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並上述史料，更為可信的解釋當是女真字的最初參照應為契丹字中最接近漢字的大字；考慮到後來熙宗又另創文字與之並行國內，因而女真大小字的藍本或許分別為契丹大小字。這方面的詳細研究見於20世紀中葉日人山路廣明和國人金光平的有關論著。
與契丹字類似，女真大字為線性排列書寫的單體字；女真小字大多則為合體，且其中的字素似乎更多直接采自大字。現存女真文資料反映出女真字系統為壹個表意字（ideogram）和表音字（phonogram）的混合體且後者占據明顯的多數；表音字最初可能虛化自表意字而用於記錄女真語中難以忽略的變格變位後綴，在表音字增多後原來以純粹表意字記錄的語詞也改用表意－表音字混合記錄，這使得女真字文獻更多體現出現代日文書面文獻的特點來。時代靠後的文獻（含明代編纂的《女真譯語》）中大量女真語詞皆為多個表音字的連綴拼合，表意字僅僅用來記錄壹些固有名物名稱的詞幹了。關於現存女真文的總字數，葛魯貝的統計是698字；金啟孮在編纂字典時計為859字；近來烏拉熙春通過對《女真文字書》殘葉的研究又認為：《女真文字書》殘葉所反映的可識別字形，不計重復***計1196字，其中未見於其他已知文獻的女真字為584個，故現存女真字總數已達1443個。
而就女真字本身的字形而言，在外觀上似乎為漢字的減筆或改筆之產物。女真字大多為獨體字，筆畫多在10劃以下，且難以切分出類似漢字的偏旁部首來。參照漢字學上的“六書”理論，從其造字機制上推測，女真字大多為基於契丹字和漢字而用轉註、假借、指事等方式構成，似乎也有少量的象形字和會意字，缺乏明顯的形聲字是女真字的壹大特點。由於表意字相對女真語詞而言類似日文中“訓讀”的表達，即往往為多個語音音節對應壹個單字，因而女真文表意字中同音現象極為罕見；相反，女真文中的表音字大多數記錄語言中的壹個音節且未得以審音精細的規範化，因而其間的同音現象頗為常見。
在女真語文研究領域，對女真文本身的文字學探討並不多見，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基於女真字直接參照契丹字和漢字而創制而缺乏自身特色之故；更多的研討還是側重於現存文獻的釋讀和女真古語的構擬，即使是對女真文的本體研究其動因亦在於此。19世紀末，德國人葛魯貝（W.Grube）將明代永樂本《女真譯語》之柏林藏本譯為德文並與滿蒙語作比較研究，撰成《女真語言文字考》（DieSpracheundSchriftderJu?en，1896）壹書，為現代女真語文研究的先聲。進入20世紀，隨著女真文文獻更多地被發現，中外研究學者也不斷增加並取得了壹批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20世紀上半葉，女真語文研究方面成果輩出的學者為中國的羅福成，他對當時所見的女真文碑刻大多加以考釋並取得初步成果；其時日本方面亦有多位學者在調查碑刻和整理女真譯語和來文方面貢獻卓著，最後的成果匯集見於安馬彌壹郎所編撰的《女真文金石誌稿》（1943年）。
進入20世紀下半葉，在女真文字方面作出重要貢獻的是日本人山路廣明，代表作為《女真文制字研究》（（1958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對女真語文研究提出過建設性意見的是匈牙利人李蓋提（L.Ligeti，代表作為Notepréliminairesurledéchiffrementdes«PetitsCaractères»Joutchen，1953）和韓國人李基文（代表作是《中古女真語的音韻學研究》，19）；碑文考釋方面用功甚多的有日人田村實造對《得勝陀頌碑》的三次釋讀；集大成的研究論著則是國人金光平和金啟孮的《女真語言文字研究》（1964年油印稿，1980年正式出版）以及金啟孮的《女真文辭典》（1984年）；戮力研治《女真譯語》的成果是美籍日人清瀨義三郎則府（G.Kiyose）的《〈華夷譯語〉中女真語言文字的研究》（AStudyoftheJurchenLanguageandScriptintheHua-II-Yu，1973）和澳大利亞人康德良（D.A.Kane）的《四夷館漢語－女真語詞匯》（TheSino-JurchenVocabularyoftheBureauofInterpreters，1975）；在此基礎上又有內蒙古大學的齊木德道爾吉和和希格在《女真譯語研究》（內蒙古大學學報1983年增刊）對女真語語音的再次構擬以及相應語法的探討。最近，旅居日本太平洋大學的愛新覺羅?烏拉熙春也有壹系列論著專門考察西安發現的《女真文字書》殘葉以及女真語文所反映的壹些內在蘊涵；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和人類學研究所的孫伯君則在利用漢語音韻學的某些方法集中研究宋金元漢文典籍中的女真語匯並為女真語音系統的重新全面構擬作出了壹定的嘗試。
此外，尚有西方學者偉烈亞力（A.Wylie）、德微裏亞（G.Devéria），日本學者山本守、渡邊薰太郎、石田幹之助、長田夏樹，韓國人金東昭、中國學者賈敬顏、黃振華、穆鴻利、劉鳳翥、聶鴻音等都為女真語文研究有所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