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獄檔中有壹樁“劉翺《供狀》案”，也是壹個說明隔膜的好例證。這本《供狀》原是劉翺在雍正年間參訪湖南現辦案件、記錄故老所傳辦過之案，參以己見，編集而成。此後他曾多次將此書投遞官衙以謀求任用，結果都鎩羽而歸。乾隆四十三年五月，劉翺又將此書呈至即將離任赴京的湖南巡撫顏希深處，於是案發。此時劉翺已是耄耋老人，如其所言，大概已沒有多少幹求名祿之望，投書官府，只是“因編集是書曾費數年心力，其中或有可采亦未可定，不甘埋沒”。所謂“不甘埋沒”，大概文人稍有抱負者，對自己的著作都有些這樣的希望。可惜官府對此事沒有多少興趣，只是對書中“自古國運連續之際妄生議論，何代蔑有”等等言辭感興趣。據劉翺自述，他是覺得“皇上查繳違礙藏書，自必心疑士民妄生議論，故備述我朝聖聖相承，恩深百姓，縱有昧心狂筆何忍存留，少釋聖主之疑，冀免查繳......”這壹番話替皇家考慮何其周到，推其誌，可謂忠矣，但他的結果是 “照妄布邪言為首斬決例即行正法”——其忠心到底還是栽倒在那層隔膜外邊。
這個案子裏面尚有可堪玩味之處。劉翺所議論的“國運連續”之事，自然與雍正繼統的疑案相關，在《供狀》裏面，他還議論了雍正年間紛紛擾擾的呂留良案。這些在顏希深的奏折裏面都寫得很明白。顏希深之後繼任湖南巡撫的李湖顯然比其前任更熟知他主子的心意，知道這些不會是討歡心的話題，在其後的奏折中對這兩事便再無壹言涉及，對劉翺也是匆匆砍頭了事。天威難測，對於它而言，有些問題無關對錯，而是根本不應該存在。想劉翺這樣的可憐人滿心熱望地著書、獻書時，對此又何從料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