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科技發展得到什麽啟示

1結構功能主義視野下的社會轉型與科技發展功能與結構方法是系統中壹種最常見的方法。事物系統在外部的相互作用中，所體現的基本特征是系統的功能。比如封建社會確立後，科技發展取得了光輝的成果。這是封建社會自身的功能得到了很好的發揮。封建社會的結構則主要是經濟結構、政治結構和思想結構這三個方面，而這三方面關系的空間表現則是延續數千年的封建制度，也就是封建社會的滯後性問題。在中國古代社會發展中，科技與封建社會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在封建社會處於上升階段時，它確立的壹套體制和運行機制適應並保證了科學技術的發展，但是，雖然中國封建社會的生產力早就達到了相當高的水平，卻沒有進化到新的社會形態；而中國古代科技發展以領先世界多年的成果積累，也沒能夠向近代科學轉型，近代自然科學最終產生在曾經落後於中國多年的西歐。照說中國社會和科學技術早就有了向近代轉型的物質技術基礎了，然而在中國，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好像並未能夠同步發展，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法則似乎失去了效力。這樣壹來，人們似乎不得不從生產力以外的因素中尋找原因。有從獨裁專制的上層建築體制著手進行分析的，有從儒家思想禁錮了社會意識形態進行闡述的，還有的則從培養科學技術人才的教育制度來尋求原因的。這些分析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為我們進壹步深入揭示問題的實質做了定量的準備。但是，我們同時要看到，以上所說的政治上層建築、社會意識形態和封建教育科舉是壹種綜合的相互調節的機制，它們是***同起作用的，並不是單個的孤立因素。“經濟結構雖然是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的基礎，但是如果沒有與經濟結構相適應的政治結構和意識形態結構對它進行調節，為它提供條件，單靠經濟結構本身並不能保持穩定。這三個子系統是互為因果的，總體上構成壹個封閉的循環圈。我們把它稱為社會結構調節原理”［1］。科技作為第壹生產力是在近代科學尤其是在現代科學產生後才表現得更為明顯。但是科學技術作為生產力發展中的滲透性要素卻無時不刻地發揮著它自身獨特的功能。然而中國古代科技發展到壹定階段，要求封建的社會結構進行相應的變革以便向更高壹級的形式發展時，“舊的結構就不能允許功能發展”，封建的社會結構是不會允許科技發展脫離服務於它自身的目標的，並且最終又限制了科技的深入發展。“由於功能發展的促進，便在新的範圍內建立起更高級的事物結構”［2］，但是，這種結構性的社會形態轉變並未出現，中國古代封建社會長期停滯不前，因而科技功能的進壹步發展受到很大的限制，從而失去了明清以前那種快速發展的勢頭。在這種循環下，於是出現了“生產力早已發展到較高水平，卻不能演進到新的社會形態”［3］，科技也已達到相當高程度的積累，最後也沒有能夠向近代科學轉變，導致了社會結構和科技功能雙重滯後這種遺憾的歷史結局，這是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缺陷和功能的不足造成的惡果。於是在自身科技功能發力受限而社會結構又長期停滯的情形下，只有等待外部的沖突因素來刺激其結構與功能，這樣才能得到往前繼續發展的動力，猶如鯰魚效應所展示的那樣。但是此時的封建社會統治者自身已經失去了進行社會結構調整以繼續大步向前的勇氣，反而是壹味沈醉在虛幻的“天朝上國”的迷夢中夜郎自大，脫離於世界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而社會中的士子精英們仍然以“天不變，道亦不變”的信條來自我欺騙和麻痹。那麽，這時就只有等待外部因素的介入，才能為結構的重構和功能的更新提供條件，但對於古老而又傳統的中國社會來說，這是個長期痛苦而又充滿荊棘的漫漫歷程。2封建中國的社會結構與科技功能的互動機制馬克思主義認為社會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相互運動和矛盾推動而發展的。當然馬克思主義也不否認外部沖突因素所起的重要作用。社會結構是生產關系的社會表現形式，包括社會政治結構、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意識結構，這三方面構成了整個社會結構的大致面貌。而科技則是第壹生產力，是生產力發展中的滲透性因素，如果說生產力是社會的功能，那麽生產關系就是社會的結構，社會發展的壹般進程就是生產力的發展決定生產關系的變化。因而，科技功能的發展將會推動和促進社會結構的變化。下面我們將逐壹分析社會結構的這三個方面，從而揭示出社會政治結構、社會經濟結構和社會意識結構與科技功能發展之間的相互依賴和制約關系。2．1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社會政治結構和科技功能的相互影響與制約中國古代封建社會政治結構是封建君主獨裁專制的政治體制，是壹個以君主為首的金字塔式的結構。中國古代政治壹個明顯特征就是君主專制政體的超穩定性。同時，這也是封建政治結構停滯的壹個表現，即封建社會始終未能向民主政體轉變。春秋戰國時君和士的關系是君臣關系的壹個側面，兩者地位在某種範圍內幾乎是肩差而立。那時有許多諸侯求見士而不得，吃了閉門羹的故事。但是漢代大壹統的封建帝國的建立，導致了傳統思維方式的壹體化。自董仲舒把儒學神學化後，儒家政治思想就走向了片面和單向化發展，而原來對君臣之間的雙向要求逐漸被淡化了。在古代的封建綱常“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信條下，要發展出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另外，科技發展要求有獨立思考能力的創新主體，要求學術自由，對學術自由的任何限制只能是阻礙知識的傳播，阻礙人們做出理性的判斷和采取理性的行動。創新是壹個民族的靈魂。但是在中國封建社會，在專制主義政治體制下缺少的恰恰是這種學術自由的空間。中國封建社會特別是到了其後期更是壹個具有濃重的道德意識色彩的國度，《萬歷十五年》的作者黃仁宇博士對此曾有過深刻的闡述。在壹種政治和文化專制主義氛圍中，統治階層又實行愚民政策的情況下（八股取士就是明清政府愚民政策的典型表現），中國封建社會最後壹個“康乾盛世”究竟能否算得上“盛世”，大可存疑。片帆不許下海，不可謂自信開放；文字成獄風行，不可謂言路暢通；壹部字典、壹部《四庫全書》，不可謂文化昌明；只能訓詁不敢言“大學”，不可謂思想活躍。以上的描述深刻而生動地反映了明清以來專制主義極端強化的情況下當時中國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停滯的情況，即中國古代封建社會的停滯性問題。可見，在中國古代封建政治長期停滯，沒有能夠過渡到民主政治體制，並且缺乏相應的法治的精神，最終影響了科技發展所需求的有效的政治支持。2．2封建社會的經濟人口結構與科技功能進步的相互影響與制約中國在5000年的農耕自然經濟歷史中，出現了舉世聞名的農業盛世，產生了農耕經濟文化理論，湧現了許多技術發明。這些農耕經驗和技術被我國歷代的農書記載下來了，形成了壹個文獻系統，如北朝《齊民要術》、唐朝《耒耜經》、宋《農書》、明徐光啟《農政全書》、明宋應星《天工開物》、清張履祥《補農書》等，這些農書的內容，包含了官方生產管理和地方知識，並概括了壹些基本的理論思想和操作方法，表現了很高的文化意識。不過，這種農耕思想和技術之類的書籍最註重的往往是天象氣候與農事耕作的聯系，而不是為了發展天文學。這是中國農耕技術發展中的壹個顯著特點，如二十四節氣就是農民安排農事的依據。所以在農耕發展的同時，各代也非常重視歷法的改進和編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這些先進的農業耕作技術卻往往無法在社會生產中發揮出它們的最大作用，比如宋應星的《天工開物》中記載的先進耕作技術並沒有發揮出它們在生產中應有的效用。又如，由於小農經濟保守、內斂的慣性使然，明朝廷在停止遠航活動後竟銷毀了鄭和航海的部分檔案，而在中國曾經輝煌燦爛的天文觀測成果也沒有引起天文學的革命，因為天文、地理測量的成果在中國的統治者看來是關乎皇朝命脈的國寶和神聖的禦用物，而非是處於科學研究和發展的需要。造成這種情況的最主要原因在於封建經濟自身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結構和家庭耕作生產發展的模式。封建家庭人力結構使封建社會擁有了優質而豐富的人力資源，而人力資源本身就是壹種生產力的表現，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業因此得到了很好的發展；但是家庭小農耕作形式又限制了技術分工的細化，也限制了作為生產力表現的生產工具的進步，同時也限制了生產工具在社會生產中發揮出其應有的地位和作用，這就使社會發展科學技術的動力和條件嚴重不足，使中國封建社會始終不能發展出工業。中國封建家庭這種以人力增長來彌補工具技術不足的發展模式，使得社會生產和改良不是沿著勞動分工———生產工具的提高———生產力提高這樣壹條依靠科技進步從而促進生產發展的內涵式發展道路發展，而是相反的，走增加勞動力———擴大耕地面積———提高生產總量這樣壹條依賴家庭內部勞動力人口的增長來擴大社會產生總量的外延式發展道路。“加洛和莫阿夫認為，在工業革命之前，人類生活在壹種只可維持生存的低水平線，該水平線圍繞壹個常數波動，沒有太大變化。人均收入的增加並沒有帶來生活質量的提高，反而更大的增多了人口數量。技術的進步會帶來暫時的收入增加，但是人口的增長將很快趕上來，結果生活的質量又再次降低。不僅在工業革命的誕生地歐洲是如此，在整個世界都是如此。根據經濟學史家的研究，18世紀中國人的相對生活水平比公元元年時事實上還要低”［4］。2．3封建社會述而不作的意識形態結構與科技功能積累的相互影響與制約人們在分析中國古代科技發展的滯後性問題時，註意的最多的往往是社會意識形態對科技發展的現實制約。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就在於當時古人有著壹種“天地有大美而不言”（道家）、“述而不作”（儒家）、“頓悟”（佛家）的心理和壹種“尚意”和“至良知”（王陽明）的追求所造成的。比如教育體制決定知識精英階層的面貌，在中國古代的科舉教育體制下輸出的是“內聖外王”的儒家式的治國人才。儒家理念奉行的是“溫良恭儉讓”。從本質上說，儒家文化是壹種政治哲學文化，科學創新至多不過是他們的副業或閑暇之娛而已，而士人精英們打心底裏是看不起從事“奇計淫巧”的科技工作者的。這就造成了科技發展中的理論創新主體的缺乏。“最大的壹批發明家無疑來自平民、匠師和手工業者，他們不是官員，甚至連小官也不是，也不屬於被半奴役的階層”［5］。而在生產勞作實踐中的技術發明者由於缺少理論知識的堅實基礎，所掌握的技術始終無法上升為理論總結。所以春秋戰國時期像《墨經》這類的科學書籍（該書對形式邏輯等有過較為系統的研究和論述），在往後鮮有再現。“壹種社會意識對社會存在所能起的作用的大小，主要取決於它實際掌握群眾的廣度和深度，正如馬克思所說：‘思想根本不能實現什麽東西，為了實現思想就要有使用實踐力量的人’”［6］。即當理論被群眾掌握時，就可以轉化為無窮的物質力量。而在古代中國，城鄉是具有對抗性質的，同時中國古代掌握科技實踐力量的主體和擁有科技理論往往又處於對立狀態。科舉教育制度下造成了實踐主體和理論主體的脫節。在這樣壹種科技創新主體自身理論與實踐相互分離的狀態下，科技進步過程中那種由自發向自覺發展的要求是很難實現的，科技發展分散狀態很難整合。因此，社會意識結構中自身發展條件的缺陷造成了科技功能發展的不可持續性。壹旦科舉制度隨著歷史的推移日益暴露出它的局限時，科舉走向了盡頭，人民的思想處於禁錮之中，而整個社會又已經喪失了勵精圖治的自我更新和挑戰的勇氣。那時知識精英階層仍是以壹種“天不變，道亦不變”這種過時的儒家信條來麻痹自己，終至於閉關鎖國而又夜郎自大，脫離了歷史發展大趨勢。而像徐光啟這樣壹種將儒學和西方科技知識“會通”的學者則是大為罕見的。況且那已經不是在傳統社會意識結構下產生的成果，因為此時的徐光啟已經銥眅了西方的基督教，是在中西文化大交流的情況下所產生的積極成果了。在封建的中國社會結構中，科技發展終究沒有能夠負擔起普及科學，提高國民素質的重任，社會的意識結構和社會心理終究沒能從濃重的儒家文明的道德意識的束縛中解放出來。以上我們分別從社會結構中的社會經濟結構、社會政治結構和社會意識結構三個方面分析了它們和科技發展之間的影響與相互制約性。我們從中看以看出中國古代科技功能發展滯後正是由封建社會自身結構的長期裹足不前導致的。3西學東漸與東學西漸交融下中國社會結構的重塑與科技功能的萌動當壹個社會的結構停滯不前時（恰恰中國封建科技與經濟論壇肖來付，蘇振芳近現代以來中國科技發展歷程的啟示社會又長期處於止步不前），這時就需要壹個強大的外部因素的介入，以改變這個社會的結構，或重新塑造壹個嶄新的社會制度，這樣才能為這個社會的科技發展創造出更高級的社會結構體制，而肩負起這壹歷史使命的就是至今仍在繼續著的中西文化大交流。各種文化的融合需要時間，時間意味著進化和進步。老祖宗自1840年與蠻夷會師於鴉片戰爭而顏面掃地以來，中國的封建社會結構同時也開始邁開了改變它往昔的面容的步伐：“中國民族，從出世以來轟轟烈烈，從未遇見敵手。現在它忽逢勁敵，對於他自己的前途，很無把握，所以急於把他自己既往的成績，及他的敵人的既往成績，比較壹下”［7］。不過，結構與功能主義理論的壹個缺陷是過於強調社會結構的穩定性和均衡性，卻忽視了社會沖突的作用。鑒於此，沖突理論則認為：沖突是每壹個社會都無法避免的，是社會的壹種普遍現象。沖突對社會的作用不僅具有破壞性的壹面，而且還具有建設性的壹面。由於中國封建社會自身結構的長期穩定性，而這種結構又造成了科技（生產力）發展功能的不足，以至社會生產無法完成變革生產關系（封建社會結構）的任務，似乎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及其變革的規律失效了。在這種情況下，科技發展要求的結構更新在封建社會內部無法得到滿足，這時就需要有外部因素的介入才行。“以美國社會學家科塞爾和米爾斯為代表的沖突學派把沖突看作是社會的普遍現象和相互作用的壹般形式。他們認為，沖突是任何組織都不可避免的；沖突的存在並不都是壞事，他既有破壞性的壹面，也有建設性的壹面”［8］。正是在西方文化的沖擊下，出現了中外歷史上的第二次文化大交流（第壹次是中印文化交流，佛教文化傳入中國並與中國的社會生產、生活相融合），對於近代中國來說，這是壹個漫長而痛苦的過程，然而這壹過程仍在繼續之中。它使封建社會再也無法保持原封不動的結構，終於使她出現了種種松動和變化的跡象。於是在明清時期出現了將中西科技和文化融會貫通的“會通”思想，這就為科技生產功能的重新發展松了綁並開始解除其發展的束縛，社會結構與科技功能的循環互動開始得以再次萌動，結構與功能之間的相互促進和循環在西方外部因素強力介入的情況下得以重新開始正常運行。中西第二次的交流及由此所產生的震蕩的強度在中國歷史上是前所未有的，這同時也為中國傳統封建社會中的結構和功能的更新提供了新的歷史發展機遇。總之，中國封建社會的封閉性系統在外部沖突條件介入的情況下，在面臨“數千年未有之變局”時，這種超穩定的社會結構開始了它邁向近代化的步伐，雖然它的起步比西方晚了許多。以李大釗和毛澤東為代表的新壹代知識分子在博采眾長、批判繼承的基礎上，在西方傳入中國的眾多學說中，如：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和社會主義等等，最終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學說。而封建社會的結構得以徹底改變、舊貌換新顏則是在新中國成立以後的事情了。從此，社會結構得以重構，科技功能得以發揮，在解放後，社會結構與科技功能實現了良性互動，較之封建社會，國家取得了壹系列的更加偉大輝煌的科技成就。“近代以來許多誌士仁人尋找救國道路，他們給自己貧弱的祖國寫下的第壹份診斷書是，中國受到列強淩辱的原因是兵不利、甲不堅、科學技術不如人。因此開列了‘教育救國’、‘科學救國’的藥方。我們曾不止壹次嘲笑他們是庸醫：在壹個腐朽的封建政權下怎能指望發展教育和科學！所以選擇了另壹條道路：經過數十年奮鬥，用武裝推翻封建政權，建立人民自己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