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文《上古漢語四聲別義例證》（載《古漢語研究》1993年第1期），試圖通過上古韻腳字證明上古漢語存在著四聲別義現象。其實，要證明上古漢語存在著四聲別義，我們還可借助另壹項有力的材料，那就是上古同源詞。四聲別義本質上是壹種語言現象，通過同源詞研究四聲別義，正是從語言上認識這種現象。清代絕大多數學者之所以否認上古漢語有四聲別義，壹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在研究四聲別義問題上，他們囿於漢字字形，沒有升華到語言的高度來認識這種構詞現象。他們承認上古漢語有聲調，又承認上古漢語有同源詞。我們今天以他們所得出的這兩點重要結論（特別是寫成不同字形而聲調有別的同源詞）為基礎，來證明上古漢語存在著四聲別義現象，應該是壹條十分有效的途徑。
清儒中，段玉裁、王念孫常能擺脫漢字字形的束縛，從音和義的結合去研究詞義；他們對上古聲調和同源詞都有精深的研究。但由於時代的局限，他們都沒有明確地把四聲別義和同源詞聯系起來，更沒有把兩聲各義的那些具體字看成不同的詞，從而把它們納入同源詞的範圍。
現代語言學家已經逐步做到了這壹點。瑞典漢學家高本漢(Bernhardkarlgren)1934年撰《漢語詞類》(《Word families in chinese》)，把同源詞跟壹字異讀聯系了起來。他歸納同源詞之間語音上的關系有起首輔音、中介元音、主要元音、收尾輔音種種轉換法則。他所列的同源詞中，就有“從、背、分、長、朝、見”等不少兩聲各義的字，其中有的只是聲調之別。1949年，高氏撰《 中國語言概論》(《The Chinese language》)，在“不送氣清聲母和送氣濁聲母的轉換”中，他舉了“見、解、辟、長”這些用聲母區別意義的例子；在“清韻尾輔音和濁韻尾之轉換”中，他舉了“惡、度”這些用韻尾區別意義的例子。值得註意的是，他把寫成不同漢字的同源詞和寫成同壹漢字的同源詞（包括兩聲各義的字）放在壹起加以討論，這是壹個進步。Bodman於1950年給高氏《中國語言概論》所作書評中指出：“有壹種變換的類型高氏沒有包括在他的討論中，雖然他深知這個。這是聲調的變換。”Bodman舉了“知：智”“宜：誼”這種字形上有了分化、聲調上有對比的兩組字來證明漢語中存在著聲調轉換類型的同源詞。
王力先生的《同源字典》是漢語同源詞研究集大成的著作。《同源字典》把變音別義的字納入同源詞中，其中就包括四聲別義的字。王先生對四聲別義的字跟漢語、漢字的關系作了細致的分析。《同源字論》中說：“分別字可以產生，也可以不產生，例如‘長’字，既是長短的‘長’，又是長幼和‘長’，至今沒有人造出分別字。但是‘陳’字就不同了。漢代以前，陳列的‘陳’和行陳的‘陣’同形，漢代以後才產生了‘陣’字。他認為，四聲別義是同源詞的壹種。顯然，所謂“如字”，就是原始詞；所謂“破讀”，就是滋生詞。滋生詞跟原始詞在字形上的關系是次要的：滋生詞可以造出分別字，也可以不造出分別字；但它們在語言上的關系是壹樣的。有時候，人們原來不給滋生詞造出分別字，後來才給它造出分別字。這就啟發我們：四聲別義跟寫成不同字形而聲調有別的同源詞的區分是相關的，我們可以借助寫成不同字形而聲調有別的同源詞來研究四聲別義。王力先生《漢語滋生詞的語法分析》中列有“同音不同調的滋生詞”，其中既有寫成同壹字形的，也有寫成不同字形的，都是透過文字的表面現象，從語言的立場觀察聲調辨義現象而得來的深刻認識。
此外，還有其它壹些學者也註意到從寫成不同字形的同源詞來研究上古漢語的四聲別義；但是許多研究都局限在去入通轉的範圍內。我們知道，去聲跟入聲的分別，除聲調外，還有韻尾的不同。單從去入通轉去論證上古漢語存在著四聲別義，不足以完全令人信服。人們很可以說，去入通轉是韻尾的轉化，而非聲調的轉化。高本漢在《漢語詞類》和《中國語言概論》中，就把去入通轉看成是韻尾的轉換。只有清楚地研究了上古漢語平上去入四聲存在著轉換現象，才能真正從同源詞角度證明上古漢語存在著四聲別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