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守溫在分析漢語聲母韻母和聲調的基礎上，制定了描述漢字語音的三十六字母，說明當時我國的語音分析已經達到很高的水平，可惜他用漢字來表示這些聲母和韻母，因此，這樣的字母沒有進壹步發展成拼音文字。
500年前我國部分穆斯林少數民族中曾經使用“小經”文字，這種文字是壹種阿拉伯文字。用阿拉伯字母來拼寫漢語，比唐代守溫用漢字來表示聲母和韻母又進了壹步。***有36個字，其中4個字母是特有的，這可能是我國最早的用來拼寫漢語的拼音文字，它不再帶有漢字的痕跡，完全采用拼音字母。“小經“同時也為東鄉、撒拉等民族使用。
明朝末年西方傳教士來中國傳教，為了學習漢字，他們開始用拉丁字母來拼寫漢語。1605年，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在北京出版了《西字奇跡》，其中有4篇漢字文章加了拉丁字母的註音。這是最早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出版物，比“小經”用阿拉伯字母給漢字拼音稍晚，“小經”大概是最早用字母文字給漢字拼音的嘗試。《西字奇跡》原書已不容易找到，據說，梵蒂岡圖書館尚有藏本。
1626年，法國耶穌會傳教士金尼閣在杭州出版了《西儒耳目資》，這是壹本用拉丁字母給漢字註音的字匯。註音所用的方案是在利瑪竇方案的基礎上修改的。
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是以“官話讀書音”為標準設計的，適於拼寫北京語音。這種新穎的拼音方法給中國學者以很大的啟迪。明末音韻學家方以智說：“字之紛也，即緣通與借耳。若事屬壹字，字各壹義，如遠西因事乃合音。因音而成字，不重不***，不尤愈乎？”清朝學者楊選杞說：“辛卯戶糊口舊金吾期翁家，其猶子蕓章，壹日出《西儒耳目資》以示余，予閱未終卷，頓悟切字有壹定之理，因可為壹定之法”。但是，在兩三百年間，利瑪竇和金尼閣的方案只是在外國傳教士中使用，沒有在中國人當中廣為傳播。
1815年到1823年之間，在廣州傳教的英國傳教士馬禮遜編了壹部《中文字典》，這是最早的漢英字典，字典中用他自己設計的拼音方案來拼寫漢語的廣東方言，實際上是壹種方言教會羅馬字。接著，在其他的方言區也設計了不同方言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中廈門的“話音字”1850年開始傳播，僅在1921年就印刷出售五萬冊讀物，直到新中國成立以前，大約還有十萬人左右使用這樣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其他各地的方言教會羅馬字，在南方的通商口岸傳播，主要用來傳教。
1867年，英國大使館秘書威妥瑪(Thomas F. Wade)出版了北京語音官話課本《語言自邇集》，他設計了壹套拼寫法，用拉丁字母來拼寫中國人名、地名和事物的名稱，叫做“威妥瑪式”。
1931年到1932年間，有兩個外國傳教士提出了“辣體漢字”，這是壹種根據《廣韻》設計的、以音節為單位的漢語拉丁字母文字，同音字幾乎都有不同的拼寫法，拼寫的是方言。
這些用拉丁字母拼寫漢字的方案，為以後的漢語拼音運動提供了經驗。
漢語拼音的近代史
中國人自己的漢語拼音運動是從清朝末年的切音字運動開始的。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挽救民族危亡和振興中華的熱情，激發著壹些愛國知識分子提出了教育救國的主張，梁啟超、沈學、盧戇章、王照都壹致指出，漢字的繁難是教育不能普及的原因，因此，掀起了壹場“切音字運動”。
梁啟超在《沈氏音書序》中指出，“國惡乎強？民智斯圖強，民惡乎智？盡天下之人而讀書，而識字，斯民智矣”。沈學說：“歐洲列國之強，……有羅馬之切音也。人易於讀書，則易於明理，理明，利弊分析，上下同心，講求富強”。盧戇章說：“以切音以識漢文，……全國皆能讀書明理，國家何致貧窮？人民何致魚肉？”王照說：“列位啊，咱們個人都要點兒強吧，瞧瞧咱們中國都成什麽樣兒啦？”“中國政府非註意下層教育不可，欲去下層教育的障礙，非制壹種溝通語言的文字使言文合壹不可”。
盧戇章(1854-1928)是我國第壹個創制拼音文字的人。1892年，他在廈門出版《壹目了然初階》，公布了他創制的“中國切音新字”，用拉丁字母及其變體來拼廈門音，聲韻雙拼，左右橫寫，聲母在右，韻母在左，另加鼻音符號和聲調符號，增加聲母後還可兼拼泉州音和潮州音。他認為，漢字“或者是當今天下之文字之至難者”，而切音新字“字母與切法習完，凡字無師能自讀”，這樣壹來，“省費十余載之光陰，將此光陰專攻於算學、格致、化學，以及種種之實學，何患國不富強也哉！”盧戇章並不要求廢除漢字，他主張“切音字與漢字並列”。後來，他又編寫了《中國字母北京切音教科書》和《中國字母北京切音合訂》，用切音字來拼寫官話。
繼盧戇章的《壹目了然初階》之後，開始了延續20年的切音字運動。幾乎每隔壹二年就有新的切音字方案出現，如吳敬恒的《豆芽快字》，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勞乃宣的《增訂合聲簡字》等。這些切音字方案多數是聲韻雙拼式的漢字筆畫式字母方案的，大多數只在小範圍內傳習，沒有廣泛推行，只有王照的官話字母和勞乃宣的合聲簡字推行較廣。
王照(1859-1933)曾參加戊戌變法，失敗後逃往日本，受日本假名的啟發開始擬定漢語拼音字母，1900年秘密回國，以“蘆中窮士”的筆名發表《官話合聲字母》，采用漢字筆畫作為字母基礎，聲韻雙拼，並且主張以北京話為標準官話。他說：“京話推廣最便，故曰官話；官者公也，公用之話，自宜擇其占幅員人數多者”。他並不主張廢除漢字，他說：“有力讀書，有暇讀書者，仍以十年讀漢文為佳”，“漢文俗話並行，互相補助，為益更多”。1903年，王照在北京設立“官話字母義塾”，為了取得合法身份，他自首入獄，得到釋放後全力推行他的官話字母，“十年之中，堅忍進行，傳習至十三省境”，其精神令人欽佩。
勞乃宣(1842-1921)是音韻學家，他積極支持王照的方案，在官話字母的基礎上補充方言字母，擬定了南京、蘇州、福建、廣東等訪言的方案，統稱“合聲簡字”。推廣這種“合聲簡字”的成績十分顯著，“不識字之婦女村氓，壹旦能閱讀書報，能作函劄，如盲者之忽而能視，其欣快幾乎無可名狀”。
切音字創制者的目的，雖然不想用它來代替漢字，但是他們希望切音字能夠成為壹種拼音文字，與漢字分工，並行使用。然而，他們的願望沒有實現。
在切音字運動中提出的拼音字母方案是多種多樣、琳瑯滿目的，大致可以歸納為三大系：
① 假名系：模仿日文假名，采用漢字部首作為拼音符號。1892年盧戇章的《壹目了然初階》壹書中提出的“中國切音新字”，1901年王照的“官話合聲字母”等都屬於假名系。
② 速記系：采用速記符號作為拼音符號。1896年到1897年兩年間出版的蔡錫勇的《傳音快字》、沈學的《盛世元音》、王炳耀的《拼音字譜》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速記系。
③ 拉丁系：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符號。1906 年朱文熊的《江蘇新字母》、1908年劉孟揚的《中國音標字母》和江亢虎的《通字》、1909 年黃虛白的《拉丁文臆解》等書中提出的方案都屬於拉丁系。
1913年2月，讀音統壹會在北京召開，會議的主要任務是“審定壹切字的國音發音”和“采定字母”。會議開了三個多月。在這次會議上，審定了6500個漢字的讀音，用各省代表投票的方法確定了“標準國音”；擬定了壹套註音字母，***39個，這套字母采用漢字筆畫式，字母選自古代漢字，音節采用聲母、韻母和聲調的三拼制，對雙拼的反切法進行了改進，其用途僅在於標註漢字讀音，不作為拼音文字。這套註音字母後來減為37個（聲母12個，韻母13個，介母3個，比雙拼切音字的方案中的字母幾乎減少了壹半。
會議對於註音字母的作用和地位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最後決定註音字母的作用是給漢字註音，不能與漢字並行使用。黎錦熙明確指出，註音字母的職能是“伺候漢字，偎傍漢字”。
註音字母通過之後，擱置了五年，才於1918年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1920年，全國各地陸續開辦“國語傳習所”和“暑期國語講習所”，推廣註音字母，全國小學的文言文課壹律改為白話文課，小學教科書都在漢字的生字上用註音字母註音。北京還成立了註音字母書報社，印刷註音字母的普及讀物，還辦了《註音字母報》。從1920年到1958年，註音字母在我國使用了近40年的時間。這對於統壹漢字讀音、推廣國語、普及拼音知識起了很大的作用。1930年，上層官員中有人覺得“註音字母”的名稱不好，改稱為“註音符號”，以強調這不是壹種與漢字並行的文字。
周恩來在《當前文字改革的任務》中，高度評價了註音字母的作用。他說：“辛亥革命之後產生了註音字母，這是中國第壹套由國家正式公布，並且在中小學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註音字母對於識字教育和讀音統壹有過壹定貢獻。盡管今天看來，註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的***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註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註音字母在歷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於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註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