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為了增加中國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影響力，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辭書工作會議決定，準備花10年時間出版160種中外語文詞典，其中就包括《普什圖語漢語詞典》。
截至1975年年初，書店中公開出售的中外文詞典，僅有《新華字典》、《工農兵字典》和《袖珍英漢詞典》等少數幾種小型詞典，收詞也非常少。
1978年商務印書館把《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的編寫工作交給了當時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工作的車洪才，車洪才毫不猶豫地接受了，“這是國家給我的任務，我出國所學的就是為了這壹天。”
同時參與編寫的還包括他的助手——從河北文化館抽調來的以前的學生宋強民，兩人完全脫產編字典。老同學張敏則利用在國際臺普什圖語組工作的便利時常幫忙。
車洪才剛接手詞典，信心很足，希望打造出中國第壹本優質的普漢詞典。和宋強民都樂觀地認為詞典的完成會在“兩三年之內”。
在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壹間不大的辦公室裏，他們把能找到的相關詞典都攤在桌子上。宋強民以前學過木工，他給每本詞典都做了個托架，方便閱讀。車洪才則開始利用壹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詞典為藍本進行編纂，直接在上面用鉛筆修改。
這個事情沒有任何經費。他們從國際廣播電臺借了壹臺普什圖語打字機，先在紙上打普什圖語，再換英文打字機敲上英文。後來倆人又想到卡片的形式利於保存，宋強民就找到了當時西單二龍路街道辦事處的壹家印刷廠，廠裏有壹些不用的下腳料，他拜托他們把這些紙切成大小相同的卡片，於是就有了統壹的格式：在15×10厘米的卡片上，先是普什圖詞語，然後是註音，下面是詞性，最後是釋義。
他們甚至考慮到了做好以後怎麽印刷，在“文革”的時候外文印刷廠排過壹本普什圖語毛主席語錄，有現成的刻好的鉛字，直接就可以拿來用。但好景不長，1979年蘇聯入侵阿富汗，中國政府拒絕承認蘇聯扶植的卡爾邁勒政權，中阿關系陷入惡化。他擔心政策會有變化，但還是安慰編字典的同伴：“這個時候應該更需要這部詞典，因為阿富汗的‘親蘇’身份使它成為更重要的調研對象。”
結果等了壹段時間，他發現沒有人過問這件事。領導從沒來看過他們，同事除了在每周壹次的政治學習上見他壹面，都搞不清他在做什麽。只有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每隔大半年會打個電話過來，詢問壹下進度。
到1981年，3年時間裏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裏，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
突然有壹天，院裏的領導找他談話，讓他把詞典停壹下，“讓我為新設的專業做全國調研”。車洪才臨走前把裝卡片的文件櫃鎖在外語系的辦公室裏，誰知道壹鎖就是20多年。
調研回來的時候已經是1984年。1985年車洪才先是被要求組織開設廣播電視的函授班。1990年又被外交部借調去巴基斯坦大使館，那時候他已經52歲。而他的10萬多張卡片還鎖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辦公室的櫃子裏。他對此耿耿於懷很久。
他也惦記著那些卡片的安全。出國前曾經發生過壹件讓他心痛的事，有壹次外語系辦公室裝修，他剛好路過那兒，突然發現自己裝卡片的櫃子出現在水房，然後滿地都是白色的卡片，窗戶上、外面的水泥地上扔得到處都是。原來工人把卡片櫃中間兩個抽屜卸下來，拿出裏面的卡片，鋪在地上睡覺。車洪才壹張壹張往回撿，完了以後全部拿回家裏面，女兒幫忙排序查漏，查到最後還是少了百兒八十張。
1992年4月，阿富汗納吉布拉政權垮臺，遊擊隊接管政權，中阿關系實現了正常化，正在巴基斯坦的車洪才被派到了阿富汗。他又重燃希望，覺得可以為詞典搜集資料了。結果沒幾個月，阿富汗內戰加劇，中國大使館人員全部撤離。回國之後，已經沒多少人還記得有壹部《普什圖語漢語詞典》需要編寫了。學院裏的領導都已經更換了壹批，沒有人聽他的匯報，也沒有人給他安排新的工作。車洪才完全被遺忘了。
2008年不再教書有了空閑時間之後，72歲的車洪才叫上原來在喀布爾大學的同學、壹起編過詞典的張敏，作為***同的主編來完成這部詞典。
2012年初，全部的初稿已經基本完成。車洪才的另壹個編詞典同伴宋強民2000年前就已經去世。
2012年4月，車洪才去商務印書館，張文英女士當場就表示她願意接手詞典。按照合同規定，詞典將會在2014年年內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