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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來以人文發達著稱的法國,歷史底蘊深厚悠久,文化精英層出不窮。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文化界活躍而輕松的氣氛極大地鼓舞了文藝家和思想家們自由寫作和著書立說。因此,法國每個季度都要出版成千上萬的書籍,在已經充分的文化市場上發行流通。相應的,書評也極為繁榮,根據對象和讀者的不同,分門別類地刊登在各種報刊雜誌上。在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書評專業雜誌中,《讀書》是引人註目的壹種,對讀者的影響很大。

與《文學雜誌》、《文學》、《評論》、《歐洲》等精英雜誌不同,《讀書》將自己定位為大眾書評。面向大眾,立足壹個新詞,盡快把最近出版的新書介紹給普通讀者,為去蜀山的人開辟壹條享受勝利的捷徑。法國每個著名的精英雜誌也都有相當大的文學評論空間,但這些評論都很學術,而且大部分都是教授寫的。普通讀者如果沒有學過符號學和解釋學,不了解海德格爾和德裏達,根本看不懂。《讀書》雜誌盡量避免這種高不可攀的學術精神,力求清新活潑,平易近人,在精英文化和消費文化之間找到壹條中間道路。閱讀和精英雜誌的這種指導思想上的差異,單從封面就可以看出來:精英雜誌的封面設計大多簡潔不做作,純粹典雅的背景上只印了壹個期刊名稱。如果和其他出版物混在壹起,就很不起眼,所以有壹種孤芳自賞的姿態,妳愛怎麽看就怎麽看。而《讀書》雜誌則在每壹期的封面上赫然刊登知名作家的特寫彩色照片,並用醒目的紅字標註出該期的主要條目,放在書店的書架上,仿佛在那裏揮舞著“來吧,來吧”,即使是粗心的讀者也不會錯過。大多數精英雜誌只能在拉丁區的大學圖書館或書店裏找到,而閱讀則陳列在巴黎的每壹個街頭報攤,壹年中重要問題的海報上,甚至地鐵站的廣告牌上。由於擁有廣泛的讀者群和暢通的發行渠道,閱讀作為壹種文化出版物,在法國的普通大眾和國外有時比精英雜誌更有名。比如在中國的知識界,很多人都知道這本雜誌,壹本著名的人文雜誌,在其針對法國文化趨勢的專欄中,直接以《閱讀》中的文章為藍本,這就賦予了這本雜誌某種文化權威的色彩,這大概是《閱讀》的編輯們前所未有的。

讀書創辦於1975,每年出版十期。到2001年底,剛剛出版300期。雜誌每期大概120頁,固定欄目很少變動,從創刊開始就壹直延續,每期之間每個欄目的比例都差不多,每個欄目都有自己的壹定規律。長欄目主要有:“訪談”、“調查”、“案例”、“史料”、“作家世界”、“法國小說”、“外國小說”、“經典作品”、“人物傳記”等。,主要評論文學類書籍,重視藝術、歷史、哲學、社會學、政治學等各種人文學科。“采訪”、“調查”、“作家的世界”、“法國小說”等欄目,主要介紹在法國引起轟動的作家,評論他們的最新作品,是各雜誌吸引讀者的重頭戲。以2000年和2001的“采訪”欄目為例。該雜誌采訪的對象包括哲學家保羅·科裏、文學極客米歇爾·沃爾貝克、文學老手艾倫·羅布-格耶和政治理論家雷吉斯·德布雷。引入這些文化名人助陣,本身就是雜誌質量的保證。而且每壹次采訪都不是泛泛而談,而是有針對性和導向性的,試圖觸及當下文化圈的核心和熱點。例如,2000年6月5日至10月289日對保羅·裏克爾(paul ricoeur)的采訪,是基於他新出版的《銘記歷史與遺忘》壹書,討論邪惡、犯罪、正義和歷史等壹些基本的倫理和哲學問題。第2001,10,299期對艾倫·羅布-格裏納的采訪,就是因為這位新小說教練,在隱退近20年後,帶著壹本小說《復辟》重回文壇,再次成為法國文化視野的壹個焦點。哲學家和作家的作品往往深奧復雜,很難從幾行書評中提煉出精髓,長篇大論與雜誌的風格和主旨相悖。“訪談”欄目開辟對話空間,暢談這壹人類最古老、最基本的交流方式,邀請作者深入淺出地表明自己的觀點、表達自己的感受,讓讀者在看不見的情況下,也能聽到他們的聲音,直接、靈活地傾聽哲學家、學者的關切。

書市每年出版的書成千上萬,書評雜誌也拿不到所有的書。這個和那個之間自然有價值判斷。雜誌為了引導讀者買書、看書,往往會對自己選擇的書進行評判。閱讀雜誌也不例外。它將自己目錄中的所有新作分為優、優、好、中、差、差六個等級,並分別用四羽、三羽、二羽、壹羽、壹羽、二羽、三羽標記。近年來,讀書的評論傾向是質量上乘而非低劣,對待新書的態度是揚長避短,叫好多罵少,評論的書多在三羽和二羽之間,極為少見。在這種有利的評論氛圍中。雜誌定期發布季度暢銷書排行榜,向讀者介紹最暢銷的12本書,如289期最佳回憶錄排行榜、291期最佳外國小說、292期最佳漫畫、293期最佳美術書、297期最佳日常實用書等等。這個新書排名活動的高潮是每年65438+2月-65438+10月的月刊上發布的“年度最佳20本書”。由雜誌編輯和知名評論家組成的評審團在巴黎聖日耳曼廣場旁的雙醜咖啡館開會,對上壹年所有最好的新書進行評選和排名,不分流派類別。從1996到2000年,有五部作品高居榜首,分別是凱特·阿特金森的《博物館後面》、薩瓦裏爾夫人的《幽靈的伴侶》、米歇爾·烏勒巴克的《基本粒子》、讓·艾什諾茲的《我去找伊》和柳斯奇爾德·卡賓斯基的《烏木》。在閱讀類的“年度最佳20本書”中,文學作品備受青睞。在上面提到的五部作品中,前四部都是小說,而2000年的20個桂冠也被小說拿走了壹半,剩下的壹半被紀實報道、政治藝術類書籍、哲學著作、回憶錄和字典工具書平分秋色。閱讀的年度、季度評選,自然受到圖書市場、新聞媒體宣傳、文學獎項頒布、文化時尚潮流的影響,往往不可避免地包含壹些媚俗。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當年新書的真實價值,我們缺乏歷史距離,還很難做出判斷。不過這個傳統從1975雜誌創刊就壹直延續著,但它真的是四分之壹世紀以來法國文化界盛衰的晴雨表。

在大量的法國文學雜誌和書評雜誌中,讀書不追求深刻的人,也不流於膚淺。它以大量豐富多彩的書評文章吸引了相當數量的讀者,它總能在文化前臺占據壹席之地。有很多成功之處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這本雜誌最可貴的是它的開放性。它專註於評論新的文學書籍,但同時也向各行各業的人文和文化產品敞開大門。它立足於今天的巴黎文化,卻能大開眼界,通觀千年歷史,看東西方文化。所以它的評論範圍很廣,營造了壹個異常豐富和混合的多聲音空間,這在歐洲中心主義根深蒂固的法國文化圈是很難能可貴的。在第壹期《閱讀》雜誌中,傳入讀者耳中的是羅伯特·格耶(Robert Gerye)上周在他位於諾曼底的鄉間別墅發表的振振有詞的演講、壹千年前平安時代日本宮女在琵琶湖邊的歌唱和低語、壹個歐洲電視文化節的象征回憶20年前他對納博科夫的采訪、壹個名不見經傳的電腦工程師解釋他新開發的自動寫詩軟件。《讀書》雜誌的這種開放精神,使其完成了媒體在傳播文化評論和文化方面的傳播功能。它不僅為眾多渴望獲取新知識、了解新思想的讀者樹立了壹個參考坐標和指南,也取代了試圖引進新作家、新作品的出版社和文化機構,為大眾提供了壹種途徑。據《閱讀》主編皮埃爾·阿祖裏納(Pierre Azurina)介紹,每家出版社每天都有20本新書送到雜誌編輯部進行評估,這與其每期654.38+0.2萬冊的發行量相同,大概可以視為這本書評雜誌成功的標誌。(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