的某些側面以及對知識分子的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