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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人生高度的不是文憑,而是……

(他留學16年,沒有拿到學位文憑,後來卻和梁啟超、王國維齊名)

文/山果花

又是壹年畢業季,就業潮如期而至。全國834萬高校應屆畢業生,競爭著不同的工作崗位。

古往今來,大多數人以為文憑就是擇業的硬核,然而,著名學者陳寅恪告訴妳:決定妳人生高度的並不是文憑。

九十四年前,陳寅恪遊學多年後回國,他也面臨著就業的難題。那是1925年,中國發生了許多大事,清華學校進行大學改制,開啟了新文化運動導師制,想用現代的科學方法整理國故,再造文明。清華成立了國學研究院。

時任國學院主任的吳宓,聘請當時最有名望的學者,擔任清華國學院的導師。

有“學博識精”的王國維,著述無數的梁啟超,哈佛博士趙元任,他們當之無愧,而陳寅恪同學當時剛剛回國,他既沒有學位也沒名氣,在國內還沒有著述,他卻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被稱為清華大學“四大導師”。

為什麽他能在學術界,在最高學府書寫自己的人生傳奇呢?

19世紀末,陳寅恪出身在名門之家,父親陳三立是詩文名家,祖父陳寶箴是晚清維新派政治家,曾官拜湖南巡撫。他從小就接受到當時最好的教育,精通經史文學。

1902年,陳寅恪12歲隨同大哥陳衡恪遊學日本。3年後因腳病回國治療,後來他考入上海復旦公學讀到中學畢業。

從1910年起,他又開始留學歐美。哪裏有好大學,他就去哪裏求學;哪裏有豐富的藏書,他就去哪裏研究學問。

他先後就讀於德國柏林大學、瑞士蘇黎世大學、法國巴黎高等政治學校、美國哈佛大學等,讀遍了世界壹流的名校。

他學習了物理、數學、歷史等多種學科,學會了梵文、印地文、希伯來文等十幾種語言。學遍了各學科的知識,縱橫古今、貫通中西,卻沒有拿到任何文憑。

但陳寅恪認為,留洋只是為學問而來,並不是為了學位,只要能學到知識,有無學位並不重要。

他說:“考個博士並不難,但是如果兩三年被壹個專題束縛住,就沒有時間學其他知識了”。

他不想用幾年時間局限在同壹個學科,只為拿壹個碩士、博士的學位。他留洋求知十六年,不為任何壹個學位文憑。

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為己者,修養自己的學問道德也;為人者,裝飾自己給別人看也。

陳寅恪保持著壹個真正學者應有的氣節,也堅守了自己的精神信念:“獨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正如他在詩中所言:“天賦迂儒自聖狂,讀書不肯為人忙”。

陳寅恪說,讀書求學要有獨立思考的精神,而不是為名利去取悅他人。求知要有創見,學術才能精進。打破成規觀念約束,不為名利自由思想,是他做學問的誌向,也是他壹生奉行的治學宗旨。

他的人生就是在壹場學無止境的修行中,保持著獨立、自由的信念與氣節。

1925年陳寅恪回國。經哈佛校友吳宓力薦,他成為清華國學院的導師。

這位在國內無名望、無著述、無學位的“三無”學人,陳寅恪在授課時卻奉行“四不講”主義。

他曾言:“前人講過的我不講;近人講過的我不講;外國人講過的我不講;我自己過去講過的也不講。現在只講未曾有人講過的。”

他以大學精神的本質在於“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授業傳道。只要是他開壇講課,清華、北大的學生都來,總是人滿為患,壹些教授也會慕名而來。

吳宓教授更是風雨無阻,每課必到,甚至像馮友蘭、朱自清、北大的德國漢學家鋼和泰等,許多高水準的教授,都跑來聽他講學,曾壹度引發了陳寅恪熱。

在清華校園裏,他被稱為“活字典”、“活辭書”。不論是學生還是教授,凡是文史方面的疑難問題向他請教,都能得到滿意的答復。

吳宓說:“合中西新舊各種學問而統論之,吾必以寅恪為全中國最博學之人,寅恪雖系吾友而實吾師”。

陳寅恪憑自己的學識成為了清華國學院四大導師之壹,還被公認是“教授中的教授”。他以“獨立、自由”的思想,帶動學風潮流。他從“三無學人”到“四不講教授”,造就了那個年代的文化奇觀。

戰火硝煙的年代,學校南遷,陳寅恪先後任教於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多地知名大學。

1939年春,他被英國牛津大學聘請為漢學教授,並授予英國皇家學會研究員職稱。他是第壹位受聘於牛津大學的中國漢語學教授,獲得了當時學者中的最高榮譽。

陳寅恪非常關註、愛護學生,從學校生活到就業問題都無微不至。他鼓勵學生獨立思考,所做論文要求有新資料、新見解。他反對“填鴨式”的教育方式,給學生足夠自由的思想空間。

他育人無數 “桃李滿天下”,知名的國學大師季羨林、古文學專家蔣天樞等都是他的學生。

年僅36歲的陳寅恪,就與梁啟超、王國維並稱為“清華三巨頭”。著名的歷史學家傅斯年評價他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壹人而已!”

梁啟超也曾說過:“我梁某算是著作等身了,但總***著作還不如陳先生寥寥數百字有價值”。

盛名之下,陳寅恪始終保持著謙和又自信、真誠而不偽飾的學者本色。

在學術上,陳寅恪文史兼通,是中國現代最負盛名的學者。他是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家、語言學家,又是詩人。

他與葉企孫、潘光旦、梅貽琦被稱為清華百年史上四大哲人,與呂思勉、陳垣、錢穆並稱為史學四大家。凡事他都有自己獨特的見解,對學術的研究有很高的造詣。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陳寅恪為王國維先生寫的紀念碑銘,這也是他的信仰,是他壹生追求的學術精神和人生的價值取向。

抗戰勝利後,他曾在牛津大學任教,憶故土家園,他寫下了:“壹生負氣成今日…且認他鄉作故鄉”的詩句。

他壹身傲骨、壹腔正氣、壹生不願隨波逐流。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他毅然返回祖國,繼續走進清華園研究學術,傳道授業。

在動蕩的歲月中顛沛流離,他壹直堅守理想信念、堅持學術事業,終身守望獨立自由之嶙嶙風骨,完成了難以企及的學術成就。

他在德國留學時,正當史學界盛行蘭克學派,他對蘭克史學深學熟知,卻沒有以其史學學風為依歸,而是以當時歐洲新興的學風,從經濟、文化、社會等各個層面來探討歷史。

他把西方學者的治史方法,與中國傳統史學中的考據方法相結合,融會貫通於中國歷史的研究,殊途同歸,成就卓越。他對史學的研究超越了蘭克的史學,因代表了世界史學的新潮流而受到世界學術界的尊重。

在研究中國歷史時,他將“文化與民族”的要義揭櫫而出,找到研究中古史的關鍵,提出許多獨到的見解,為後人研究隋唐史開辟了新的途徑。他的著述也擺脫了清代今古文經學的紛爭,開辟了從文化層次剖析歷史的先河。

晚年時他失明多病,在目盲體衰,極度困難的條件下,依然全力投入創作,堅持口述,由助手黃萱筆錄,完成了《柳如是別傳》。他高度評價柳如是的“民族獨立之精神”,並為之“感泣不能自已”。

而這部80多萬字的巨著歷時十年之久,是陳寅恪的封筆之作。

《柳如是別傳》不僅是他 “也文也史”的新文體創新,是他“對於精神人格的張揚”的真正所旨;也是他畢生學術水平的綜合體現,更是他壹生治史思想的結晶。

他終生只求學問,不為顯達,深為國內外學人敬重。當別人為得名聲、爭文憑時,他卻視文憑為廢紙,潛心治學保持自我;當別人趨炎附勢、追逐榮華富貴之時,他卻獨守內心,恪守學德,在當時的政治紛爭中超然獨立。

偉大的歌手都是在歌唱靈魂,他們是真正用生命內在的節奏演唱。我們每個人都是生命樂章的演奏者,只有堅守做好自己的信念,才能奏出有節氣的自己,最終活出真實的自我。

我不必刻意,妳也無須迎合,轉身繼續追求各自想要的生活。

人生就是壹場學無止境的修行,無論哪行哪業,也不管在何高度,能夠堅守自我的人,就是無敵。

(作者簡介:壹個溫暖的人,微笑並伸展快樂,用真誠的文字書寫美好與感動)

不為顯達,只為求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