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籍中國江蘇無錫的胡偉立，1937年出生在香港，那年正好打仗，在香港呆了兩年後便展轉到了桂林、重慶，勝利了以後回到上海。1955年他去了北京師範大學讀書，1960年畢業即留校任教；在北京藝術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相繼執教。1973年又到北京電影學院教書，壹直教到1986年他出來，到了香港打拼。
那時他已經將近50歲了，剛到香港，壹切從頭開始，沒有認識他，盡管出來前，在北京已寫了10幾部電影，還有很多電視劇和卡帶等；早在1958年，他寫了壹個小提琴曲，叫《農村小調》，發表後被選入上海音樂學院官弦系編的《小提琴曲集》。接著又被選為全國的音樂學院的教材，那個時代音樂學院的學生，學習小提琴的都拿著他的課本來研讀；之後也寫過不少東西，由於自己是資本家後裔，出身不好，加之又熱衷於創作，被扣上了“白專道路”的帽子。
他的不少作品只好掛著“集體創作”的名字公之於眾，象《古箏彈唱》等都進了中南海，為國家領導人演出，為此，《光明日報》還給這個曲子寫了壹個整版的評論；之後的壹些年月，他又寫了《明姑娘》、《相思女子客店》、《鐵道遊擊隊後傳》、《花園街5號》、《歸宿》等等作品，創作已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在國內也小有名氣。他認為，自己放棄已有的成功，從新開始新的人生不是件壞事，1986年到香港後他開始重新學習，再塑自我；壹到香港，壹股商業氣息撲面而來，原本在國內教書時的學院派思維受到很大沖擊，而回過頭來看，他認為商業的東西還是有獨到之處的；雖然在國內，對好萊烏的商業手法和操作壹直持偏見。但在香港，這壹切又變得何其自然，無奈，為了生存和發展也得入鄉隨俗。
胡偉立以為，壹些俗的東西要真正做好，也不是壹件容易的事情，壹部片子要讓老百姓喜聞樂見、要打動他也要花不少工夫。繁華而快節奏的香港社會，人們比較講究即時的東西，忙碌的人們，沒有時間和精力去消受作品的深層底蘊和內涵；過去他在電影學院教書時所吸收的“新浪潮”等現實主義手法，到了這裏便顯得曲高和寡。在香港，他發現，它還是延續了好萊烏“講故事”的手法，基本上是封閉結構，而在封閉的結構裏，音樂就起到壹個很大的作用。它可以影響壹個人的情緒，給人以震撼，音樂的發揮就很有效。
在香港，他領略了商業氛圍中的藝術表現方式，壹切都具體而現實，追求實效。在此沒有那麽多的時間讓人去思考和嘗試，他寫壹個總譜，當時香港會看音樂總譜的導演沒幾個。這裏要的是時代感極強的東西，沒辦法只好逼著自己學電腦，去香港前從未接觸過電腦，是個“電腦盲”。那時寫的總譜有壹個桌子那般高，已20多年沒寫了，但手上的繭子依然故我，殘留在手上。在香港問人家學，人家是靠此吃飯的，他要教會妳他的飯碗就丟了，所以基本上不會教的；到琴行去買電子設備的時候，他們只告訴妳必要的操作和功能後就扔給妳壹本說明書讓妳自己去看。
胡偉立大學裏學的是俄語，查英文字典時，十個字有九個字典裏沒有，都是專業詞匯；就靠自己猜了，設備買回來，他自己邊看邊琢磨，每天要幹到淩晨4點多。第二天壹早7點多就要去上班，所以在香港他平均壹天只睡3、4個鐘頭；50歲起步的他，從大陸出來，兜裏又沒錢，壹無所有地在壹個陌生環境裏奮鬥生存，今後老了怎麽辦？在他看來時不我與。玩命的幹，是胡偉立在香港的寫照，他認為，到這裏比他有學問的人、有才能的人很多，但要論拼命幹活，他算是首屈壹指的。
在香港，他是大小通吃，什麽事情都幹；第壹份工作是去芭蕾舞學校為小孩彈芭蕾舞伴奏，別的老師都是拎著壹個大書包，拿著好多譜子，而他則是空手去的，人家問他：“妳的譜子呢？”他說：“我不用譜子，我的譜子都在腦子裏。”人家趕忙在邊上放個錄音機，擔心他要是記不住或支持不下來，采取必要的“急救措施”。
課堂上，學生做什麽動作，胡偉立就彈出相應的樂曲來配合，他演奏得十分嫻熟，象是合作很久的；壹堂課下來，獲得校方極大的好感，本來壹個小時給他35塊錢，隨即增加至38塊。他很快慰，彈兩分鐘掙壹塊錢，再彈兩分鐘，又掙壹塊錢；這種感覺是他在大陸從未有過的。大陸他大學畢業後就是4、5十塊工資，壹拿就是20多年；到這裏壹想到什麽東西都要錢，就特沒面子。然而，要知道，家裏開飯、買菜，什麽東西能少了錢呢？太太先到的香港，在此教鋼琴，為孩子們掙出國留學的學費，孩子們也很爭氣，相繼到美國和加拿大發展事業；胡偉立是家裏最後壹個出來的。夫妻倆在香港開始了新的人生征程。
在香港，教小孩鋼琴、小提琴、為芭蕾舞學校伴奏、給合唱團伴奏、參加演奏等等都是圍繞著胡偉立本人的特長和專業來做的工作，目的先是養家糊口，只要能掙錢，他都樂意幹。三個月只有，他去了香港TVB（香港無線電視臺），當時它是遠東最大的電視臺，很有名氣。他有個哥哥，那時在香港立法局工作，認為象胡偉立這樣的音樂人才，到此發展會有前途，於是，便給“亞視”和“無線”都寫了推薦信，舉薦胡偉立。
那時，TVB正好在跟國際唱片協會香港分會打官司，為了版權費的問題；唱片公司對他們進行封殺，唱片協會的唱片不準TVB使用，而TVB大部分節目都需要音樂支持。到這裏後，看到這種情形，胡偉立覺得，要是再這樣下去便是死路壹條；於是，傾囊買了臺音樂合成器，又添制了錄音機等音樂設備，來根據它的主題歌的旋律變成不同的情緒，做不同主題的變奏，壹擺到節目中便與主題的風格相統壹了。
他還帶來不少自己在大陸時創作的音樂和錄音資料，無償地提供給TVB；從此，TVB（香港電視廣播有限公司）的很多電視劇如：“火玫瑰”、“赤腳紳士”、“怒劍嘯狂沙”、“大時代”、“燃燒歲月”等等大片和大制作都出自胡偉立之手。在這裏他壹年要寫300多集電視劇的配音配樂，可謂高產作曲家，他的時間表叫：“08-26”，即早晨8點鐘進棚，晚上夜裏2點鐘，24裏頭26，26才出來。而那些小年輕每天“08-17”都叫苦連天。
同時打好幾份工，根本沒有禮拜天和休息日。很多活兒都是“火燒屁股似的趕著催，有壹部片子叫《東方不敗》，他72小時沒合眼，趕出來。從看片子到音樂段落的設計，配曲、錄音到找人唱歌以及合成，壹氣呵成。記者問他如此高強度的工作身體是否吃得消？他以為：“我就覺得，我們這個背景的人是經過千錘百煉過來的，意誌力起了決定作用的。”
因為他很清楚自己在這個階段不這麽拼命的話，不可能存活下來，更別提向前邁進了。在為數千集的電視劇作曲配樂的同時，他還擔任香港泛亞交響樂團副首席，並為香港泛亞交響樂團、香港中樂團、香港舞蹈樂團、香港話劇團、香港藝進會、臺灣交響樂團、臺灣中樂團、以及大量的廣告、電影作曲配樂。
胡偉立到香港的第二年回了壹次大陸，到音樂學院探訪時支部書記就問他：“胡老師，妳去香港以後，妳最大的感觸是什麽？”他答道：“最大的感觸是，在大陸我只有10%的時間做自己的專業工作，而90%的時間用來應付政治學習、人事的扯皮、要為了爭取壹點工作而去打通路子和關節。”到了香港他告訴人家他90%是幹他想幹的事，這麽多年來，壹直很低調的胡偉立不大愛談論自己，也絕少在公***場合露面；因為經歷得太多，反而令他十分平和地坦然面對世事。這次「和妳壹起走過的日子」胡偉立作品音樂會實在是因為他70大壽，讓人們推到了臺前。移居加拿大後他更喜歡平時釣釣魚、打打網球，或是上網、在家弄弄電腦等；1997年，胡偉立退休了，這是他自己所做的決定。他把兩個學生培養好、並將其扶植好之後便決定“退出江湖”，到加拿大定居。
在香港胡偉立那兩個學生時是不收學費的，這主要是源於當初他師從馬思聰先生；1962年的時候他找到馬先生上課，馬先生聽了他拉琴，了解了他的情況後便不收他的學費。胡偉立覺得這是壹種人和人之間最真誠的互信，馬思聰先生當年是愛才的，對他有期望；胡偉立壹直跟了馬思聰先生3年，直到馬先生到了美國，此後便沒有見面，86年他們通過壹次電話，馬先生壹聽到胡偉立出來以後，很是欣喜。說起音樂大師馬思聰先生，胡偉立充滿感激和情致；學生對老師的那種感恩之情都永遠刻在心中，不曾泯滅。
1964年中國音樂學院要成立，組織上讓胡偉立改行，他原來的專業是小提琴；那時他已聯系了上海電影交響樂團，人事檔案也都準備過去了。結果在壹次合校的演出中間，他上臺壹會兒小提琴獨奏、壹會兒手風琴伴奏，樂隊他又是首席，又演奏自己的作品，可謂綜合出擊登臺亮相。其時中國音樂學院的正副院長是安波和馬可，看完演出他們決定不放這個人，他跟院長講，自己是搞西洋樂器的，留下來派不上多少用場，不如到上海電影交響樂團去發揮長處。他們告訴他今後可能會成立亞非拉音樂系，“妳是有特別發揮的。”於是，胡偉立就被留在了中國音樂學院，用他自己的話講叫：“萬金油，打雜”。理論課沒人上，他就去上，作曲課、和聲課沒人上，他就去頂；64年“四清”的時候，他便到西安去下鄉。去了幾個月後，在壹次訪貧問苦的走訪行程中不慎掉到井裏，把腰摔壞了；回來養了壹年。從那時起，他基本上脫離了小提琴，壹直在學校打雜。
以後到了電影學院時，他主要教學外還搞創作，那個時候主要是搞電影，電視劇和盒帶，象李谷壹、劉秉義、蘇小明、關牧村等著名歌唱家，他給他們寫了很多歌曲。談到他移民加拿大後的創作，胡偉立說自己本著壹個藝術工作者的社會責任感和良知，不太願意違背自己的原則去迎合有些所謂時尚的東西；他對名利看得很輕，對做人有著自己的準則。
他以為，壹個人，只要能夠保持自己的生活，妳吃山珍海味也是壹個胃，吃五谷雜糧也還是那個胃；再住幾千尺的房子，躺下來就壹張床。現代人對物質的追求是越來越多，而且浪費也越來越多，占有欲也越來越強；越占有，妳的心裏越空虛，物質的東西越多，妳的精神的東西就越貧乏。
所以在他60歲的時候，他要反思和沈澱自己，把自己做個總結。在加拿大這個國度裏他做些有益於社會和人群的事情就挺愉悅的。2003年時他的手壞了，此前他壹直在士嘉堡樂隊裏做義工；女兒是教鋼琴的，經常會帶壹些孩子到老人院去演出，他也跟著他們壹起去慰問老人們。他所住的樓裏壹些老人，退休後沒事幹，他便組織大家在壹起唱唱歌。2000年他在這裏開過半場音樂會，此外，香港和大陸的壹些團體也經常請他寫點東西；鋼琴王子郎朗來多倫多演出，他專門為他寫了“明天會更好”這首曲子鋼琴和樂隊的版本。
當記者問道：“這麽多年在妳的創作中有無最得意的作品？”他說：“搞創作的人，每寫出壹個東西，就跟自己的孩子壹樣；當然有很多作品很有名，但也有不少沒名的東西，我自己也喜歡。”比如，杜琪峰有壹部片子叫《赤腳小子》，票房並不好，在香港才300多萬；從票房上來講，它是失敗的。可是，這部片子卻是他很喜愛的；還有徐克的片子《刀》，這部片子在香港的票房也不盡如人意。後來出了碟之後還是有觀眾喜愛的，胡偉立本人也很欣賞它。
他聲言西方的許多作曲家如巴赫、貝多芬等古典作曲大師對他影響不小，還有如現代的印象派等大師；他聽的東西很雜，包括民間的東西也聽，曾接觸過很多民歌，對民族樂器也很熟。“跟吃東西壹樣，我不挑食。”胡偉立不乏幽默地說。在借鑒東西方音樂營養方面，胡先生奉行的是“拿來主義”的原則和態度，壹切為我所用，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在創作的把關上，他的門檻是很高的，無論什麽作品壹定得過他自己這壹關；尤其對壹些新生事物或新東西，妳可能剛開始不大習慣，不妨先放壹段時間，等妳琢磨透了，發覺其中的營養元素後再拿來使用。把握不準的東西先聽，只要聽了之後才有發言權；不要輕易為此下結論，存在的理由要慎重考慮。
在談及多倫多的文化和藝術市場時，他很樂觀，覺得此地的藝術市場雖不成熟，但極具潛力，有很好的勢頭；多倫多這個大都市的華人藝術舞臺會越來越繁榮。2000年他在多倫多Roy Thomson Hall舉行了由管弦樂隊、合唱隊、電聲樂隊、國樂、獨唱表演的大型個人作品音樂會。
在多市居住期間的1998年，他還為徐克的好萊塢影片“搏擊之王”友情作曲配樂。多倫多聚集了兩岸四地的華人，有喜歡流行歌曲的，也有熱衷於古典的；他很想讓喜歡流行歌的來聽聽古典的東西，而喜歡古典的也來欣賞壹下流行歌。在大陸，有時會把流行音樂會與高雅音樂會分得很清楚，但在胡偉立看來，音樂只有好聽的，和不好聽的；在自己的音樂裏，他要傳遞壹種積極樂觀向上的人生觀和真實的美的有價值的信息，並且讓人人都能懂他的音樂。
壹頭白發和飄逸的白胡須是胡偉立先生的外在表象，他說自己以本相示人，毫不掩飾自我，他坦言自己也曾犯過不少錯誤，但他承認並思悔改。因為他的至真性情，很多年輕人喜歡他，他虛歲70的時候，音樂學院的很多學生，有的都已經退休了，還聚在壹起為他開了個Party。在北京，有“過九不過十”的講究，如許的厚愛令他十分感動。
談到教書生涯時，他說：“在教的過程中，妳肯定有很多東西不會，尤其資訊這麽發達，網上什麽都能找到。妳不能胡說。”“做老師就是走的彎路比較多，這條彎路我走過了，妳別走這裏，妳走那兒。妳是踩著我的肩膀往上走，妳現在不如我，妳這輩子還不如我，妳沒出息；妳壹定要比我強。”他有好多學生畢業後分到北影錄音車間，那兒的師傅想他反映說：“胡老師，妳的這幫學生怎麽這麽牛氣？”他跟學生講：“妳現在20多歲30歲，妳不牛氣，什麽都畏手畏腳，妳沒有出息；過了30歲，已經看到那麽多了，妳還那麽牛氣，妳也沒出息。
看得多了，妳要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那個時候妳就要靜下心來，回頭看看自己，沈澱下來已有的東西，不要再瞎闖。”胡偉立回電影學院為學生上大課的時候專門講了哲學問題和方法，他以為，要學點哲學，妳的思想才有指導作用；他給學生談起了中庸之道。知足者常樂，大家都知道，妳現在這麽年輕，什麽事兒都沒幹就知足了，這輩子有出息嗎？妳得拼搏才是。拼，妳不能壹輩子拼下去，沒有上山時妳要努力上山，到了山頂上難道還執意留在那裏就不對了。妳要保持壹種很瀟灑的心態走下來，妳把山上的位子讓給後頭的年輕人；接著他又談到感情和理智。搞藝術的人是很感性的，壹定要在情與理中找到平衡點；在不同的人生時期這個點放哪兒？這是個人生藝術。
工作和休息也要適當合理地安排，記者於是問他業余時間有何愛好？他笑著說自己喜歡的東西太多了，什麽都想嘗試涉獵壹把；除了釣魚外還喜歡攝影，在自己的網站上還貼有他的油畫。60多歲時與年輕人壹起去渥太華河漂流，他不傲氣，跟年輕人有很多***同的話題；上次李傳韻來時跟他說：“妳是個老頑童”。他認真地說，他們那壹代人在那個歲月裏挨批挨鬥挨多了，經常自我批評，這個東西沒壞處； 如果沒有那壹段的痛苦生活和意誌磨練，不會有今天。他覺得這是老天爺的安排，正是這所有的經歷造就了他的今天；這次音樂會有這麽多朋友前來相助，他感覺很感動，也有很多話要說。
他認為自己這輩子是有福的，壹個是選擇了自己喜歡的工作來作為職業而且還能掙到錢；第二個是，自己擁有壹個很美滿的家庭。的確，在那天的音樂會上，全家人都來助陣，壹起祝他生日快樂；在致辭中，胡偉立激動感慨地說，非常感謝自己的夫人幾十年來忍受著他的壞脾氣，包容著他，理解著他，為他提供了大後方壹樣的支持和鼓舞。和她壹起走過的日子裏，有質樸，更有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