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發現的簡牘帛書墨跡，最早始於戰國初期。戰國時期的墨跡，以楚簡、楚帛書為大宗。楚系墨跡以外，秦國的墨跡有戰國早期的青川木牘和戰國晚期到秦統壹後的天水放馬灘、湖北雲夢睡虎地、湖南龍山裏耶的大批秦簡。由於青川木牘僅壹枚，而睡虎地和裏耶簡的時代已較晚，故留待下壹節討論，這裏我們只討論楚系的簡牘與帛書。
1.簡牘書法
簡與牘從形制上講是有所區別的。大致來說，簡比較窄，通常壹簡只寫壹行字，偶爾也有寫兩行或兩行以上文字的。《釋名·釋書契》曰：“簡，間也，編之篇，篇有間也。”簡以竹為主，漢代也發現有木簡。牘則比較寬，可寫多行文字，以木為之。牘可以獨立成章，簡則須編連成冊，故有“簡冊”或“簡策”之稱。後世書籍分卷、冊、編等即源於此。簡由於可以編連成冊，便於卷起存放和展開披覽，故多用於記錄和書寫大宗長篇的文獻書籍。而牘則常用於題鑒、書啟等短章零什，如《儀禮》疏所言“不假編聯，壹板書盡”者。簡牘是紙張發明以前手書墨跡最主要的載體，因此，從戰國初年到東漢晚期近600年的漫長歲月裏，簡牘書法不僅擁有大批的優秀之作可供我們賞讀、借鑒，同時也是整個中國書法發展史上非常重要的--環。簡牘書法對於中國書法的發展有非常重要的兩個方面，那就是體勢與筆法。
先秦書法從殷商甲骨文時代就確立了以豎畫為主導的縱長的篆書體勢，但是如何發展過渡到漢代以橫畫為主導的橫寬的隸書體勢呢?如此顯著的由縱到橫的改變，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呢?這顯然不是人為的、突然的、強制性的法令規約可以辦到的。秦代的“書同文”，只是對文字進行壹番文字學意義上的偏旁結構的規範，並沒有要求體勢上由縱變橫。由此看來，這種改變的原因只能是由於長期的、大量的、實用性書寫所至了。大量的書寫，寫在簡牘上(確切地說，是寫在竹木簡策上)，就像甲骨的纖維組織壹樣，更便於縱向線條的契刻，因而甲骨文字的體勢以縱長的豎畫為主導，並且常常是先刻豎畫，再補刻橫畫。材料和手法決定了文字的體勢，也建構了最基本的書寫行款。文字被施之於給定的材料和給定的壹個空間，就要與這種材料有機結合起來，就要在這個給定的空間裏尋求妥帖的存在，吻合於這個空間，並完全充實於這個空間。兩周金文對於甲骨文的改變，主要表現在線質的圓潤純凈與內部結構的秩序化上，而在體勢的縱長方面仍沿襲著甲骨文的傳統。雖然體勢的改變完全可能，但並不是必要的。文字被快速地書寫在很窄的竹木簡片上，壹行直下，如果要獲得書寫的速度，並要盡可能在壹條竹或木簡上寫出更多的字，那麽排疊的橫線就會越來越居於主導地位。竹簡給定的是壹個條帶似的空間，是壹行，書寫者要在壹行裏快速地寫出更多的字。這與其他平面空間不同，在平面的空間裏的問題了。從戰國簡冊上越來越多的貫通於整個簡片的橫畫來看，我們就能夠明顯地感覺到這種體勢改變的必然。這些自左至右貫通於簡片的橫畫，是如此的堅定果斷，並且逐漸影響了體勢。比如包山編號為228的簡中壹類有橫畫的字，如“司、馬、之、王、為、命”等，在以往或同時代的金文中常常被處理成縱向舒展的頎長體態，但在簡冊中已經是橫扁的結體了。從最初承續的縱向的篆書體勢，逐漸過渡到漢代橫向的隸書體勢的最後確立，經歷了漫長的時間。這期間，不同地域的每個不同書寫者對於每壹件作品的處理是不盡相同的，中間也有反復與個別特殊的處理，但這種轉變用統計學的眼光去看就成為可以用書寫多行的方式達到同樣目的。也就是說，二者的區別在於，是壹行之
中書寫更多的字，還是壹篇裏寫出更多行的字?壹行之中要寫出更多的字，其字距就要盡可能近，字形便被縱向壓縮而成橫勢；壹篇中要寫出更多的字，行距就相對近，字形被橫向擠緊面成縱勢。簡作為當時最主要的書寫材料，正當手書墨跡普遍流行之時，二者相遭，對於文字體勢的由縱變橫，也就只是時間壹個明顯的、必然的趨勢。對於材料的敏感，對於給定空間的敏感，在不假思索的揮運中去完成合乎目的性的書寫，是壹切好的書寫者或書法家必須具備的品質。
關於簡牘中的筆法，我們只想指出這樣的壹個事實，就是手書墨跡從西周金文以至秦代小篆內含純凈的篆引筆法中發展出來，成為後世隸書筆法乃至草書筆法的先導。關於筆法，更多的人是註重在表面的形態上，這並沒有錯，但要從根本上把握筆法，就必須進壹步探究產生不同形態的內在原因。下面就篆引筆法與簡牘墨跡筆法作壹比較。
通過以上的對比，我們可以得知簡牘墨跡的筆法已經從篆引的筆法中發展出來，成為後世隸、楷、行、草書筆法的***同來源。楷、行、草書的筆法，不待漢末解散隸體時才產生，而是手書墨跡筆法的自然發展。
下面我們具體談談楚系的簡牘書法。
從1951年至今，楚系的簡牘先後在湖南、湖北、河南三省的戰國楚國墓葬中大量出土。具體地點有長沙五裏牌、仰天湖、楊家灣，信陽長臺關，江陵望山、藤店、天星觀、九店，荊門包山、郭店，臨澧九裏，常德，慈利石板村等，屬於楚系的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也出土了240枚竹簡。
楚系簡牘中以曾侯乙墓的竹簡為最早，根據楚王奠祀曾侯的贈品人們壹般約定其時間為楚惠王五十年(前433年)。簡為遺策壹類，記錄了葬儀的車馬甲兵等器物。簡壹般長70厘米，寬1厘米左右。文字結構與楚簡相類似，其用筆又明顯帶有晉系的古文蝌蚪筆法，即落筆重頓，收筆輕揚，頭粗尾細呈蝌蚪狀。曾國於地理位置上接近中原，其書風筆法受晉系的壹些影響是有可能的。因為文字屬於遣策壹類，書後隨葬故不計工拙，因此表現出簡率天真的作風。
包山楚墓的墓主官居左尹，地位較高，故其文書檔案與蔔筮祭禱記錄等與邊陲戍卒的記錄自然不同，當為善書者所為。比如編號119的簡，長68.2厘米寬0.8厘米，是關於獄訟的記錄，壹行作40字。筆勢靈動，盤旋往來，時有紫帶，如“行”字、“陽”字，從中可以窺見草書的端倪。在如此快速的書寫中，字形控制得非常好，如“曰”字等圓形結構，均兩筆完成，收筆圓融飽滿，嚴密地閉合起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書寫者高度的駕馭毛筆的技巧。又如編號為180的簡，重頓輕出，表現出蝌蚪筆法；而編號為206的簡，則用筆沈厚，與楚帛書筆法相近。包山簡的風格多樣是日常手書公文記錄的表率。郭店簡中《語叢三》的體勢最為顧長，結構也較平和嚴謹，雖然筆致靈動，點畫有粗細正側的變化，可是疏朗的布局，在整體上還是具有篆書的古意。《成之聞之》與《性自命出》體勢仍以縱勢為主，不過已較《語叢三》簡橫向開闊得多。其用筆別有風趣，點畫常作S形的擺動，比如橫畫落筆處從上人筆，收筆處再向下擺出，致使作品飄逸流美，與《語叢三》似有今妍古質之別。《語叢四》明顯出於另壹作者之手，線質圓厚，運筆中起、行、止都能力到，加以體勢近方，尤其顯得古厚。
除了考古發掘出土外，盜掘出土的楚簡亦復不少。上海博物館就收人大量的這類楚國簡冊，其中包括《孔子論詩》、《魯有大旱》、《子羔》(圖1.35)、《紛衣》(彩圖四)、《父母之民》(圖1.36)等古書抄本。其中《孔子論詩》與《子羔》風格相類，線條古厚，豎畫時有圓點飾筆。《紛衣》格局闊大，真力彌漫。《父母之民》則有翩躚若飛之態，與楚國銅器的裝飾風尚可以互為參證。
楚系簡牘包羅宏富，造境奇譎闊大。由於秦始皇“書同文”罷除了字形結構不與秦文合者，使楚系書法的光彩難以為繼，幾乎成了廣陵散。
2、帛書
在楚國書法中有壹件作品不可忽略，那就是長沙子彈庫出土的《帛書》(圖1.37)，這是目前發現的惟壹壹件戰國時期的書畫合璧之作。帛書1942年被盜掘出土，縱長約38厘米，橫長約47厘米，中部書有方向相反的兩段文字，通稱甲篇和乙篇。甲篇八行為《四時》，述四時之序；乙篇十三行為《天象》，記天象之變。帛書四周繪有十二月神，四隅有青、赤、黑、白四色樹木以代四木。每壹月神之下也有文字，記錄神名及辨吉兇宜忌的所謂《月忌》內容。楚帛書是目前最早直接書寫在絲織物上的完整作品。帛書與簡牘書於條帶形空間的墨跡不同，與晉盟書也不同。這是在壹個相對寬闊舒展的空間中創造出來的作品，字體略呈橫勢，儀態雍容嫻靜，行筆與簡牘盟書的率意爽捷也不同，有不激不厲、風規自遠之致。帛書最大的貢獻應該是它的章法，中間的甲乙兩篇文字，互為陰陽正倒，遠觀為並置的兩組，近審又各自獨立成章。甲篇250字左右，乙篇近400字，如此的宏篇，布列整齊，首尾呼應，中間隱然有行列之序，足見其筆陣的矩度森嚴。四周的十二月神名及《月忌》之文，與畫圖相配武，各有所司，又從中時見隨機的變化。漢代也於長沙故地出有帛書，但與此相比，已經稍涉抄書之嫌，決無此等謀篇布勢，法度嚴明，又變化莫測。
除此之外，同墓還出土有帛書殘片，為朱欄墨書，存13字。馬山壹號楚墓又有絹書殘片兩件，可知當時此地多以絹帛為書寫材料。兩種殘片，存字不多，尤其是馬山絹書，僅存3字且字跡濠草，故不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