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代齊國的管仲把禮義廉恥稱為國之“四維”。他認為“禮”就是不能越出應有的節度，即思想行為不能超出道德規範；“義”，就是自己不推薦自己，即使自己的思想行為符合道德標準；“廉”，就是不隱瞞自己的缺點錯誤，即廉潔不貪；“恥”就是不與不正派的人在壹起，即要知羞恥。他認為“禮、義、廉、恥”與法相比，比法更為重要，把它們認作支撐國家大廈的四根柱子。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為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為，則天下其有不亂，國家其有不亡者乎？”
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為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歷代的統治者和思想家，壹但掌握政權而面對治國安民之要務時，首先想到的就是治民的首倡：“禮、義、廉、恥，國之四維”。禮、尊敬適當的態度和行為；義、公正無私的道理或舉措；廉、不貪不汙及純正高潔；恥、為不當的言行舉止有羞愧之心。
“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這是兩千七百年前振興齊國，成就霸業的壹代英才管仲的千古名言，在管仲看來廉恥是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為。人而如此，則禍亂敗亡亦無所不至。然而事實上廉潔這壹品質的養成卻遠非那麽容易，作為廉潔的對立面，腐敗問題伴隨著私有制和階級社會而生，它是壹個自古以來就困擾著各朝代政權的壹大頑癥。王亞南先生說：中國古代官僚的生活就是貪汙生活。又說：中國古代的壹部二十四史，其實就是壹部貪汙史。[1]盡管各朝代滅亡的原因並不完全相同，但是都無法逃脫興亡周期率的輪回：從王朝初期狠抓反腐敗鬥爭，到王朝中葉後反腐敗制度漸漸松弛，變得有名無實，再到王朝後期便腐敗盛行導致王朝滅亡，然後新王朝又從頭開始壹輪新的輪回。而清廉自持的官吏之少，也是屈指可數，“翻翻二十四史，人們就會明白，有名有姓並且貨真價實的清官，不過幾十位。明末清初優秀的文學家、史學家張岱，在所著《夜航船》卷7'清廉類'，扳著指頭數了很久，也不過只找出四十位清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