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已傳布北疆。唐貞觀年間李世民率師遠征遼東，奏捷回朝途經直沽，駐蹕於海河岸邊的慶國寺，同行的鄂國公尉遲敬德在廟中掛甲，李世民遂敕賜更名為“掛甲寺”。這壹掌故未見正史記載，屬口碑史料，縣誌對此有所記述，足以憑信。由此可知，至遲在唐朝初年佛教已傳布直沽，寺廟當不止慶國寺壹處。據史書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天竺（印度）僧人海會結庵於城西北海會寺，說明直沽當時的佛教已形成壹定氣候。明清時期，佛寺香火日熾，城廂內外寺廟多如繁星，《津門保甲圖說》中有圖為證。
清康熙年間，天津有兩位詩僧：壹是大悲院的世高，壹是海光寺的成衡，結交名士，吟詩作畫，傳為禪林佳話。近代又出現兩位高僧：壹是弘壹（李叔同），壹是倓虛（王福廷），修持謹嚴，造詣厚重，前者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壹世祖”，後者被列為“天臺宗第四十四世法嗣”，聲名遠播海內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淵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糧食、布帛皆仰給於江南，為此開辟了海上運輸線，漕運文化、媽祖文化伴隨而來。直沽是漕運的終點碼頭，為祝禱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後建造了兩座天妃宮（天宮後），每當漕船抵達，官員隆重舉行酬神祭典，成為直沽社會生活的壹大盛事，從而活躍了天妃宮周邊的商家生意。天妃宮的建立，可視為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坐標，故古諺有雲：“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城。”天妃即媽祖，傳說中的護航“女神”，在“落戶”直沽以後，又演化為兼司護佑婦嬰包括生兒育女的“子孫娘娘”，成為津沽婦女至愛的膜拜偶像；後來又被頌為“三津福主”，儼然天津城的保護神了。至康熙年間，又推出“天後出巡散福”盛會（皇會），屆期全城載歌載舞，萬人空巷，猶如西方的“狂歡節”。媽祖文化滲透民俗民風領域，構成直沽文化的壹大特色。
明朝永樂二年（1404）天津命名，設衛築城，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石，再過兩年，就迎來建城600周年。天津設衛，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軍旅常駐，商販雲集，流動人口激增，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衛誌》載稱：“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也就是說，天津接納了戍邊、漕運、經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隨而來的是軍旅文化、運河文化、江淮文化、閩粵文化、伊斯蘭文化，尤應提出的是語言文化。據語言學家考察，別具特色的天津話，母語源於江淮，人口構成的變化鑄造了天津方言。伊斯蘭文化是隨同回民遷徙而傳入的，設衛之初落戶津北天齊廟、穆莊子（後合並稱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漸推廣開來，成為天津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方雜處，風情各異，移民文化豐富了天津歷史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