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方面，馬禮遜都有首創之功。作為基督新教在中國傳教的開山鼻祖，他開創的譯經、編字典、辦刊物、設學校、開醫館、印刷出版等事業均被其後的新教傳教士乃至天主教士所繼承發揚。他在華的27年裏，壹直受雇於東印度公司擔任中文翻譯，但他並未專事行政，而總是以傳教士自居，從不讓公司的事務妨礙他的本來工作，即編撰字典和翻譯聖經以促進傳教。在此期間，馬禮遜確立了被稱為“無聲傳教”的文字傳教策略：在中國境內首次把《聖經》全譯為中文並予以出版，使基督教經典得以完整地介紹到中國；編纂第壹部《華英字典》，成為以後漢英字典編撰之圭臬。並著有《通用漢言之法》、《中國大觀》等漢語研究著作，是現代漢語語法研究的最初嘗試。因他對中國語言的研究，在1817年被格拉斯哥大學授予神學博士學位；1815年，他和米憐在馬六甲創辦《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為第壹份中文月刊，被譽為“中國近代報刊的開山鼻祖”。這在中國報刊發展史上位居首尊，繼其之後才有《特選攝要每月統記傳》、《天下新聞》、《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中文期刊的創辦； 1818年，馬禮遜和米憐創辦英華書院，為第壹所教會學校，開傳教士創辦教會學校之先河，對中國近代教育的發展影響深遠；1827年，馬禮遜又和東印度公司醫生郭雷樞在澳門開設眼科醫館，首創醫藥傳教的方式。在其感召下，美國傳教士伯駕作為第壹位醫藥傳教士被派來華。
上述所為，均是馬禮遜開創的被稱為“無聲而有效”的文字傳教策略。馬禮遜來華之初，雍、乾時期實行的禁止天主教傳教的禁令仍在繼續。面對清廷的禁教令和中國傳統文化所形成的森嚴的文化壁壘，馬禮遜采用文字、醫藥等方式傳教，不無效仿利瑪竇“學術傳教”之策，希望通過介紹西方基督教文明，使異教徒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優越，借此達到皈依異教徒的目的。只是，時勢已與利瑪竇時代不同，由於雍乾時期西方對中國急劇增強的軍事和商業壓力，使馬禮遜文字傳教的收效與利瑪竇時代已難以相比，在27年間，由馬禮遜直接施洗的人數僅有10人，但重要的是馬禮遜為後來的傳教士準備了初步的然而卻是大量的中文基督教書籍，若沒有馬禮遜來華奠定基礎，則不會有米憐、郭實獵（臘）、裨治文等英、荷、美傳教士的相繼來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內容也就不會那麽豐富。
從1808年馬禮遜開始編纂《華英字典》，到1828年《廣東省土話字匯》出版，馬禮遜在20多年的時間裏，著述了許多有關中國語言的著作，尤其他編纂了達三部六卷之巨篇的《華英字典》，這在歷史上尚屬首例。馬禮遜在《華英字典》裏提出的拼音方案為後來的薩默斯方案和威妥瑪方案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他的漢語著作為西方人學習中文提供了便利，尤其是他堅持學好壹種語言必須深刻了解壹個民族的歷史、文化、政治、法律、風俗、禮儀宗教等內容的宗旨，使他的每部漢語研究著作都是有關中國的“資料信息庫”，西方人藉此加深了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在歐美漢學界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