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廈門、寧波、福州、上海等通商口岸就有434種書籍出版,其中宗教書籍329種,占總數的75.8%。這在當時我國報刊出版業極不發達的情況下,在西方宗教文化並不為多數中國人所知的情況下,其影響是頗大的。歷史地考察我國基督教文化的淵源,西方傳教士把西方的宗教介紹到中國,不僅使中國近代宗教思想增添了新的內容,更給博大浩瀚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增添了新的內容。西方傳教士的努力對我國宗教文化以至民族文化的豐富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二、西學東漸的實踐 19世紀以後,西方傳教士開始在中國創辦學校、出版書籍報刊,揭開了近代西學東漸的序幕。傳教士即擔當西學東漸的實踐者。教會在中國所辦學校取得驚人的發展。1889年,教會學校學生總數不到壹萬七千人。到1918年,教會學校約壹萬三千所,學生總數約三十五萬名。估計到1926年,教會學校總數約達壹萬五千所,學生***約八十萬名。而到了1937年,教會學校在校學生估計總數約壹百萬名,其中大學生約八千名,中學生約九萬名,其余為小學生及壹些神學院校學生。其中基督教重點放在大學,天主教則放在小學和神學。另據統計,在1914年,教會學校有壹萬二千多所,學生約二十五萬名;當時中國官立學校***五萬七千二百六十七所,學生***約壹百六十三萬名,與教會學校的比例:學校是五比壹,學生是六比壹,由此可見教會教育在當時的比重了。教會特別重視高等教育事業。據1917年日人統計,在外國人辦的初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學生總數的4%,中等學校占11%,而在外人辦的高等學校中,學生數占當時中國新式學校學生總數的80%。除普通教育外,在針對殘疾人所進行的特殊教育方面,基督教會亦發揮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首創之功,不可磨滅。所有這些學校的設立,為介紹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和人文學術,引進西方新式教育體制,造就壹代新式人才,無疑起了開先河的作用,其對幾千年的舊式封建教育,形成巨大的沖擊力,客觀上加快了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國最早的近代報刊是由外國傳教士馬禮遜創辦的。此後,各國傳教士相繼在南洋和中國創辦了壹批中文報刊。鴉片戰爭後,更多的外國傳教士、商人進入中國,外人創辦的各類報刊也大量增加。據統計,1842年到戊戌變法前後,外人在華創辦的報刊達170多種,約占同時期我國報刊總數的95%。其中影響較大的有美國傳教士林樂知在上海創辦的《教會新報》(後改名《萬國公報》)、美國傳教士丁韙良創辦的《中西聞見錄》(後改名為《格致匯編》)、英國商人美查兄弟在上海創辦的《申報》等。這些報刊在宣傳宗教、進行殖民教育的同時,也宣傳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成為中國人接觸西方資本主義文化的基本途徑。洋務運動以後,西方的科學技術再壹次傳入中國,當時的洋務人士,主要采取“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態度來面對西學,而主要關註的是西方的先進武器以及相關的器械運輸等,而未試圖對西方的學術思想加以習,因此在這期間學術思想方面的傳入主要由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媒體,以及洋務機構中為軍事目的順道譯介的書籍。在這時期,西學通過遍布各地的新式學堂、各種近代報刊和品種繁多的西書,得到比較廣泛的傳播,西學的影響已經逐漸從知識界擴大到社會基層。隨著洋務運動的開\展、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出現和西學的廣泛傳播,傳統的封建觀念開始受到極大的沖擊,社會價值觀念也逐漸發生變化。甲午戰爭以後,由於中國當時面臨著國破家亡的命運,許多有識之士開始更積極全面地向西方學習,出現了梁啟超、康有為、譚嗣同等壹批思想家。他們向西方學習大量的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知識,政治上也要求改革。這壹時期大量的西方知識傳入中國,影響非常廣泛。許多人以轉譯日本人所著的西學書籍來接受西學。傳教士將西學傳入我國,客觀上對我國近代科學、文教、醫學事業的形成和發展起促進作用,也對我國知識分子的學識、思想起到
了啟發作用。徐壽、華衡芳、李善蘭、王韜等壹大批科學家、思想家也正是在與西方傳教士的合作中進壹步拓寬了視野,並在近代中國科技、文教事業、思想領域多有建樹,並產生重大影響。 三、傳播中學的使者 19世紀以來傳教士對中國的研究,是有史以來第壹次大規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識分子對中國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觀者清”這個說法,他們的研究中有中國人自己沒有做或者看不到的新鮮東西。傳教士在中國的語言文字方面完成了許多開創性的工作。語言是傳教士布道的基礎,早期來華傳教士不得不攀越漢語這道萬裏長城。編輯了大量的西文、漢文字典,如1815年馬禮遜出版了英文版的《漢語語法》,被譽為19世紀英國中國學的奠基人之壹的英國傳教士麥都思在鴉片戰爭後出版了《漢英字典》和《英漢字典》，其它研究中文語法的還有傳教士晏馬太和富善等等。出版這些字典是過去外國人研究中國的必備之書,以利於更多的西人有興趣研究中學。傳教士的貢獻在於把中國經典介紹到西方,如翻譯了大量的中國經典,如《論語》、《老子》等譯成西文並介紹到西方;傳教士在編撰字典、翻譯中國經典的同時,也是中國問題的研究者。許多傳教士回國後,都在大學中開設了漢學講座,並擔任主講,有的則直接參加或幫助歐美學術機構建立中國學的研究中心。其中很多人如衛三畏、理雅各等還成為本國極有影響和學術地位的中國學家和中國學的泰鬥;傳教士在向中國傳布福音與介紹西學時,也註意對中國社會各方面情況進行廣泛而深入的調查研究,並向西方社會作詳盡的介紹。如:裨治文赴華時,美國傳教事務局便要求他“在工作和環境允許的情況下?把有關中國人民的特征、狀況、風俗、習慣等等,特別要求對這些情況受他們的宗教影響,向公理會做出完整的報告。”盡管這些傳教士對中國文化的研究及其觀點帶有壹定的偏見,但多數傳教士對中國儒學文化還是持肯定態度的。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外國傳教士以其特有的觀察視角和學術風格對傳統國學提出了壹些較中肯的批判。也正因如此,壹些初步了解中國文化的傳教士,在中國社會文化生活中曾表現得相當活躍,特別是在洋務運動和維新運動中,許多傳教士成為中國改革運動的參與者,在歷史上留下了長久的痕跡。 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帶來巨大的貢獻的同時，也帶來眾多的文化問題，如沖擊傳統文化、奴役民眾思想、掠奪中國資源等等。 我們常說以史為鑒，近代傳教士所扮演的角色及對中國的影響值得我們深思，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日益深入和發展，中西交流也進入了壹個新的階段，不再的單方面的文化輸出，而是雙方多層次和全方位的交流，吸收以往經驗，並探索出壹條適合中國國情的渠道尤為重要。隨著我們經濟的發展，中國崛起已成為重要的話題，而文化傳播成為我國成為大國的壹個重要障礙，如何讓中國在成為經濟大國的同時成為壹個政治大國，文化軟實力至關重要，為此我國在全球積極推廣漢語教學，試圖通過漢語教學擴大中國在世界的影響和地位，讓世界各國進壹步了解中國，在我看來這不失為壹種良好的方式，但遠遠不夠。 首先，內憂嚴重，國內思想主導近年來受到直接挑戰，西方資本主義思想在中國思想界影響深廣，特別的關於價值觀和人生觀方面，加之自上世紀80年代對外開放的發展，國內年青壹代思想經歷了深刻的變化，拜金主義、個人主義等思想嚴重泛濫，其次，國內5000年的文化精髓未能受到良好的提倡，優良文化傳統流失嚴重，在傳統文化脫節和西方文化泛濫的沖擊下，國民思想發展讓人堪憂。所以，在我看來，要推廣和發展中西文化，首先的重點狠抓自身文化塑造，而非所為的馬克思主義主導思想。讓民眾擁有精神歸宿，塑民族魂，強中國魄。
其次，在國內經歷塑魂強魄後，國家應盡心打造民族文化，5000文化過於龐雜，而能夠傳輸與國際特別是西方的更為稀少，不如畢其功於壹役，提煉民族文化中的優良部分，並以此為主線，借鑒西方傳教士先輸入數學、天文、醫學等優良成分壹般，同時適當吸收外來優良文化，使之與中華文化融合。 中西文化交流是壹個歷史的過程，在國際化的今天，加強中西文化交流，是中西雙方加強全方位了解的壹個重要方面，也是我國崛起的壹個良好契機，充分利用5000年文化底蘊，並吸收優良的西方文化精髓，以史為鑒，我相信中國文化將更為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