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印書館將國家任務交接給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時，車洪才在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但已被借調到廣播電臺的普什圖語組。當初沒有明確分工，負責普什圖語的有十幾個人，有些人做，有些人旁觀。後來，車洪才和他的學生宋強民慢慢接下這個任務。1978年，隨著車洪才工作調動，國家任務被他帶回北京廣播學院外語系。他以前的學生宋強民成為助手，另壹位編纂者張敏則偶爾過來幫些忙。在1978年接下國家交給他的詞典編纂任務時，車洪才已近中年。
商務印書館向車洪才提供了壹本從俄語翻譯過來的普什圖語詞典。以這本詞典為藍本，車洪才和宋強民進行普什圖語詞典的編簒。但很快，車洪才發現，俄語的翻譯導致不少普什圖語詞匯的意思產生變化，藍本只能當做參考資料，不能直接使用。
在編纂中，為了讓每個詞的釋義都盡量準確，在原文解釋的基礎上，車洪才又找來普什圖語俄語、普什圖語波斯語、波斯語英語、普什圖語烏爾都語等多種版本詞典互校來確定。編纂詞典的內容涉及詞的搭配，還要列出適量的例證，其中包含了相當數量的成語、習語和諺語。除了要付出時間，詞典編纂工作幾乎沒有任何經費支持。兩個人，北京廣播學院5號樓壹間不大的辦公室，壹張桌子，壹個手工做起來的托架，還有壹臺借來的普什圖語打字機。
為了排版和保存的方便，詞匯需要逐個抄寫在卡片上。團隊裏，宋強民主要負責抄寫和中文的潤色，沒錢購買卡片，車洪才和宋強民托關系找到壹個印刷廠，將印刷剩下的邊角料收下，再切割成10cm×15cm規格的卡片。
從1978年到1982年，車洪才的全部精力都用到詞典的編寫上。到1981年，3年時間裏車洪才和宋強民整理出了10萬張卡片，他們把卡片放在木制的卡片箱裏，塞進文件櫃，足足裝了30多箱，這是詞典約百分之七十的工作量。 之後壹系列的工作調動使車洪才被迫暫停了編纂工作，盛著10萬張卡片的文件櫃在他的辦公室裏安安靜靜地待了好幾年。車洪才不放心，有壹次回去正好辦公室裝修，他發現卡片竟被工人們鋪在地上墊著睡覺，發了壹通脾氣以後趕緊將卡片都拿回家，壹壹查驗後發現還是少了很多。此後，車洪才和張敏對毀壞遺失的卡片進行過壹次補錄。10萬張詞匯卡抄寫完成，詞典的編著工作進度是70%。正當任務講稿完成時，車洪才與他的搭檔的人生經歷變化，任務漸漸被遺忘。
在車洪才提交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編纂材料中，團隊有6個人。車洪才與張敏是主編，最早參與進來的宋強民也在編纂團隊名單裏。宋強民忙於工作，後又去了美國，車洪才自己的命運也因國家安排而不斷變化，編纂詞典的任務無暇顧及。其間，車洪才回校教書，參與新專業建設，借調外交部在中東從事外交工作。
2000年年初，車洪才和張敏都被返聘回高校教授普什圖語。其間為教學籌備編寫了4本普什圖語教材，但受限於普什圖語軟件的缺乏，文字書寫差異在編寫教材中難以克服。直到2003年，車洪才在瑞典的壹個阿富汗語網站找到壹款普什圖語軟件。 2012年的4月，中國傳媒大學國際傳播學院特聘教授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同編纂的200萬字《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車洪才記得，那壹天帶著這本辭書的部分樣稿到印書館時，接待他的工作人員也壹時沒有明白眼前這位老人和他所編纂的普什圖語字典是什麽。隨後的時間，車洪才與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多次溝通。編輯讓他放心，詞典已經通過選題。
2013年6月，車洪才和另壹位詞典編纂者張敏陸續補充壹些新的詞條，此外，他還將自己編纂詞典時使用的普什圖語軟件刻入光盤，壹並交付給商務印書館。詞典出版的合同簽訂時，當年參與過壹段時間編輯工作的宋強民已經去世。輾轉取得對方家屬的委托書後，車洪才代曾經的同伴簽下合同。
車洪才看到過壹次排版的樣本，但他壹眼發現順序顛倒了。由於普什圖語書寫順序從右往左，排版和印刷過程中需要特別註意。這本詞典詞典字數在200多萬字左右，屬於中型詞典，將壹冊付印。按照合同簽訂的規定，車洪才獲得每千字80元的稿費。
2014年4月，車洪才教授花36年完成編纂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將要出版。36年的時間，車洪才最終完成了壹項國家任務。然而，除了編纂者，已經沒有人還記得有這樣壹項國家任務了。這項國家任務始於1975年的全國辭書會議；1978年，受命的商務印書館將它委托給了車洪才，然而直到2012年車洪才將他和張敏***同編纂的200多萬字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交付商務印書館的時候，那裏的工作人員都不知道曾經國家還有這樣壹項工作。
2015年3月，記者從商務印書館獲悉，由中國傳媒大學教授車洪才和外交官張敏主編的《普什圖語漢語詞典》正式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