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來棟
漢字、漢語已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漢字教學方面，積累了極其豐富的歷史經驗。新中國成立後，在繼承傳統經驗的基礎上，對漢字教學進行了不斷地改革與探索；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在小學語文教學改革中，識字教學方法的改革成績最顯著，漢字教學研究非常活躍，取得了巨大成績。
進入新世紀，漢字教學面臨著新形勢：壹方面，著眼於全面提高國民素質的新壹輪課程改革正在順利地深入推進，就小學語文而言，探索漢字教學更加科學化，更能體現漢字、漢語特點的教學方法，這是語文課改中壹項重要任務。另壹方面，香港已故著名的愛國人士、語言文字學家安子介先生生前曾預言：“21世紀將是漢字發揮威力的時代！”、“人類總有壹天都要學習漢字！”[1]現在，我們欣喜地看到，在世界範圍內正興起壹股強勁的“學習漢語熱”，安先生的預言已經變成了活生生的現實。面對此情此景，進壹步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幫助外國友人快速學習漢字，掌握漢語，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
現在世界上比較通行的文字有兩種：壹是拼音文字；二是表意的漢字。這兩類文字體系，各有長短，不能說哪種文字絕對好，哪種文字絕對不好。那種認為漢字是落後文字的觀點是沒有科學根據的偏見；說到漢字時很少說漢字的優點，也是片面的。漢字是依形、音、義三者的關聯而形成的壹套兼表音和表形的文字系統。漢字與拼音文字相比，具有不同的結構特點，體現了漢字的科學性和優越性。認識和掌握漢字系統的結構特點，對於改革漢字教學，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
壹、從漢字使用頻率看，高頻度的字很集中，常用字量少，這是漢字系統的壹個重要結構特點。
70年代末，我國有四位排字工人，根據他們的經驗，統計出中文裏有3,000個“常用字”，其頻度高達99%；次常用字也有3,000個，它們每個字的頻度加起來也只占1%。
安子介先生應用香港四份有份量的報紙，將連續45天中的中文報載，全部字數加以統計，總字數有1，411，088個字，所計得不同的單字只有4,667個。安先生再按頻率排出壹張字表，其中最先的3,650字的頻率總數竟達總字數的99．8%；《3,650個常用字頻度表》於1982年公開發表。
1988年4月由北京電子工業出版社出版的《漢字頻度統計——速成識讀優選表》，是由貝貴琴、張學濤匯編的。他倆所用資料來自由內地用簡體字寫的“科學技術”、“文學藝術”、“新聞報導”、“政治理論”四個方面，從21，657，039個字中統計出來的，使用不同的字也只有5991個。
安子介先生將兩個漢字頻度表進行了比較研究：《貝、張》表按頻度數到3,650個字時，占統計資料總字數的99．85%；而《安》表按頻度也數到3,650個字時，占統計資料總字數的99．82%。這證明兩個表都很正確，雖然匯編用的資料、匯編地點和匯編時間都不同，卻能不謀而合。
據有關研究統計：壹部《紅樓夢》總字數731,017個字，只用了4,462個不同單字；矛盾的《子夜》總字數242,687個字，只用了3,129個不同單字；曹禺的《雷雨》、《日出》、《北京人》三部劇本總字數172,005個字,只用了2,808個不同單字；老舍的《駱駝祥子》總字數107,360個字，只用了2,413個不同單字。這證明，常用字少是漢字的壹個特點。[2]
上述關於漢字頻率的研究，充分證明中文中常用字有高度的集中性，常用字量少，這有利於緩解漢字學習的難度。
安先生是位酷愛漢字、治學嚴謹的學者，他從快速學習漢字的目的出發，采用多方面的閱讀資料，對3,650個字進行了頻度順序研究，經過反復檢驗，其結果是：認識了第壹高頻度500字，就能閱讀壹般文章的75%；再認識次高頻度500字(即認識1000字)，就能明白壹般文章的90%；如能識到2000字，就能獲得閱讀書報的能力，可通曉現代書報的97．4%，甚至可以進行書面交流。[3]
上述關於漢字頻率和頻度順序的研究成果，對於我們探索進壹步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很有啟發、參考和指導意義。（1）頻率高的常用字約3,000-4,000，這個常用字量可以作為規定學校（小學和初中）語文學科識字量的依據。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實驗稿）》規定識字總量為3,500個，其中小學3,000個，初中500個。我們認為這個識字量是比較科學合理的，也是可行的。科學技術是第壹生產力，工人、農民渴望學習新科技；為適應這種需求，我們建議：可否在初中增識500個科技方面的常用字，這應該不會有困難的。（2）在字序安排上，應先學習高頻度的單字，是學習漢字的捷徑之壹。安子介先生主張：“初學漢文者，包括我們的小學生和成年人及想學中文的外國人，可先學最常用的五百字”。這是很有見地的建議，應引起我們的重視。筆者曾於1991年在江西萬載縣鵝峰鄉幸福村運用《安子介現代千字文》進行掃盲實驗；先學最常用的500字，加快了掃盲進度，取得了實效。《人民日報海外版》和《農民日報》都先後作了報導和介紹。這裏的關鍵是要編好低年級、尤其是壹年級的教材。識字寫字是低年級語文教學的重點，理應根據常用字高度集中這壹漢字結構特點，關註漢字的頻度順序。我們認為漢字的頻度順序、構字方法和兒童學習漢字的認知規律，這三者要通盤考慮，並找到最佳的結合點，這是教材編寫者的責任。
二、從漢字構造方法看，形聲字多，這是漢字系統的又壹個重要結構特點。
何以形聲字多？在漢字的發展史研究中，傳統的分期是以漢字字體變化而劃分為四個發展階段。西南師大劉又辛教授在承擔國家社科規劃項目的研究中提出了新觀點。他認為，字體變化不是漢字發展的本質變化，不能說明漢字的歷史發展規律，而應從漢字構造方法的變化來說明漢字的本質變化，並進而提出了漢字發展的三階段理論，即：第壹階段是圖畫文字階段；第二階段是以表形文字為基礎，以表音文字為主體的表音文字階段；第三階段是以形聲字為主體，還保留了壹些表形字和表音字的形音文字階段，從秦漢到現代漢字都屬於這個階段。[4]可以說，漢字中形聲字多是其構字方法變化發展的結果。
漢字獨體字少，合體字多；在合體字中，形聲字最多。據有關研究統計，漢字中的形聲字約占80%以上，形聲字的構字特點是：形旁標義，聲旁標音，如：方——訪、紡、芳、肪、舫、坊、房、妨、防、放、仿、鈁等壹組字，在字形結構上大都有基本字（聲旁），基本字加偏旁部首（義旁），就構成新的合體字。這就是漢字中形聲字的構字規律，這種構字特點使漢字易於學習、掌握，是漢字的優越性。
在各種識字教學方法中，集中識字較充分地利用了形聲字的構字規律，克服方塊字音形脫節、結構復雜的弱點，化難為易，把十幾個形聲字放在壹節課學習。這樣，兒童在掌握了漢語拼音、壹定數量的獨體字（含少量合體字）和偏旁部首之後，就可以在教師指導下，按規律成串地認知漢字。例如教學“根、跟、恨、狠、很”這壹組生字，因為規律明顯，教師易教，學生易學。兒童理解了這些字的左邊是形符標義，右邊是聲符標音的規律，就能作出如下分析：“根”字，壹根木頭，所以是“木”字旁；“跟”字，當“跟著”講，因為用腳跟著走，所以是“足”字旁；“恨”字，可恨的恨，所以是豎心旁……。這樣識字，為兒童創造了極為有利的外部心理條件，便於產生學習遷移，簡化兒童識字的心理過程，提高識字教學效率和促進兒童智力的發展。
根據漢字中形聲字多及其構字規律這壹結構特點，我們認為，無論是識字教材的編寫還是識字教學方法的運用，都應充分體現、運用這壹漢字構字規律，以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1）教材在識字內容的安排上，在保留識字形式多樣化的同時，可適當增加按形聲字構字規律集中識字的份量；更重要的是要把它作為壹個指導思想來貫徹，如在“語文園地”和作業練習方面，均應安排這方面的內容。（2）為貫徹按照漢字構字規律教學漢字的原則，應重視打好識字寫字基礎，即：學好漢語拼音、構字能力強的獨體字（含少量合體字）、偏旁部首及基本的筆畫筆順，以培養學生獨立識字能力，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3）在運用形聲字構字規律進行識字教學時，要註意做好正音工作。因為作為表音的聲符，不如字母表音準確，如聲符不能區分聲調的差異，有的則因語音變易而喪失或減弱了表音功能。
三、漢字單音節字多，構詞潛力大，這是漢字系統的又壹個重要結構特點。漢字是表意文字，壹音壹義的字多，而字有了意義就成為詞和詞素了。
有人統計，“在現代漢語的書面中，政治、科技類的文獻是，單音詞約占49%，雙音詞約占47%，多音詞僅占4%，而文藝、生活類的作品中，單音詞多達61%，雙音詞約占37%，多音詞只占2%，平均起來單音詞仍占壹半以上，而雙音詞、多音詞又絕大部分是由單音詞組合而成。”[5]所以，學漢字必須壹個字、壹個字地學，識字相當於識詞，識字多，掌握的詞就多，有利於促進語言的發展。
作為語言最小單位的詞，漢語的詞主要用二次構詞法進行復合構詞，即把原來具有獨立意義的單音詞結合構成雙音詞、多音詞。這種構詞法的構詞能力達到了驚人的地步。如“節約”兩字，各自都可造出很多詞，用“節”字可造出下面17個詞：關節、音節、氣節、節目、節日、春節、中秋節、過節、小節、失節、變節、節衣、節制、節流、節育、節余、節本。用“約”字可造出下面18個詞：大約、約計、約數、簡約、約分、約法、條約、約言、約定、有約、特約、約期、約請、約束、約會、失約、公約、和約。詞是生的，但是由熟字組成，可以收到“生詞熟字”的奇妙學習效果，不僅大大壓縮了字量，還緩解了學習的難度。這是漢字的壹大優點。據有的研究部門統計，以復合構詞為主的漢語，常用詞條43，300多條，只用3730多個字構成。
隨著社會的進步，對外交往的增多，需要創新許多新詞匯和翻譯外來詞匯，諸如經濟特區、特警、特快專遞、紅股、紅盤、沙塵暴、社會保險、基因、愛滋病、芯片、航天、航天員、可口可樂、立交橋，等等。無論是創造新詞匯，還是翻譯外來語，漢字都能輕而易舉地加以解決，新版《現代漢語詞典》常用詞條已增至65，000余條；甚至翻譯新的科學名詞能音、義兼顧，有青出於藍的優勢。
相比較而言，西方文字為對付新生事物，要創造新詞匯，應接不暇。英文詞匯目前已達幾十萬之多。相反，漢字的字數比起古代大有削減，如《康熙字典》***收47，035個字，三百多年來，大部分已被廢掉，現在用字不過3000-6000左右，用來創造新詞匯潛力巨大，足夠我們闊步於21世紀。
四、從漢字與語法關系看，漢字系統結構的另壹特點是不使用“變音”的辦法也能構詞、轉化詞性和實現語法功能，這十分有利於漢語的學習。我們知道，拼音文字是用變音的辦法構詞和轉化詞性的，即基本詞匯壹般都來自母語的詞根，通過添加詞幹、詞尾或詞首的方法，連綴拼音，構成意義確定的各種品詞。以復合構詞為主的漢字系統，無須“變音”就能構詞、轉換詞性，這就保證了漢字不用改變字形照樣可以標示漢語的不同詞性。
不僅如此，漢語只要通過變換詞序與使用特定的附加助詞（如的、地、得、著、了、過等等）以及變換聲調等辦法，就能簡明精確地實現語法功能，達到表意清晰明確的目的。例如，“師愛生”改成“生愛師”，漢語根本不用改變語音，只要變換壹下詞序就能輕而易舉地加以解決，這樣也就無須改變書面詞形了。可是在現代俄語裏，就要通過變音的辦法，當然也就要改變書面詞形了。相比之下，這顯然是漢語漢字的壹大優點。著名英語語言學字葉斯伯森在《論英語單音節》壹文中指出：“原來認為漢語是原始語言，落後語言，兒童語言。現在才知道這種看法是完全錯誤的。漢語僅用四百個音節作為基礎，然後加以四聲，最多不過壹千六百左右。居然以這樣少的單音節，顛來倒去，反復使用，就能完整無缺、毫無瑕疵地把意義表達得壹清二楚。這是英語望塵莫及而又望洋興嘆的。也是英語語言學家所感到神秘莫測而又欣羨無量的。”[6]
就教學而言，識字教學法的原則，主要應根據文字系統的結構特點。拼音文字要通過“變音”來構詞、轉換詞性和實現語法功能，所以教學就強調“三不離”（即字不離詞、詞不離句、句不離文）的教學原則，否則就無法使學生弄明白作為主語用的“教師”與作為賓語用的“教師”為什麽讀音不同，書寫不同。而漢字系統主要采用復合構詞法，不用“變音”就能實現語法功能，自然不宜照搬“三不離”的教學原則。根據漢字系統結構的這壹特點，盡快認識二千多高頻度常用字很有必要，在教學識字時不排斥“三不離”的識字教學原則，而是要靈活運用。
五、從漢字書寫系統的結構看，書寫有規律，形差度（形體差異度）高，這是漢字書寫系統的重要特點。印歐語系字母僅30個左右，而漢字偏旁部首不下於500個。前者的字母是以單向線性排列組合成基本視讀單位（詞）的，而漢字卻用上下、左右、內外三種基本位置排列組合成基本視讀單位（字）。所以漢字的形差度大大高於拉丁—斯拉夫字母體系的文字。漢字形差度高這壹結構特點，不僅字與字區分明顯，個性突出，有助於學習記認，而且漢字極便於高速閱讀。從視讀方面來說，壹般認為橫排漢字在閱讀上比拼音文字速度要快，是最優越的認知符號。“日本有關部門在建設高速公路時，曾做實驗，結果表明：用漢字表記的語言是假名的1/10，是羅馬字的1/20，換句話說，漢字的認知速度比日本的假名要快10倍，比羅馬文字要快20倍。”[7]
漢字的形體書寫系統不僅有它的獨特之處，而且也是有規律的。漢字的基本筆畫只有五種，由基本筆畫組成的壹些部件也是有限的。所以學寫漢字，入門比較難，當掌握了漢字的基本筆畫和常用部件以後，再遇到新字就不難學了。關於解決漢字難寫的問題，安子介先生建議，根據漢字的構字方法，可把漢字分成構字能力強的812個基本單字，56個部首和75個變體部件，在寫字時進行“組裝”，就能寫出3800個不同的單字。關鍵是要編寫好教材，激發興趣，打好基礎，科學指導，嚴格訓練，就能化難為易，把字寫好。
各種文字都有各自的優缺點，都有各自不同的學習難點；要堅持兩點論，反對片面性。我們論述漢字的結構特點，指出它的優點，並不是否定缺點，而是為了全面地認識漢字，揚長補短，化解難點，提高漢字教學的科學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