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的那個難眠之夜，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和國的誕生，長春市舉行了盛大的提燈遊行。作為“中國民主青年聯盟”的壹員，夏青也參加了這次遊行。但他並沒有想到，這壹天，竟會成為他事業乃至人生的轉折點。
參加完遊行的夏青剛回到校園，就接到了學校的通知，要他去北京新聞學校報到。北京新聞學校的前身是新華社新聞訓練班，以培養新聞人才、提高新聞宣傳及相關人員的政治理論水平和新聞業務素養為主要目的。此次其要求東北地區推薦十名學員，夏青就是其中之壹。
夏青接到通知後報名應試，結果順利通過。就這樣，22歲的他告別了短暫的東北大學中文系生活，來到了北京新聞學校。在那裏，他經過了七個月的緊張學習。1950年5月初，他和其他幾名學員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工作。
當時和夏青同去的這批學員，都是學編輯、采訪業務的，但是電臺急需播音人員。情急之下，電臺決定讓他們當中會說北方話的人統統去試音，夏青自然包括在內。
或許是命中註定，這次試音對擁有獨特嗓音的夏青來說多少有點“量身定做”的意味。夏青的父親是位國文教員，在夏青還小的時候，父親就規定他每天必須大聲朗讀好幾遍古文。小學時，他參演雙簧節目，參加講演比賽。中學時，他參加歌唱比賽得過第壹名。後來在東北大學和北京新聞學校學習時，他還參加過歌詠隊……所有這些經歷，磨出了夏青的壹副好嗓子。毫無疑問，最終嗓音天賦過人的他被選中了。幾天之後，夏青便走進了有點神秘的播音室，坐在了話筒前面，開始了他的播音生涯。
萬事開頭難，剛進電臺的夏青，雖然嗓音天賦較高，但在字音問題上遇到的困難是很多的。他那東北口音和廣播所需要的以北京語音為標準音的普通話是有差別的，有時甚至把“國”讀成“果”，這都需要他壹個字壹個字地改過來。同為播音員的葛蘭就成了他的老師，每當他說錯壹個音，葛蘭就學他、笑他，用這種方法，反而促使他帶著壹股子倔勁，決心狠攻讀音。在那段日子裏，夏青帶著最初的茫然，所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葛蘭曾說：“為了學習標準讀音，他把字典都翻破了。”千裏之行，始於此時。 帶著不服輸的決心，夏青“長期堅持吐字發聲的基本功訓練”。從抗美援朝的戰爭時期，到經濟建設的和平時期，再到十壹屆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時期，他都壹直自覺地堅持訓練此項基本功。
隨著廣播節目的多樣化，夏青還通過各種學習途徑努力使自己的播音語言適應這種變化。他針對自己吐字發聲的弱點，“向姊妹藝術行家學習，先後向音樂學院老師學習音節發聲，向單弦演員學習吐字歸音，向電影學院教師學習發音方法”。 直到上世紀60年代，已經在播音領域有所成就的他依然虛心向語言學家周殿福先生請教，反復聽錄音，勤奮練習。
據《康熙字典》及其書後所附《補遺》，中國漢字有四萬多個，常用的有五千多個，播音員需要掌握的就更多壹些。夏青長期堅持吐字發聲的同時，還努力學習和掌握每壹個漢字的字形、字音、字義，而且了解其出處、古今演變過程及趣聞軼事。到最後，他便有了“活字典”及“字音政府”的美譽。壹旦有人向他請教疑難字時，他會立馬詳細地告訴他們這個字的讀音和字義，而且會翻開工具書來驗證自己的說法是否正確。他的嚴謹和認真，貫穿於整個播音生涯始終。 除了“字音政府”和“活字典”，夏青在播音界還有壹個“老佛爺”的稱呼。這些稱謂，不論是哪壹個，都在壹定方面反映出了夏青的博學多識。
學生時代，夏青既學過工科，又學過文科，知識比較全面。踏上工作崗位後，除了不停地訓練播音基本功，他還抓住壹切機會如饑似渴地吸收其他學科的養分。
夏青酷愛古典文學，逛琉璃廠舊書店曾是他生活中最大的樂趣。他曾特地買了壹套沒有標點的《春秋左傳註疏》，利用業余時間認真研讀。在那本書的空白之處，密密麻麻地註滿了他的蠅頭小楷。這造就了他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也為他的播音事業添磚加瓦。他曾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的《閱讀和欣賞》節目中講解難度頗大的古典文學作品，受到了廣大觀眾的喜愛和稱贊。
除了古典文學，夏青還長期致力於研究語言學和語音學，並且不斷總結自己的發現和收獲，以及自己在播音過程中積累的實踐經驗，撰寫語音研究文章，譬如《普通話廣播的異讀問題》，他還在1983年的首屆北京語言學會年會上宣讀了這篇論文。
夏青喜歡講三個“萬”，即“讀萬卷書，行萬裏路，交壹萬個朋友”。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只有博覽多聞，才能做到學問習熟。他如此要求別人，也如此要求自己。很多人對夏青所播的政論性文章贊譽有加：“有理”、“有力”、“有節”，擁有“政治家的胸懷”和“雄辯家的機敏”，這與他的博識是不無關系的。 拋開1950年6月前的事情，從1950年6月坐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音室開始，夏青就壹直行進在不斷學習、積累知識的道路上。經過幾十年的沈澱，他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風格，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理論知識，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播音工作原則。
他教導青年播音員要“三讀”、“三思”。所謂“三讀”，就是拿到稿子後要讀三遍：第壹遍要粗讀，宏觀把握，了解整體，如果細讀，反而會陷進去；第二遍要細讀，逐字逐句挖掘自己不懂的地方和有誤的地方，把握文章內在的邏輯聯系；第三遍再粗讀，以防第二遍細讀、分析之後轉而陷入文章的細枝末節。所謂“三思”，就是分析完文章後還要進行思考：第壹是要把文章放到大的時空背景當中去審視；第二是要把文章放在整個節目中去審視；第三是要把文章放在聽眾那裏去考慮，從播和聽的對比中思考實際的傳播效果如何。這兩點理論，對後來很多年輕播音員的幫助是巨大的，對很多同行的啟發也是深刻的。
夏青過硬的理論知識和播音技巧使他成了很多行業和領域學習的典範。他曾是國家廣電部門、教育部門和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推廣漢語普通話的負責人之壹，為推廣普通話做了大量工作；他曾因自己在漢語語音方面的學識和成就，於1980年在中國語言學會上被選為理事，之後又被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聘為審音委員會委員。很多時候他扮演的是老師的角色，而他自己對此又是極為喜愛的。
夏青很關心青年播音員的成長，他曾主動承擔輔導青年播音員的工作，深入基層臺、站，對青年播音員的工作予以指導，同時也給播音短訓班授課。他還經常被邀請到北京廣播學院播音系授課，為青年播音員隊伍的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同時，他也在指導播音的同時，為播音部、臺播部等的播音員講授《詩經》、《楚辭》等古典文學代表作。古典文學雖然是夏青的摯愛，但要真正給別人講，他又得付出很多努力去學習。每次準備講義，他都得查很多資料，將講義寫得極其細致，這樣在講的時候才能真正讓大家有所收獲。
在年輕人面前，夏青是前輩，是老師，但他從不自滿。他始終以“學習者”的身份自居，並且善於聆聽。很多編輯記者、年輕同誌乃至錄音員有時給他提意見，他都能聽進去，並擇取有意義的積極改進。傅華曾回憶道：“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每次學習完壹個單元的課程後，夏青老師會出題考我們，當時有壹道題是有關‘元老’壹詞的解釋，他判卷時，因我寫了‘師長’的意思而扣我的分，我便指出來，他壹句話不說立即去查字典，而且特別平和謙虛地接受了我的意見。”
從偶然的前奏到輝煌的結尾，夏青通過自己的努力奏響了壹曲恢弘壯闊、感人至深的播音事業之歌。在播音乃至整個人生的大道上，夏青從未間斷前行的腳步。他的壹生，是走在路上的壹生。這壹生，因為行走，所以精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