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儷生先生序
連慶兄長我壹歲，先我而去了。侄女翰寫信來，叫給文集寫篇文章。這意思我是明白的。舊籍中壹位學人逝世，其墓誌碑傳，全要托付得人}而被托付者也都能“不辭而為之文”。但要我來承受這種委托，是有局限的量也就是說，有合適的部分，也有不合適的部分。論情誼，應該說是夠了，我二人同事雖僅半載，但其後神交四十年，魚雁頻通，學術見解幾乎是盡相同而無所忤。但論學問，特別是所謂舊學根底，我卻望不到連慶兄的項背，他太淵博了，根底太厚了，讓我來狀述他，怎麽能配得上呢?我說這話，絲毫不帶有諛人或自貶以示謙撈的意思。有井水飲處皆知我最不富於謙撝的品性。我說這話的意思，是要把連慶兄壹生晦為人知的壹些底蘊留給後世。我很快也要隨連慶兄而去了，我再故作謙撝，又有什麽意思呢?
大凡壹個人活在世界上，免不了要受他所處環境的這樣那樣的誘導與獎進，也免不了要受他所處環境的這樣那樣的抑制和局限。有時，這些外力是無可超越的，自己無可選擇的，也就是說，不以自己意誌為轉移的。這幾天我們從電視中看到巴格達住進指定公寓裏那些美英平民，他們能選擇嗎?同樣，六十年前日本軍閥統治東北近二十年，這對連慶兄來說，能選擇嗎?當然，個別東北人跑到重慶的也有，跑到延安的也有，但那究竟是少數，絕大多數還不是在水深火熱中忍受過來。試想，這不是壹年兩年，而是十五至二十年呀。在我與連慶兄的應對進退之中，我深深體會到這件無可超越的事在他身上打下的沈重的烙印。他在骨子裏更頑強；但在表面上更晦黯。這個特點，從他的全部學術上也可以體察出來。
我常說，我平生有兩位最愛談學問的朋友，壹位是童書業先生(號丕繩)，壹位就是連慶兄。他二位都是談起來沒有完，兩三個小時持續下去，由於興趣充沛，所以談者聽者均不感疲勞。但兩位在方法論的方向性上，卻截然反背。丕繩兄最愛談觀點，他的話往往總是這樣開始，“我又有了壹個新觀點’’。妳仔細聽下去，觀點，觀點，他與古往今來的某觀點有什麽差距，與另壹觀點又有什麽差距，幾乎壹點史料的事兒都不沾。可是等他過幾天寫出文章來時，史料全托出來了。連慶兄與此恰恰相反，他是史料，史料，壹直是史料。妳仔細聽下去，有很妙的體會。那就是說，他的史料不是三刀兩爪子現抓現拿來的，也不是為了說明某壹結論有意組織起來的，他是從長期自如的讀書中涵泳出來的。那麽自然，那麽綿密，壹點不沾‘強證成說’的跡象。我懂得，這樣子談學問，是很不容易的了。他壹句不談觀點，但妳聽過之後，經過反思，他的觀點本身，不就埋藏在談話之中麽。
這兩位都是魏晉封建說的主張者。但表現又有不同，丕繩壹直有懼怕什麽的心態，總是擔心會與某權威相抵觸，所以寫文章時不免把觀點變來變去，給別人留下的印象不是最好，自己也經常說‘心不謂妥’。連慶兄有沒有懼怕心態我說不清楚，他的辦法是藏在肚子裏，不表露。他在晚年的自述裏說，十壹屆三中全會以前，他只發表過壹篇文章；三中全會後的不到十年裏，他壹鼓氣發了50多篇。三中全會以前的那些悠長歲月，也就是他有受抑制感的年代，也就是他頑強而晦黯的年代。試想，80年在南湖的會議上，還有人說魏晉封建說是“托派理論嘛，’妳叫連慶兄如何不晦黯呢?
但在我看來，只有連慶兄才夠得上是魏晉封建說的盟主，只有他才是中國歷史上奴隸制的徹頭徹尾的研究者。他研究了西周奴隸制的早期性，繼之他闡述了春秋的過渡性，然後他揭示了從戰國到王莽間360年古典奴隸制在中國歷史上之降格的出現。他對債務奴隸和西漢小農破產的研究，是精湛的。再繼之，他又研究了奴隸在北朝和南朝的殘余，作為尾聲。這樣，他對中國歷史上的奴隸身份，也就是說，人身的全強制身份，亦即經濟強制與超經濟強制加在壹起的壹種強制，自始至終，自淺至深，自初期到發達期到衰落轉化期，做了細致、綿密的研究。在這方面，他和有些人是區別著的。
那些諸公們，往往是只抓住幾個條條死摳，有的摳經典文段，有的摳羅馬史，有的摳《左傳》、《史記》中的只言片語，以及這些只言片語關聯的若幹瑣細考證。他們給人的感受是醒目的；但也是單寡的。連慶兄不是如此。。他從壹種類乎“南高派(註)的學風出發，‘慢條廝理地進行羅列。比較，分析，從更廣闊而不局促的天地裏強化自己的譴服力。這些文章都收在本集之中了，讀者可以自取。其實，外國學者凡要真正搞清中國古史分期問題之究竟者，滿可以將本集內的壹些精彩片段摘譯過去。
連慶兄並不單指研究歷史上奴隸身份的衍變，他還結合了土地所有制和兵制來綜合在壹起研究，這樣不僅僅加深了對奴隸制的闡述的說服力，並且對井田制，屯田制、占田制和均田制都有了更透辟的看法；他對占田制的種種闡釋，是精湛的。這種透辟和精湛，據我的理解，是由跨越而來。過去搞歷史的，講究摘先秦的不涉兩漢，搞兩漢的不談魏晉，這樣搞出來的學問是狹促的。連慶兄不是如此，無論講課也好，寫論文也好，總是跨越三段，這在不知不覺之中，使自己史學幅度宏闊，見解通達。那些只會拿壹點竹頭榍教給學生的，雖然自己也沽沾睜喜，但到頭來只可能是三家村的學者。
任何人都有局限，連慶兄也不能例外。譬如說，“文” “史掙、“哲三個方面，連慶兄壹生是相當地集中在“史上了。對於“文”(文學)，他在自述裏說過，他對詩詞極饒興趣。我也聽到過他談詩，那是很精妙的。但他自認缺乏“靈感”。所以壹生不以辭章擅長。“哲呢?這當我考慮連慶兄壹生時，不能不是壹個謎。他讀書如此淵博，不能說對孟、茍、老、莊、以及程朱陸王沒有心得體會。他為什麽不寫文章呢?這問題，在他生前我未及問他，而今己莫及了。可能這與50年代60年代的學風有關，那時講歷史最註重經濟基礎，至於社會意識和人們心態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則是到80年代才被普遍關切的。但潮流是壹回事，自己藏在肚子裏的又是壹回事。當時潮流不提倡，我們私下裏照樣搞，這樣的經驗是很多的。那麽，連慶兄為什麽不、或者很少涉入哲學呢?我這樣想並且這樣問的原因是，歷史是少不了哲學的，也就是說，少不了理性思維。理性思維能使感性史學發生驚人的變化，產生升華的認識。連慶兄不搞這些，在這壹點上，我至今困惑不解。另還有壹種揣測。有壹位非常權威的老壹輩史學家評論章學誠時曾說，“讀書少的人愛發議論。這句話的逆反命題自然是：讀書多的人就發不出議論來了。連慶兄是否因為讀書太多就自我抑制了哲學興趣和理性思維了呢?估懸此，以待後世高明者的論定。
據說，責任編輯同誌許鍩我可以秉筆馳騁，萬字不禁。但我究竟是老了，就這四千字，已經是斷續想了四天，寫了四天，只好結束。連慶兄很愛的兩句詩是：“天意憐幽草，人間愛晚晴。我認為，用“幽草”自況是不確切的，連慶兄哪裏是幽草，他是壹片東北大森林，茫茫無際。“晚晴’’倒是確切的，在晚晴的光輝下，連慶兄壹生嘔血之作才得以按當前的樣子托給人世，托給學術界。連慶兄有了這部文集，庶幾乎可以不朽了。
何茲全先生序
陳連慶教授的《〈晉書·食貨誌〉校註〈魏書·食貨誌〉校註》就要出版了，編者囑我寫序 ，這是我義不容辭的。
我常常想，為別人書作註，比自己寫書難。自己寫書，材料搜集好，按照自己的思路，信筆書寫就是。為別人的書作註，須要跟著別人的文路、思路走。書寫到哪裏，註就要跟著走到哪裏，註者就要追古逐今，上下五千年。如果沒有博學基礎，大海撈針，妳到哪裏去找，哪裏去尋？註家沒有廣博的學問為基礎，作者的每句話、每段話都會處處是攔路虎，使註家寸步難行。
自來學者都推崇裴松之《三國誌》註好。陳壽《三國誌》比較簡單，裴註的貢獻在“博引載籍，增廣異聞” ，“詳引諸書錯瓦之文，折衷以歸壹是” 。
裴松之以前的註史者，如服虔、杜預等註《左傳》，賈逵、韋昭註《漢書》，裴松之以後的註史者，如顏師古註《漢書》，李賢註《後漢書》，重點多在文字音義、地理尋跡、名物訓詁等方面。
這可以說是古人註書的兩大派，裴松之是壹派，註以“補充事實，列舉異同，考辨真偽，發表評論”為主 。杜預、顏師古等為壹派，註以文字音義、名物訓詁為主。兩種註法，都是有貢獻的。使書易讀，使讀者能懂，增廣讀者知識，都是好事，都是作者、讀者的功臣。但，作註最好是兩種方法並用。連慶的《〈晉書·食貨誌〉校註〈魏書·食貨誌〉校註》，就是兼用了這兩種方法的。它有文字音義，名物訓詁，又有長篇闡釋。而他的闡釋，不僅匯集了有關材料，還有考訂，有議論，而又往往有自家的獨到見解閃爍其間。這是非有博學的基礎和精到的研究做不到的。如《〈晉書·食貨誌〉校註》第55-61頁關於曹操屯田的幾個註，就是壹篇關於曹魏屯田的全面論述。把這幾個註(註②到註⑦）連起來就是壹篇精彩的曹魏屯田論文。最後列有“曹魏屯田圖”，更使讀者對曹魏全國屯田形勢壹目了然。
連慶對中西交通特有研究。《〈晉書·食貨誌〉校註》第70-76頁註⑨(西域人入貢條)長達三千七百多字，對三國時期魏、吳兩國與西方和南洋的交貿關系作了歷史和現狀的全面論述，都是極見功力的。
他對於河渠、地理的考訂，更多有獨到之處。如對於司馬氏在淮河流域的屯田，魏晉時期在南北各地所修建的水利工程，皆有精密的考訂。這裏只是略舉幾個例子，精彩之註釋，隨處都是。
連慶和我都是所謂“漢魏之際封建論”的支持者。魏晉時期正是中國社會剛剛進入封建社會的初期，《晉書》、《魏書》兩書《食貨誌》中有關封建化的，註中便特別立意論述。如《〈晉書·食貨誌〉校註》第115-117頁註⑤關於“私相置名”註，第119-122頁註④、⑤關於“奚官”的註，第122-123頁註⑦關於“使皆如屯田法”的註，第154-155頁註11、20關於“食食客”、“蔭客”的註，第157-159頁註①關於太康年間經濟情況的註，都是可以獨立成篇的大好論文，它詳細論述了自由人、奴隸的依附化。
這種有考證、有分析、有概括、有獨見的長篇巨“註”，在《〈魏書·食貨誌〉校註》中也很引人註目。如第221-222頁註②論永嘉亂後北方人口，第229-231頁註11論徒何種條，指出“工使巧”上脫壹“百”字，《魏書·太祖紀》“三十六萬”“萬”系“署”之誤，第233-235頁註22論述拓跋氏的封建化，第243-246頁註①、③、④、⑤、⑦，論述逃戶、綾羅戶、雜營戶、手工業工匠的依附民化、封建化等等，都是多有發明，有獨立見解，長短不壹的好文章。孔子曰“述而不作”。 其實古人的述，正是古人的作。以述為名，以作為實。從註疏中發揮自己的見解，這正是中國文化中壹個特點。連慶的註，實際上就是他的作，在《〈晉書·食貨誌〉校註〈魏書·食貨誌〉校註》中蘊含著連慶對魏晉南北朝史的大學問。這也是他受古人影響寓作於註的大作了。
連慶去了。他壹生坎坷，又不幸早逝。我和他叨在知遇之交，有義務宣傳他的學問，但恨才短學疏，連反映他的學問的壹篇序都寫不好。暫時也只好如此了。
詹子慶先生記
陳連慶教授離開我們快十年了，這部凝結著先生多年心血的《〈晉書·食貨誌〉 校註〈魏書·食貨誌〉校註》終於問世，以此奉獻給先生的英靈，作為先生逝世十周年的祭奠。
陳先生是我的恩師，我追隨他學習歷史文獻學、先秦史，從壹九六壹年聽他講《尚書》始，直到八十年代末他躺在病榻上，他始終關心我學業的進步。記得壹九八九年四月的某壹天，病中的陳師派其小女陳翰贈我兩本書：壹本是《中國歷史文獻研究》(二)，內刊登先生的大作《〈周禮〉成書年代的新探索》；另壹本是轉贈朱紹侯教授的《魏晉南北朝土地制度與階級關系》，書中還夾帶賜函壹封，信中除談到贈書外，還推薦我參加淄博學術會議，現把此段內容摘抄如下：
“前幾天山東淄博市社會科學聯合會給我壹封請柬，擬在齊都臨淄召開管子齊文化討論會，邀我參加。估計我的健康情況，參加還有困難。妳如果有興趣，可以到山東去壹趟。壹是與本專業有關。二是參觀古都遺址，能解決書本上解決不了的問題。三是這次會議號稱國際會議，也可以借機了解各方面的研究情況……
我的身體已逐漸好轉，但仍不時感冒，暫時還不敢外出。
陳連慶
壹九八九年四月七日”
其實這時先生體內可怕的癌細胞已在轉移，完全靠堅強的事業心在支撐著他的體力，使他產生“逐漸好轉”的錯覺。病中他仍然堅持工作，審讀外校送來的學位論文，更使我難以忘懷的是病危中的恩師還想到贈書於我，並想到推薦我參加學術會議，恩師這種壹生以培養學生為己任的精神始終激勵著我，每當展讀這件手書時，都要激起我心靈的震蕩，使許多往事浮現在我眼前。
記得我入學不久，先生就受到政治運動狂潮的沖擊，陷入磨難中而在課堂上消失。後來我畢業留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做助教，時值經濟困難時期，政治氣候有些松動，系裏考慮到我們這批新留任的助教入學後壹直處於“運動”中，上上下下，上課很不正規，許多基礎課都是草草收兵，為彌補我們這批剛留校的助教學業上的缺欠，教研室給我們補課，陳連慶教授講唐以前歷史文獻，張亮采教授講唐以後歷史文獻，徐喜辰教授講先秦史。他們的講授各有風格，但都那樣認真，循循善誘，我們這批學子也都如饑似渴，若久旱逢甘雨。陳師講讀《今文尚書》，用的是孫星衍的《尚書今古文註疏》本，先生逐字逐句，旁征博引，既精於訓詁釋詞，又重點解析義理，指出各篇大致的撰成年代和反映的時代特征，如講授《堯典》，側重講解篇中反映的氏族社會情景，講授《盤庚》，就篇中的“眾”、“小人”的身份地位加以分析。課後，為逐字逐句弄懂文意，我自不量力做了壹些篇章的白話翻譯，以此作為習作交給陳師批閱，當時我自感幼稚，羞於出手，但出乎意料，卻受到陳師的鼓勵，他希望我能下此苦功夫、笨功夫，堅持下來必有成效。壹九七八年當他得知我將去四川大學跟徐中舒教授進修先秦史時，他又勉勵我說：“徐老是大家，跟他學定能學到實學。”我正是按照陳師的旨意奔赴四川追隨徐老學習先秦史的。
在那撥亂反正的年代，先生要做的事情太多了，那時他雖已年近古稀，但又煥發出學術青春。他的所有論著，其中包括資料積累和草稿的撰寫雖是幾十年功夫的準備，但其最後定稿都是在這十年中完成的，從中可見先生已達到高效率、大手筆的境界。先生博學多才，盡為人知，他的同輩人戲稱先生為“活字典”，教研室老師們在治學方面遇到問題都求教於他，總能得到滿意的答復。先生治史，長於先秦秦漢魏晉南北朝史，同時他於中西交通史、敦煌學也每有獨到見解，對古文字學、歷史文獻學也多有建樹，對清乾嘉學派的學術思想也常有精辟論述。著名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於省吾教授稱贊陳連慶教授：“博學多識”，“好學而篤誌”（壹）。著名史學家趙儷生教授稱贊他：“太淵博了，根底太厚了。”（二）陳先生得到大家們的贊譽和公正確切的評價，當是受之無愧的。
因為先生治學過勤，工作繁忙，我不能常驚擾他，偶而造訪，他常停下伏案工作，與我滔滔不絕談學答疑。記得壹次他興味盎然，與我談到《周禮》的內容與成書年代，對周公說、劉歆說壹壹駁難，先生舉出例證，認為只有秦始皇統壹六國後成書才最為穩妥。每當此時，後學默記，惟恐不得領悟先生之卓識。
陳師壹生以讀書、寫作為樂，同時他也向往古人那樣能“讀破萬卷書，行千裏路”，他多次表達過去中原歷史遺址考察的願望，但在極“左”路線統治下，以陳先生的當時處境，這壹願望幾乎不能實現，只有在撥亂反正後，先生才有機會外出參加學術會議和歷史考察。壹九八三年我有幸陪先生去開封參加壹次先秦史學術討論會，先生在會上精彩的發言，使與會者耳目壹新，無不欽佩先生的學術和掌握歷史文獻的嫻熟工力。會後我陪先生去南陽考察歷史，那時國家處於改革之初，交通非常擁擠，食宿條件都很差，我惟恐使先生受累，但先生興致勃勃，精神振奮，不計條件，與我同乘硬座，食宿在條件很差的招待所內。到了南陽，下車伊始，就乘大客車去參觀南陽漢畫像磚博物館，先生興趣甚濃，全神貫註於每壹塊畫像磚，對畫像磚上反映的經濟、宗族結構和各種人物故事多加指點，娓娓解釋，然後又去庫房，看到滿地堆放著畫像磚，他邊走邊默念著：“到處都是寶呀，可惜可惜。”此後他得知當地政府重視起這份珍貴歷史遺產，蓋了新館，先生聽到這壹消息，非常喜悅，想再赴南陽考察，可惜那時他已體力不支了。參觀畢我們踏上歸程，行駛在擁擠不堪的隴海線上，陳先生講這壹路都是歷史遺跡，若能每站下來駐足考察，豈不滿載而歸。可惜在當時的條件下，這不過是不可企及的奢望。
先生過早地離開了我們，他學術淵博，未來得及把自己的學術創造全部結集，整理出來公開出版，給學術界留下了許多遺憾。今天把先生這部遺稿整理出版，也是為了彌補這份遺憾。
最後，作為知情人，我有責任把這部書的編寫緣由和整理過程簡述於下，以便大家能了解這部書稿的分量。
《歷代食貨誌匯編》是東北師範大學歷史系中國古代史教研室的重點科研課題。早在壹九五壹年七月教研室老師們就把二十四史中的《食貨誌》及其補誌集輯為兩冊，並加以斷句和部分校點。是書內部排印出來後，作為交流教材寄發到國內高校歷史系。後來因為無休止的政治運動，這項工作壹擱就是二十多年。“文革”後，這項工作被教研室老師們重新撿起，並列入國家史學研究規則。此後，教研室進行了分工和組織工作。但後來由於人事變動和承擔人健康狀況等原因，只有少數食貨誌完成了校註：壹本是李洵教授的《〈明史·食貨誌〉校註》，已於幾年前由中華書局出版；而另壹部則是陳連慶教授的《〈晉書·食貨誌〉校註和〈魏書·食貨誌〉校註》，完稿後送某出版社，由於經費不足等原因，未得及時出版，直到壹九九七年我校在討論學術著作出版基金時才將本書列入出版計劃。是書交稿後，出版社組織編校力量，因為這是壹部遺稿，勢必在編校過程中會遇到許多麻煩。包瑞峰同誌任責編，編、校、通讀，做了大量技術性工作。接著，又請馮君實教授通讀全稿，他作為陳先生的第壹代弟子和助手，雖已年邁體衰，仍承擔了繁重的校勘工作；在嚴寒的春節放假期間，他蹲圖書館，壹幹就是壹個月。其後，陳先生的學生張鶴泉、王彥輝也都核對部分原文，做了繁瑣的校對工作。陳先生的弟子們為了先生的遺願得以實現，都忠心耿耿，做到了“有事弟子服其勞”，先生在九泉之下若有知，也得以慰藉吧。
壹九九八年十二月
註釋
(壹)參見羅繼祖教授為陳連慶著《中國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壹九九壹?年版。(二)參見趙儷生教授為陳連慶著《中國古代史研究》作的序，吉林文史出版社壹九九壹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