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時期佛教文化已傳布北疆。唐貞觀年間李世民率師遠征遼東,奏捷回朝途經直沽,駐蹕於海河岸邊的慶國寺,同行的鄂國公尉遲敬德在廟中掛甲,李世民遂敕賜更名為“掛甲寺”。這壹掌故未見正史記載,屬口碑史料,縣誌對此有所記述,足以憑信。由此可知,至遲在唐朝初年佛教已傳布直沽,寺廟當不止慶國寺壹處。據史書記載,元至正年間,有天竺(印度)僧人海會結庵於城西北海會寺,說明直沽當時的佛教已形成壹定氣候。明清時期,佛寺香火日熾,城廂內外寺廟多如繁星,《津門保甲圖說》中有圖為證。
清康熙年間,天津有兩位詩僧:壹是大悲院的世高,壹是海光寺的成衡,結交名士,吟詩作畫,傳為禪林佳話。近代又出現兩位高僧:壹是弘壹(李叔同),壹是倓虛(王福廷),修持謹嚴,造詣厚重,前者被尊為“南山律宗第十壹世祖”,後者被列為“天臺宗第四十四世法嗣”,聲名遠播海內外。因此,天津的佛教文化淵源不容忽略。
元朝定都於大都(今北京),糧食、布帛皆仰給於江南,為此開辟了海上運輸線,漕運文化、媽祖文化伴隨而來。直沽是漕運的終點碼頭,為祝禱航行安全,在大、小直沽先後建造了兩座天妃宮(天宮後),每當漕船抵達,官員隆重舉行酬神祭典,成為直沽社會生活的壹大盛事,從而活躍了天妃宮周邊的商家生意。天妃宮的建立,可視為天津城市發展的歷史坐標,故古諺有雲:“先有天後宮,後有天津城。”天妃即媽祖,傳說中的護航“女神”,在“落戶”直沽以後,又演化為兼司護佑婦嬰包括生兒育女的“子孫娘娘”,成為津沽婦女至愛的膜拜偶像;後來又被頌為“三津福主”,儼然天津城的保護神了。至康熙年間,又推出“天後出巡散福”盛會(皇會),屆期全城載歌載舞,萬人空巷,猶如西方的“狂歡節”。媽祖文化滲透民俗民風領域,構成直沽文化的壹大特色。
明朝永樂二年(1404)天津命名,設衛築城,奠定了城市發展的基石,再過兩年,就迎來建城600周年。天津設衛,成為拱衛京師的屏障,軍旅常駐,商販雲集,流動人口激增,顯現出移民城市的特征,文化上亦然。
《天津衛誌》載稱:“天津近東海,故荒石蘆荻處,永樂初始辟而居之,雜以閩、廣、吳、楚、齊、梁之民。”也就是說,天津接納了戍邊、漕運、經商、逃荒的大批移民,伴隨而來的是軍旅文化、運河文化、江淮文化、閩粵文化、伊斯蘭文化,尤應提出的是語言文化。據語言學家考察,別具特色的天津話,母語源於江淮,人口構成的變化鑄造了天津方言。伊斯蘭文化是隨同回民遷徙而傳入的,設衛之初落戶津北天齊廟、穆莊子(後合並稱天穆村),建造了清真寺,清真菜肴也逐漸推廣開來,成為天津飲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四方雜處,風情各異,移民文化豐富了天津歷史文化的內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