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俠風興起
貴族社會是身份社會，貴族的身份註定他們生下來就是要管公***事務的，管“他人事”是伴隨著他的身份而來的。而廣大的農民手工業者、商人則沒有這種權力，自然就不會有這種習慣。梁啟超說中國人缺少公德心，平民百姓沒有參與公***事務的機會，哪能培養公德心？嚴文井所說的“我們的國情只允許產生阿Q”，正是廣大民眾沒有機會參與公***事務的結果。不要過多的責備阿Q。明白了這個道理再談漢代的遊俠就可以理解了，這些舍命拯危救難的俠不過是貴族精神的遺孑而已。
中國西周可算是貴族社會，到春秋時代禮崩樂壞，貴族社會逐漸解體。強淩弱、眾暴寡、兼弱攻昧，在妳死我活的暴力競爭中，權力日益壹元化，在諸侯國裏權力向君主集中，諸侯國之間權力則向強者集中，最後秦滅六國，權力集中在秦始皇壹人手中，實現了從貴族社會到皇權社會的轉型。俠就是在這個數百年的社會轉型中產生和興盛的。
如果說貴族社會是在“周禮”約束下的制度化的分權的話，那麽，俠的產生則是在貴族社會解體的過程中壹種非制度化的分權，而且是對日益發展的集權的壹種抵制。貴族行使權力，因為它是那個垂直等級制度的壹部分；而俠的權力來自通過橫向聯合積聚起來的力量。他們都是出身貴族的俠，如魏國的信陵君，趙國的平原君，齊國的孟嘗君，楚國的春申君。他們都有權、有土、有勢、有錢，登高壹呼，從者雲集，煽起了壹股遊俠之風，揚名千載，成為向慕遊俠者的偶像。特別是信陵君，他對侯嬴的謙恭與侯嬴最後“臨風刎頸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成為禮賢下士和士人以死報知己的經典。信陵君是俠中之俠。
二，從貴族的俠到平民的俠
秦滅六國，壹統皇權，本來就很苛酷的秦國政風（所謂“虎狼之國”）與法家理論結合形成了極端的皇權專制制度。此時，以吏為師，權出壹孔，都來自天子，對社會實施了嚴控制。六國貴族都變成了平民，徹底無權。俠風被打壓，再想像戰國時期那樣搞橫向結合，積累和發展個人權力去做俠是不可能了。然而，六國殘余還在，“四公子”煽起俠風也不會完全泯滅。如楚人項梁與“吳中賢士大夫”的交遊，張耳、陳余“變姓名”處於流亡地下狀態，黃石公橋下傳授張良兵法，乃至張良花錢雇人暗殺秦始皇……。這些都是不能被當局發覺的。這是壹股民間的暗流，其中最活躍的就是六國的貴族和向慕遊俠風尚的人們。漢高祖劉邦就是其中的壹位。秦王朝正是被這些有俠氣的人們顛覆的。
劉邦生於楚考烈王七年（前256），正值戰國之末，可以說是與“四公子”同時（劉邦6歲平原君卒，14信陵君卒，19春申君卒），家鄉在沛（蘇北），與信陵君所在大梁（今開封），孟嘗君根據地薛都很近（劉邦做亭長時還到過薛），遊俠之風波及到沛。從他的不治家人產業、好交際、朋友眾多來看，也是俠的做派。好俠，自然崇拜俠中之俠的信陵君。劉邦做皇帝後，數次出關，如過大梁，必去祭祀信陵君。高祖11年12月劉邦最後壹次路過大梁，除了祭拜之外，又為信陵君安排了五家守陵人，他們的責任就是“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劉邦為戰國時的貴族俠畫上了句號。
漢代秦之後，雖然仍是“漢承秦制”，但權力非集中皇帝壹人。特別是文景時期，政尚寬松，陸續廢除了壹些苛法，統治者倡導黃老，社會上彌漫著無為而治的氛圍。在這種社會管制比較寬松情況下俠再度興起是壹點也不奇怪的。然而，這次興起不是貴族俠，而是具有貴族精神的平民。
什麽是貴族精神？體現在任俠上就是“忠敬勇死”，或者如司馬遷在《遊俠列傳》中說：
今遊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這段話可以概括為四點：為他；反主流；敬事；謙遜。漢初的俠與戰國時不同，其出身可能是士人，但身份就是布衣平民，其做遊俠的目的也與戰國時期的俠有區別。
戰國時的俠利用其地位及社會資源，發展個人權力，目的還是實現個人的政治目的。而漢初的俠在形式與過去壹樣，如有人追隨，為人謙卑敬業和幹些最高統治者不喜歡的事等方面類似。可是其目的卻在於幹預公***事務，其效果是“為他”。在司馬遷看來遊俠的本質即在於“為他”。“為他”是註重公義，也就是後世俗語所說的“路不平，有人鏟；事不平，有人管”。然而這時俠的“為他”與後世的壹般人的“為他”是有區別的，後者是由於道德感的激發，打抱不平；而前者是出於職守的習慣。先秦的俠大多來自“大夫”“士”兩個階層。用今天的話說大夫多是執政者，士多是行政人員。自西周以來他們世代相承，幾百年來逐漸養成了處理公***事務的責任感與榮譽感。雖然經過了世事的變動，公***事務早歸各級官僚管了，但由責任和榮譽形成的習慣不可能壹下子被皇權專制掃蕩得幹幹凈凈（其實秦始皇極端主義的絕對統治也就十幾年），必然還會殘留在壹些早已沒落的貴族的身上，只要機會合適就不免要表現出來。
《遊俠列傳》記載的第壹位大俠朱家就是秦末漢初人，與劉邦同時。身處社會動亂時代，他勇於救人，光是士人就有百十人，平民百姓不可勝數。為什麽他以救助別人為自己的義務，僅用同情心是不能解釋通的。其中必有壹種責任意識起作用，或是宗教信仰、或是職務規範。看來不是前者，只能是後者。但不是現在的，而是過去的職務觀念的遺留。
司馬遷說，那些貴族的俠，有權、有勢、有土、有錢，得名也易。至如那些身處閭巷的布衣之俠，他們都是靠自己的修行，名揚天下，知者無不稱賢，才是最難的。《遊俠列傳》較為細致地描寫了郭解。其實郭解的性格素質並不好，少時為人陰賊，所殺甚眾。中年以後，改弦更張，以德報怨，施予而不望回報。列傳記了他三件事。壹是，郭解的外甥仗著舅舅的名聲勢力欺侮人，被人殺死，殺人者跑了。郭解的姐姐怨弟弟不為她復仇，便把兒子的屍體扔在道路上，不埋葬，丟郭解的臉。殺人者怕郭解追殺，自動找到郭解說明情況，郭解說，錯在我的外甥，把他放走了。自己埋葬了外甥。二是有人故意在郭解出行時擋他的路，而且特別倨傲，郭的門客要殺掉此人。郭制止了他還說：“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後來，郭解還在暗地幫了他許多忙，得到諒解。三是洛陽有對仇人，洛陽當地“賢豪”勸解多次，無效。郭解到洛陽把這對仇家化解了。然而郭解感到自己奪了洛陽“賢豪”權力，於是連夜離開洛陽，使外人感到仇家的和解乃是洛陽“賢豪”勸解的結果。這三件事在今人看來郭解活得多累啊！郭解就是靠這種“累”，修行砥名”，讓社會認識自己。司馬遷說，這些俠都是“名不虛立，士不虛附”啊。人們認識了俠，也給俠帶來無窮的麻煩，甚至是滅亡的厄運。
三，捧殺與打殺——“民間領袖”的命運
漢人關於遊俠的記載突出他們的***同的特點是交遊遍天下，有眾多的朋友。如朱家無錢無勢，但“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關（函谷關）東”的人們都願意與他交成過命的朋友。文景時期，大將軍周亞夫率軍討伐吳楚之亂，途經洛陽，見到大俠劇孟，認為吳楚造反沒有把劇孟拉入其中是壹大失策，因為劇孟背後的力量可敵壹國。其實，劇孟“家無十金之財”，他的力量來之於交遊遍天下。劇孟的母親去世時“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可見其影響力之大。
司馬遷見到過郭解，他眼中的這位大俠是“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采者。然天下無賢與不肖，知與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為名”，受到人們的擁護。漢武帝時，為了把關外“豪富”全部控制起來，把他們遷徙到首都長安附近的茂陵，被遷徙的名單中也有郭解。可是郭解家貧，不夠“豪富”（應有三百萬的家資才夠格）的標準，於是衛大將軍在漢武帝面前說：“郭解家貧不中徙。”漢武帝說：“壹個平民百姓，竟有將軍替他說話，他家不窮”。於是郭解必須遷徙，但把郭解列入遷徙名單的縣吏也被郭解的“粉絲”殺了，對此，郭解毫不知情。到了郭解搬遷那天“諸公送者出千余萬”，朋友送給他的錢超過千萬，郭解只是在上路之前才真正符合了被遷居茂陵的資格。郭解名滿天下，真是“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到了茂陵，無論認識不認識的，紛紛以能與他交往為榮。
後來，漢武帝終於借故“族誅”了郭解。郭解罪在哪裏？壹介平民，居然有那麽多“粉絲”！有了支持者就有了權力，有了權就能決定他人的死生，這在皇權專制社會中是統治者最不願意看到的。因此不管郭解中年以後如何自律、如何守法、如何謙卑都是不管用的。《左傳》中說“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大壹統時期是小人無罪，有勢力則有罪。郭解被族誅的“判決書”中說：
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不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
署名是當時的禦史大夫公孫弘。在公孫弘看來，壹些人不用郭解支使就替他去殺人，可見郭解在民間的勢力之大，就憑這壹點還不該殺嗎？
為什麽有那麽多的人以交遊郭解為榮、願意為他出力、甚至為他殺人？除了郭解本人的名望和魅力外，還有社會因素。此時剛剛從貴族社會轉入皇權社會，人們對於權力高度統壹還是不習慣的，特別是日漸平民化的士人。因此蟄居地方的士人以及原來的貴族，總愛捧出壹些傑出人物或特異人物作為領袖，有意無意地消弱或抵制朝廷的權力。郭解本身固然就有影響力，但壹些地方豪強也在有意無意地捧他，希望他能成為民間領袖。郭解大約也感到這壹點，人們越捧，他越謙卑，越退縮，但最終還是被捧殺。所謂“殺君馬者道旁兒”就是此意。是不是這些士人就懷有捧殺的惡意呢？我以為不是這樣。這也與社會轉型期間士人特殊心理有關。
我們讀西漢人的作品可以感受到許多士人還是懷念戰國那個“權出多門”時代的。那時權力的分立，社會有較大的生活縫隙，有才能的人才會有更多的機會脫穎而出。漢武帝時的東方朔，在《答客難》中說，戰國時期，諸侯爭天下，才是“得士者強，失士者亡”的時代，士人可以充分表現自己；現在“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賢不肖何以異哉”？沒有了競爭，“賢”與“不肖”就沒有差別。如果皇帝擡舉妳，妳就會“在青雲之上”，貶抑妳，妳就會被打壓到“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壹切以皇權為依歸。西漢末揚雄對於先秦壹些君王禮賢下士的行為萬分向往。
他在《解嘲》壹文中列舉了寧戚、管仲、侯嬴、鄒衍等有才幹的士人所受到的禮遇。用此以對比當時的“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這個時期，出身平民的士人如想有個較好的出路，只有走門子，攀龍附鳳，低三下四，摧辱自己。
俠有的也是士人，但他們與普通的士人不同，靠自己的努力，充分實現自己，當然不能說毫無個人的考慮，畢竟還是傳統對他們起的作用為多。這樣，還不習慣大壹統的士人、特別是那些受到傷害的司馬遷之類的士人，對於遊俠是充滿了敬意和企慕的。蟄伏民間的士人、豪強等都希望俠能有更大聲望，領袖群倫，這在社會上形成了壹種心理期待，司馬遷的《遊俠列傳》對於遊俠熱情贊美歌頌正反映了這心理期待。
正統人士如班固等不僅對遊俠是持批評和否定態度的，而且對司馬遷的關於遊俠的觀點是“退處士而進奸雄”“賤守節而貴俗功”，其理由就是遊俠破壞秩序，這是大惡，怎麽能僅據其壹點小善而贊美他們呢？如果秩序是像他們想象“百官有司奉法承令，以修所職，失職有誅，侵官有罰。夫然，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那樣井井有條，社會矛盾大多能得到合理的解決，人們也許能夠安於既定的秩序，平安的度日。可是現實不是那樣，生活在備受古今人贊美漢武帝時期的司馬遷也不感到幸福。所以他感慨自己是“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因此，那些拯人危難，不居功，不望報的遊俠自然就受到人們的尊敬和愛戴。這是統治者最感恐懼和憤怒的。
四，遵守秩序就是壹切——俠風泯滅
漢武帝是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對外開疆拓土，對內加強皇帝專權，當然不能容忍遊俠這壹類民間領袖存在。他對遊俠毫不手軟，嚴厲打擊。在意識形態上，漢武帝實施“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策，既不搞法家極端主義，也不像漢初的“無為而治”，休養生息。士人追捧遊俠的風氣漸漸平息，皇權專制制度日漸完善，以武帝以後，平民遊俠，幹預公***事務的情狀，基本消失。士大夫終於弄明白，在“權出壹孔”時，榮辱升沈，皆是皇權之賜。因此大多進入犬儒狀態，最多也就是發點牢騷而已。連牢騷滿腹的揚雄也攻擊遊俠是：“竊國靈也（國家權柄）。”（《法言》）因為揚雄雖不得誌，但畢竟還是在朝堂啊。
東漢初，當班固寫《漢書·遊俠傳》已經完全沒有了司馬遷謳歌遊俠的興味。在他看來遊俠人品再高也是破壞社會秩序，就沖這壹點就該討伐。因此他不僅批評《遊俠列傳》所寫的遊俠，而且批評司馬遷背離大道、宣揚、歌頌遊俠。不過班固在郭解之後還是補寫了壹些“俠”，然而這時的俠與漢初朱家、劇孟、郭解迥然不同了。他們都做過吏或官，有的還被封侯。他們有點權了，但拯人危難不見了，抗上與反主流不見了、平和謙卑不見了。只有壹點還類似原來的遊俠，那就是長於交際，有人追隨，仿佛遊俠只有這壹個特征了。只有這壹點還能把他們從謹小慎微官僚群中識別出來。
《漢書·遊俠傳》前部分照抄《史記·遊俠列傳》，後壹部分又增加了萭章、樓護、陳遵、原涉四人。這四位俠都生活在漢武帝打壓遊俠之後，充分展示西漢中後期俠者特點。如萭章本是京兆尹（首都長安市長）下管門房的，可是他隨從京兆尹上朝時“侍中諸侯貴人爭欲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朝中貴人看重萭章忽略了他的主人，可見萭章在長安交遊的廣泛及聲望之高。後來“王尊為京兆尹，捕擊豪俠”殺了萭章。樓護出身醫者之門，與父親以醫術遊長安，因能說會道，受貴人喜愛，改行，“學經傳，為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樓護是個八面玲瓏的人，這與司馬遷筆下的性格堅韌、口齒木訥的遊俠根本不同。王莽家五人封侯，互爭名望高低，長安賓客填滿了五侯之門，但他們各有厚薄，惟有樓護能言善辯，誰也不得罪，五家通吃（這多麽韋小寶），幾乎得到王家五侯壹致喜愛。樓護母親去世時，送葬的貴人專車就有兩三千輛之多。以至街坊鄰居編了歌：“樓君卿出喪，五侯貴人來幫忙”。可見其派頭。說好聽點，這是鄉願；難聽點，就是戲子。樓護唯壹讓後世津津樂道的就是壹道名肴——五侯鯖。這是他的創造。樓護並非名廚，他發明這道菜也是沾了五侯的光。他與五家都有交情，五侯常給他送些本家獨創的肴饌，樓護把它們合在壹起，味道變得更美，驚倒世人，人們稱為五侯鯖。
王莽專政時，其子王宇與其妻兄呂寬要勸諫王莽不要太過，在家門上塗血，後來被王莽發現，怒極，殺其子，呂寬逃走。樓護此時為廣漢太守。因為與呂寬父親是朋友，呂寬逃到他那裏避難，呂寬把他逮捕交給王莽，莽很高興，封樓護為“封息鄉侯，列於九卿”。這還是俠嗎？樓護壹生是壹帆風順的。
陳遵是中國詩史上的名人，他的兩件事經常被用來作典故，壹是好酒，酒肉相屬，晝夜呼號；二是好客，“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弄得有急事的客人狼狽不堪。其壹生並沒有扶危救困的行為，他與俠類似的地方就是好客，而且逮住客人就不讓走，車騎滿門。
原涉處在漢末亂世，皇權專制衰微。他不像陳遵，只是讓客人陪他喝酒，他的賓客往往是他報仇殺人的打手，原涉睚眥必報，殺人很多。此時王莽已經窮途末路，沒有能力打壓他了。不過最終原涉還是被更始帝部下申屠建送上了刑場。
班固筆下的這些俠者多是精於牟取利益之輩，在太史公看來無非就是“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淩孤弱，恣欲自快”，讓真正的遊俠感到醜陋的人。把這些人與朱家、劇孟、郭解等量齊觀，正是司馬遷所悲哀的：“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笑之也。”這倒不是班固之“不察”，因為在班固看來，他處在“故上下相順，而庶事理焉”的時期，強調秩序是十分必要的，俠與秩序為敵，自然是罪不容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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