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師範大學學報 作者：吳宇虹
王海利博士在《世界歷史》2003年第五期發文批評長期以來中國學術界把古埃及文字譯為或稱為“象形文字”壹詞“錯矣！”，其原因是“有的學者望文生義”“以訛傳訛”，建議我國學界的各類辭書把埃及古文字“象形文字”（英語單數hieroglyph，復數hieroglyphs）稱為“聖書文字”，請史學界“對這壹問題亦需要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不要再以訛傳訛，對古埃及文字的提法應進行修正”。筆者作為中國史學界的壹員對此概念不敢茍同，因此對文字起源、造字基本方法、古文字命名和古埃及、兩河流域和中國古文字表音兼表意的***同特征提出壹些不同見解。
壹、象形文字的概念和文字畫（文字雛形）概念的區分
我們首先要區別兩個概念是：壹種符號保留象形特征但具有真正語言表達功能的成熟文字可以稱為“象形文字”，如埃及古文字和赫梯“象形”古文字，而壹種符號象形但還不具有完全的語言表達功能的符號集合只能被稱為特殊圖畫 (pictography, pictogram）——唐蘭先生認為後者尚不能稱為“文字”，譯為“文字畫”。古埃及文字的符號雖然古樸象形，但它的語法功能和詞類齊全，是壹種和中國方塊文字和兩河流域楔形文字同樣成熟的人類文字，所以我國前輩將這壹文字體系稱為“象形文字”應當是恰當的。王博士把象形文字或圖畫文字（hieroglyphs）和文字畫(pictography、pictogram)的概念混淆了：“故，象形者圖畫也。因此，我們似乎有道理將象形文字與pictogram對譯。……顯然，西方學者把hieroglyphic與圖畫文字界定開來，不承認而這是等同的。因此，我們把hieroglyphic對譯為“象形文字”或“圖畫文字”都不妥當”。他論述埃及象形文字不是“圖畫文字”（＝文字畫）後，批判我國學術界說（55頁）：“我國學界則存在不少的誤解，把象形文字和圖畫文字硬行區分開來。筆者曾就此問題請教過幾位文字學研究者，他們聲稱二者不是壹回事。但要他們將出個子醜寅卯來，則含糊其辭，顯得力不從心。”可是，我國學術界早已經把古埃及和其它象形文字（hieroglyphs）和沒有變為成熟文字的原始圖畫符集或文字畫（王誤譯為“圖畫文字”）區分開來：唐蘭先生把文字前的圖符稱為“文字畫”，而把符號由圖畫演變來的真正文字稱為圖畫文字，說：“主張文字畫的人，不知道象形字就是圖畫文字，從繁到簡。從流動到比較固定。都是壹種歷史的過程，不能劃分的。”“把埃及古文字稱為文字畫，也是錯的。因為文字畫壹個符號包括很多意義，也沒有壹定的讀法，並不是可以分析做壹個字跟壹個字的，印第安土人是在這種階段的。至於埃及文字，每個字都已可讀，也應當是圖畫文字而不會是文字畫了。” 王博士把符號象形的成熟文字系統和原始的、尚未發展到真正文字的圖畫符號集合的兩概念混淆了，他不應該把埃及的由象形符組成的成熟的文字和所有人類文字的原始雛形—— 文字圖畫混為壹談。在論述各文明體系的造字方法時，我們常用“象形字”或象形符去定義那些各大文明最早使用的最基本的文字符號。如果從俠義的造字方法考慮，人類的每壹種古文字的基礎都是象形符，也都可以稱為象形文字。《大英百科全書》中對文字圖畫的解釋是 ：
“pictography（“文字”圖畫）：廣義上包括所有的人類以圖畫方法的進行的表達和溝通，不論圖畫是用繪、塗、劃還是刻成的。它包括純美學表達的原始企圖、帶有溝通目的的繪畫——也許可以定類為文字的雛形以及利用圖畫做基本形式的充分的文字系統。狹義上，這壹術語僅用於在巖石上的原始圖畫……。本文討論的是作為文字的原始雛形的、嚴格意義上的“文字圖畫”。（用圖畫作為符號的成熟的文字系統如埃及和赫梯文字經常被稱為hieroplyphic象形文字,在象形文字等詞條中另行討論。）”。“所有文字的基礎是圖畫。在原始人中，壹幅圖畫可以粗糙地滿足識字人們用文字完成的要求。時間流失，圖畫向兩個方向發展：1）向繪畫藝術方向：圖畫獨立於語言之外，繼續或多或少地忠實地復制著周圍世界的東西。2）向著文字方向：在發展中，符號群可能仍然保持它們的圖畫特征，也可能不保持，但它們最終成為語言元素的象征符”。“文字的雛形可分為幾個層次。在原始層次中，把物品和存在物用表示這些物品和存在的圖畫代表。第二層次——聯想層次：依靠意思聯想的方法包括可以表達與圖畫相聯系的概念的符號。用原始方式，壹個太陽圖僅表示太陽，而用聯想方式，太陽圖有‘日子、光明的’等意義。第三個方式——語音化或以圖畫表示詞或音素的原則在所有的成熟文字當中，如蘇美爾文、埃及文和中文，起著最重要的作用，但幾乎沒有在任何文字的雛形中證實過。…… 文字圖畫在美洲的印地安人中被廣泛地使用，印地安人在系統化和標準化方面達到了壹個遠遠高出其它比較系統的水準。印地安人圖畫的壹個奇怪的特性是在每個部落的系統中每個印第安人都非常精確地畫同樣的圖。與此相反，在非洲尼格羅黑人的圖畫中，不同的本地風格可以很容易地識別出來。”
人類發明的所有的文字（不包括借用的文字）都有它們的創始階段——原始創造或畫象形字階段。當我們的祖先發現圖畫符號可以代表語言概念時，他們開始了文字創造的第壹階段——象形符號階段：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的源頭是在烏魯克、傑姆叠特那色和烏爾等地發現的兩河流域古象形符號（公元前3100-2700），這些具有圖畫特征的古象形字的圓筆劃在蘇如帕克字體階段（2600）被楔形狀的直筆劃代替，不太象形了，後逐漸簡化，發展到完全不象形的亞述體楔形文字，因此被稱為楔形文字。埃及象形文字的源頭是埃及象形文字成熟前的文字畫，這些文字畫的形狀在已經使用表音字符的成熟的刻寫的埃及文中壹直沒變，因此埃及文被稱為象形文字。中華文明文字也有文字畫階段，其圖畫特點很明顯地保留在早期的甲骨文字和金文字的形狀中，在發展到小篆體時，開始不太象形了，但筆畫保留了彎曲、優美的圖畫特征，到秦漢時，隸書體的中國文字具有了方塊文字的特征，已完全不象形了。
“文字”圖畫的特點是所有符號都只能表示與圖形相似的具體的動詞和名詞概念，都是語義符（ideographs）。語義符不能表示語言句子中的代詞、介詞、助詞、連詞、感嘆詞等虛詞的語音和概念，也不能表示動詞和名詞在語言規則變化中必不可少的語音變化。愛斯基摩人和美洲印第安人都有過這種不成熟的“文字”圖畫（也許古代克裏特的圖畫符號也是）但沒有發展成真正的文字。雖然圖畫符的集合不能完整地、準確地表示人類的語言的全部功能，然而它是所有的創始文字都必須經過的初級階段。在部分字符得到了表音功能後，盡管符號形狀仍然保留圖畫符的象形特點，人類的文字已經從初始的文字畫階段進化到既能表意、又能表音從而能完全表達語言的成熟文字系統，如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中國的甲骨文、金文以及埃及的象形文字。為了提高書寫效率，各古文明的文字系統都有過簡化文字符號的形狀和筆劃的漫長過程。在簡化過程中，兩河流域的象形字體由於在泥板上刻劃行筆的特點使筆劃起點成三角形，變成了“楔形”文字，中華文字在契刻的甲骨文和鑄模金文中還是象形字，演變到毛筆沾墨色書寫的隸書時，喪失圖畫形狀，被稱為“方塊字”。只有埃及、赫梯、瑪雅文字以及我國納西族等少數文字的符號從始至終地保持了象形的特征，所以它們被國際學術界稱為“象形文字”。我國學術界壹直沒有將表示不成熟文字的文字圖畫概念和表示古文字符號特征的“象形文字”概念相混淆，而用“象形文字”壹詞準確地表達了成熟的古埃及文字的形狀特點。
二、 “象形文字”壹詞符合古文字的命名法的規律
當人們看見壹種古文字而對其語言特性不甚了解時，只能根據其外部特征對其命名。由於文字符號的形狀是壹種文字的最明顯的特征，最先把壹種古文字介紹給世界的學者總是自然地用字的外形為其命名，這壹命名隨後被人們約定成俗地接受了。如兩河流域古文字的各種筆劃基本上都有壹個三角形的起筆，因而筆劃呈現木楔的形狀，英文稱作cuneiform“楔形”。中國文字通用的楷體字都呈現方形，因而中國文字被稱為“方塊字”。埃及和赫梯古文字的符號因始終保持其圖形特點，被中外學術界稱為“象形文字”。西方的拼音文字的字符是abcd……，英文稱為alphabet, 意為“a（元音字符）和b（輔音符）”，漢語稱為“字母”（輔音和元音）。春秋戰國時楚國、越國的文字符號帶有鳥形或蟲形裝飾，被稱為“鳥書、鳥篆、蟲書”，大都用於兵器。直到漢代的瓦當和印文中還常見。漢人不識戰國時的用漆寫出的粗頭細尾的古文符號，因其外形象蝌蚪，稱為“科鬥文”。王博士不懂學術界這種命名各文字的規律，反而畫蛇添足地建議什麽“聖書文字”。他說：“國外則不存在象形文字這壹說法。”國外不用漢字，當然不用漢語“象形文字”壹詞。但和中文同樣，埃及文字在英文的概念中就是“象形文字”。英文詞hieroglyph的希臘語詞源雖是王博士所說的“神聖的刻畫”，但這個英文詞的本意已經脫離了“聖書文”的詞源意義，被賦予了“象形字”之義，《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辭典》的定義是： “壹個物品的圖形或象征符號，表示壹個詞、音節或聲音，用於古代埃及的和其它的文字中。” 西方學界借用希臘詞hieroglyphs去定義符號為圖形的各種古代文字和中國學界用“象形文字”去定義它們字同出壹理。這壹譯法表現了中國學者的智慧，並不是象王博士所貶低的（54頁）：“我國學者望文生義，把它們稱為古埃及象形文字”。王博士非要根據這個希臘詞的詞源意義“聖書文字”去扭曲該詞的“象形文字”的本意，必然會造成詞不達義，使讀者對“象形文字”的概念理解困難。按這種標準，是否其它的象形文字(hieroglyphs)，如赫梯象形文字、馬雅象形文字、克裏特象形文字、中國金文、甲骨文等也要改稱為“某某聖書文字”。西方塞姆語和希臘字母文字的元音符號a的詞源意義是牛（alfa) 而輔音b的詞源是“房”（beta），如果按照詞源定義法，西文alphbeta（“字母文字”）應定義為“牛房文字”，如此教條定義豈不可笑？中文翻譯國外術語的準則應是“信、達、雅”，“象形文字、象形符”的譯法表現了前人翻譯並不照搬術語詞源的智慧！
三、象形文字、楔形文字和中國文字的靈魂都是表意符和聲符並用文字
王博士文中向讀者傳遞了許多文字學錯誤概念。如(56 頁) ：將hieroglyphic對譯為‘象形文字’，錯矣！其原因總結如下：第壹，hieroglyphic 中的絕大多數圖形符號失去了象形（既“以形表意”）之功能，它雖然始終保持著圖形面貌，但業已失去圖形本身所表示的意義，而轉化為聲符號，既“以形表音”，成為最原始的“字母”。……第三，古埃及文字體系的靈魂是拼音，該文字借用圖形符號表音，即以形表音，是壹種界於表意文字與表音文字之間的文字類型。”
中國學術界早就知道：象形文字“最常使用的符號大約***700個，到羅馬時期增長到5000多個”，“埃及象形文字屬於表意文字體系，但象形文字的重要特點是既屬於表意文字體系，又有聲符號。而聲符號原本也是表意符號。” 兩河流域和埃及的表意兼表意古文字體系發展了壹千多年後，以烏旮瑞特楔形字母文字、古波斯楔形文字、原始塞姆語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希臘文和拉丁文等為代表的僅有22-40個輔、元音符號的、不再保留任何表意符號的字母文字才出現。埃及的單輔音符號看起來像是不包括元音的純輔音符號，實際上它是壹種省略了元音的音節符，因為讀者在閱讀需要時，必須自己加上元音 -e-， 如：象形字“房子”寫成pr （音節寫法 p(e)-(e)r），只能讀為per。埃及象形文字常用的聲符中有27單輔音音節符（表示24個輔音和半元音），約80個表示兩個輔音的音節符和約50個表示三個輔音讀音的符號。埃及文字可以用這壹百多個符號拼寫單詞，但其它約5000個符號都是不拼寫詞音而以字形表示詞意而被賦予了詞音的表意符號（語義符）。“絕大多數符號轉化為聲符號”明顯是錯誤：難道100多個符號是5000多個埃及文字符號的絕大多數嗎？況且，絕大多數聲符號仍然兼有表意功能。即使在27個最基本的單輔音節符號中，大多數（約有18個符號）仍然保留了表意作用 ： “口”形符作為聲符讀為無意義的音節r（e），但它同時可以當作表意符 r(e)“口、嘴、話”；手形輔音符d兼作表意動詞d(w)“給、放、打”和名詞?eret“手”；手臂形輔音符 ? 還作表意符“手臂”；水池形音符sh(e)同時也是表意符shai“水池”，面包形音符 t也作單詞 t(e)“面包”，g 音符可讀作 nst “容器座架”，h 音符可以表示“院子”， f 表示“角蛇”，s 表“門閂”，k 表示qma“蘆葦”等等。其它的音節符號也同樣：三道波紋可以用作雙輔音節m?，也可以讀作塞姆語義符 m? “水”。埃及詞典中記錄了700個常用的語義符（字）和與拼寫單詞固定搭配的定義符（偏旁部首） ，分為25個大範疇：143個不同的男人形符號表示與人有關的語義概念、19個有關女人的語義和定義符、75表示男女神的符號、112個表示與人體有關的語義符、68個有關動物、65個是動物的身體部分、96和鳥類有聯系的符號、18個鳥類的身體部分、40個蛇和兩棲類動物、18個有關魚的符號等等，可以說埃及象形文字的字符不比漢字少多少！
埃及文中用音節拼寫的單詞基本上要和限定字意範疇的定義符合用（王博士稱為“限定符號”），因此，可以確定埃及文的音符和意符搭配構詞法和漢字中的“左形右聲”的構字法的原理是相同的。王博士認為“從內在機理層面上比較壹下hieroglyphic與中國古代的象形文字，前者以形表音，整個文字體系的靈魂是拼音，後者則以形表意，字如其物，二者相去甚遠，即“神離”。”這段令人驚訝的話暴露了王博士除了對表音和表意符並重的埃及文字了解膚淺外，對表音和表意***重的祖國文字的理解也十分粗糙。他不知道中文中帶聲符的形聲字占80%以上，不知還有許多“口”偏旁和無形旁的純表音字（如：象聲字“嘩嘩、撲哧”）、許多同音字代本字的通假字，許多特殊的表音字（甲乙丙丁、子醜寅卯），以及所有的代詞、介詞和助詞（如：余、我、吾、爾、其、它、他、子、汝、妳、朕、為、於、把、將、會、了、嗎、吧、之、乎、者、也）等等都是表音字。中國學界前輩早就對中國字的表音用法做了深入細致地研究。唐蘭將中國文字定義為象形、象意、形聲（註音）文字，說：“指摘中國文字的人，同時也往往指摘中國語言，像：單音節，沒有語尾，沒有形式變化等，認為是低級的語言，可是現在的語言學家大都已不這樣想了。中國文字的變為註音文字，而不變為拼音文字，顯然和她的語言有關。壹個字既然是壹個音節，有壹千多個聲音符號（其中大部分就是意義符號），就可以把這個民族的語言通統寫出來，又何須另外壹套拼音的方式呢？”。
1934年，朱起鳳先生編撰出版了300萬字的中國古文獻中的表音字詞典《辭通》 。胡適先生在該書序中總結到：“朱氏認為假借有四例八用……假借的八用是：1、同聲通寫：如氣作氣，誼用義、率為帥。2、讬名標幟：如戊葵。3、單辭形況：如“率爾”“幡然”。4、重言行況：如“朱朱”“關關”。5、疊韻“窈窕”（ao）、“蒙戎”（e/ong）。6、雙聲連語：如“次且”“叢脞”。7、助語之詞：如“能、為、於、焉”。8、發聲之詞：如“乃、若”。右四例之中，疊韻、雙聲、合音都自然傾向於造成“連語”。八用之中，第七第八（助語與發聲之詞）都是有聲無字其假借之字，也都是“讬名標幟”，故此二類實同於第二，而“讬名標幟”其實又只是“同聲通寫”，故此四類單字的假借其實只是壹大類而已。其余四種用法都是“連語”。在方法上，朱駿聲用假借（“依聲讬字”為假借）的原則來解釋連語為字典學上的壹大進步。”錢玄同先生的序說：“中國文字，在造字時雖用象形、指事、會意、形聲之法，而在用字時，則全不管字中所表示的形與義，但把它看作標音的符號而已。凡同音的字，都可以作為某音的音符，凡讀此音的，隨便寫這些同音字中的哪壹個都可以。”“但讀古書者又當知道辭形歧異實在是中國文字上的弊病。妳想，造字時既以形義為主，而用字時偏又拋卻形義，專以音為主，凡同音之字皆可通用；既然以音為主，又不專制音標，分析音素，寫成拚音文字，而把許多形義皆異而音同的字都認為此音的音符，以至壹義壹辭可以寫成許多不同的字：這不是弊病嗎？”“古今字之變遷，有先造專字而後寫同音假借字者，有先用假借字而後造專字者，更有先用假借字，後造專字，最後又寫同音假借字者”。
由於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文明產生於各種語言互相交融的近東地區，埃及人和蘇美爾人經常用表意符的讀音表示他們不理解的外族名字和詞匯，這些拼寫外國語言的表意符自然而然地演化成可以記錄任何語音的聲符。在蘇美爾人用表意的楔形字去書寫與他們混居的阿卡德人的名字及詞匯時，壹些固定記錄阿卡德語音的原本為意符的字就獲得了的固定的音值（假借功能），後成為阿卡德語中的音節符或聲符：ka“口”(意符) > 代表ka音的音節符。象形文字和楔形文字中的“定義符”和漢字中的形符（偏旁部首）多在聲符的左面壹樣，多數放在聲符的左面（前面），少數放在聲符的右邊（後面）。唯壹不同的是，通常是單音節壹個漢字只需要壹個聲符，因此中華文的形聲字壹般是壹個聲符和壹個意符的合體（有少數多意符的字），而由於近東語言的詞匯多是音節詞，壹詞需兩個以上的聲符拼寫，無法成為合體字，如：蘇美爾詞gi?+gu-za“座椅”中的gi?“木”為左形, gu-za為右聲，和（中文）木（左形）+奇（右聲） > 椅壹樣同出於形聲造字原理。ídIdigna “底格裏斯河”的íd=水（左形）+Idigna（右聲），和水+工 > “江”同理。uzmu?en “鴨”=uz（左聲）+ mu?en“鳥”（右形），和中文“甲（左聲）+鳥（右形）=鴨” 的造字法壹樣。
近東古文字雖然把壹批表意符用作音節符，用它們拼寫詞語，但是仍然大量使用意符和限定詞義的偏旁意符，成為既用音節符拼寫語音，又用語義符指示語義的文字。它們有些像假名中夾雜漢字的日文（及朝文），但日文有專門的、不表意的聲符號（假名），而近東古文沒有發明單純表音的符號，被當作音節用的音符還用來作詞符，表示字符本義和發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