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浙江富陽，1940 年1 月25 日出生於上海。1962 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畢業後留校任教至今。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北京大學國學研究院導師，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教授，漢語史博士生導師，國家級“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北京大學中文系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大學漢語語言學研究中心主任，國際中國語言學學會理事，教育部高等學校中文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專著與論集有《古漢語常用字字典》（負責統稿）、《古漢語詞匯綱要》《唐詩語言研究》《近代漢語研究概況》等。編著有《近代漢語語法史研究綜述》（合編）、《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匯編》（合編）、《古代漢語》（三冊，與郭錫良等合編）、《王力古漢語字典》（參編）、《語文》（北京市義務教育課程改革實驗教材，1～18冊，主編）等。
文白關系與文言文教學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蔣紹愚訪談
促使我拜訪蔣紹愚先生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壹、他是古漢語研究專家；二、他是民國時期著名學者、教育家蔣伯潛先生之孫。此外，還有壹個原因與中小學生讀經熱有關。在“國學熱”和完善優秀傳統文化教育的背景下，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這樣的觀點：多背誦古代經典有百利而無壹害，多學文言文對提高語文能力的好處不言而喻，語文教材全選文言文未必不是壹件好事，等等。然而，蔣先生在談話中並沒有追捧國學熱，他十分強調要認清我們所處的時代和語文教育自身的任務。在這兩個前提之下，再來探討文言文學多少、怎麽學的問題。這壹見解，讓我想起了蔣伯潛先生在《中學國文教學法·自序》中表達的觀點：中學生國文程度低落的原因，不在於班級制取代了私塾，不在於語體文取代了熟讀整部古書，也不在於學校教育科目繁多擠占了國文學習的時間，而在於國文教學的自身——教學目的、教師素養、課內講讀、教材和教法、習作指導和批改，等等。其實，批評語文教學效率較低、學生語文素養不高的聲音從來不絕於耳。向古人學習，繼承優秀的教育傳統，本就是語文課程建設的議題，在反思傳統文化經典的教育價值時，必然要明確語文課程自身的教育目的是什麽。蔣紹愚先生的理性態度、他在闡述文白關系基礎上提出的文言文教學目的和方法無疑是值得重視的。
壹
李節（以下簡稱“李”）：古漢語就是文言，現代漢語就是白話，可以這麽理解嗎？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文言文和白話文是什麽關系？
蔣紹愚（以下簡稱“蔣”）：不能簡單地說古漢語就是文言，現代漢語就是白話。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是從人們口頭使用語言的角度來說的。漢民族從殷商時代發展到現在，人們的口頭交際語言有相當大的不同。過去人怎麽說話，因為沒有錄音，就記不下來了，只能根據文獻。從文獻反映的情況來看，古代的口語和現代的口語確實有相當大的差別。從語言本身來講，漢語史研究壹般將漢語的發展劃分為幾個大的階段：壹是上古漢語，從最早的語言到西漢；二是中古漢語，從東漢到唐代早期；三是近代漢語，從晚唐五代到清代初期；四是現代漢語，從清代初期到現在為止的語言都算是現代漢語。王力先生寫過壹部《中國現代語法》，談的是現代漢語語法，書中用的材料都是《紅樓夢》裏面的。《紅樓夢》雖然是古典文學，但從語言上講，跟現代漢語已經非常接近了。
文言文與白話文，指的是文體，是書面語。書面語有比較長的穩定性和延續性。《論語》《左傳》《史記》是文言文；唐代韓愈、柳宗元的文章，清代方苞、姚鼐的文章，蒲松齡的小說《聊齋誌異》等同樣是文言文；民國章太炎寫的論文也是文言文。因此，文言文不完全是以時代來劃分的，而是壹種文體。蒲松齡和《紅樓夢》的作者所處的時代不遠，但《聊齋誌異》屬於文言文，《紅樓夢》則屬於白話文。文言文是“之乎者也”，白話文是“的麽了呢”。作為文體來說，白話文和文言文的區別比較明顯。文體和語言本身的歷史發展不能畫等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