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 年1 月1 日發行出版的《新青年》2 卷5 號發表了胡適的《文學改良芻議》， 提出了文學改良的“八事”， 即“須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須講求文法”、“不作無病之呻吟”、“務去濫調套話”、“不用典”、“不講對仗”、“不避俗字俗語”。文章首次提出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作為文學寫作的工具， 強調白話文學“為中國文學之正宗， 又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 “今日作文作詩， 宜采用俗語俗字。與其用三千年前之死字， 不如用20 世紀之活字， 與其用不能行遠、不能普及之秦漢六朝文字， 不如作家喻戶曉之《水滸》、《西遊》文字也”。文章另外兩個重點， 壹是強調“言之有物”， 即以“情感”與“思想”為文學的“靈魂”，反對“沾沾於聲調字句之間， 既無高遠之思想， 又無真摯之情感”的形式主義傾向。其次是強調文學寫作要擺脫“奴性”， “不作古人的詩， 而惟作我自己的詩”， “人人以其耳目所親見親聞所親身閱歷之事物， 壹壹自己鑄詞， 以形容描寫之。但求其不失其真， 但求能達其狀物寫真之目的， 即是功夫”。②
胡適的這篇文章是被公認為五四文學革命的開創之作的， 它提供了壹種具有戰略意義的選擇， 即以“文學革命”作為新文化運動的突破口， 又以“文的形式”的變革作為文學革命的突破口。胡適後來有過更明確的說明： “我們認定文字是文學的基礎，故文學革命的第壹步就是文字問題的解決”， ③“這壹次中國文學的革命運動， 也是先要求語言文字和文體的解放。新文學的語言是白話的， 新文學的文體是自由的， 是不拘格律的”， “形式上的束縛， 使精神不能自由發展， 使良好的內容不能充分表現。若想有壹種新內容和新精神， 不能不先打破那些束縛精神的枷鎖鐐銬”。④這裏說得很清楚： 這是壹個解放運動， 文字與文體的解放背後， 是精神的解放與思想的自由。
由胡適的文章引發了《新青年》關於文學革命的持續討論，後來又有了陳獨秀的《文學革命論》(2 卷6 號) 、錢玄同的《寄陳獨秀》(3 卷1 號) 等文， 予以響應與發揮。我們感興趣的是，討論的開始還限於“文學”， 後來， 劉半農在《我之文學改良觀》裏， 與陳獨秀討論“文學之界說”問題， 提出了“文學”與“文字”之辨， 主張以“詩歌、戲曲、小說、雜文、歷史傳記”為文學， 而將“科學上應用之文字”， 包括“新聞紙之通信”、“官署之文牘告令”、“私人之日記信劄”等均列入“文字”範疇；陳獨秀在附識中則強調他的“文學之文”與“應用之文”的區分， 認為劉半農的“文字”即是他所說的“應用之文”。⑤緊接著錢玄同就在《新青年》3 卷5 號上的《通信》中發出了“應用之文亟宜改良”的呼籲， 並引發出了劉半農的《應用文之教授》壹文(載《新青年》4 卷1 號) 。這樣， 就由文學寫作的討論引向了應用文寫作的討論， 或者說將文學革命、文學解放的要求擴展到了寫作的解放。如劉半農、錢玄同的文章中反復強調“吾輩做事， 當處處不忘有壹個我， 作文亦然。如不顧自己， 只是學著古人， 便是古人的子孫； 如學今人， 便是今人的奴隸。若欲不做他人之子孫與奴隸， 非從破除迷信做起不可”， “言為心聲， 文為言之代表。吾輩心靈所至， 盡可隨意發揮， 萬不宜以至靈活之壹物， 受此至無謂之死格式之束縛”， ⑥“今日作文， 無論深淺高下， 總要叫別人看得懂， 故老老實實講話， 最佳”， ⑦“要用老實的文章， 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 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裏的思想， 或直敘外面的事物， 並沒有什麽壹定的格式”， ⑧這些要求當然都不局限於文學， 而是指向整個的思想與寫作的。後來， 錢玄同在《隨感錄》裏更是直接向年輕壹代發言： “我要敬告青年學生：諸君是二十世紀的‘人’， 不是古人的‘話匣子’。我們所以要做文章，並不是因為古文不夠， 要替他添上幾篇； 是因為要把我們的意思寫他出來。所以應該用我們自己的話， 寫成我們自己的文章。我們的話怎樣說， 我們的文章就該怎樣做”。⑨同壹期《新青年》還發表了壹篇讀者來信， 討論五四新文化運動所要建立的“新文體”， 提出其最基本的特質就是“用現在的意思， 說現在的言語，寫現在的文字， 做現在的文體”。[10]胡適也把他的“八事”概括為“四條”， 即“要有話說， 方才說話”， “有什麽話， 說什麽話； 話怎麽說， 就怎麽說”，“要說我自己的話， 別說別人的話”， “是什麽時代的人， 說什麽時代的話”。[11]時隔八年以後， 魯迅在香港青年會的演講中， 談及五四文學革命的目標時， 也將其歸結為“要說現代的， 自己的話； 用活著的白話， 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並且號召青年“先可以將中國變成壹個有聲的中國。大膽地說話， 勇敢地進行， 忘掉了壹切利害， 推開了古人， 將自己的真心的話發表出來”，“只有真的聲音， 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 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12]這樣，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們， 就將他們所提倡的思想的啟蒙(解放) 與文字、文學的啟蒙(解放) ， 落實為“說現代中國人的話， 而不是古人或外國人的話”， “說自己的話， 而不是他人的話”，“發出真的聲音， 而不是瞞和騙的虛假的聲音”這樣三個基本要求上， 而他們顯然是將實現這樣的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年輕的壹代身上。
這樣， 他們對教育， 特別是中小學教育的關註， 就是必然的： 要實現前述啟蒙要求， 教育是壹個關鍵環節。於是， 我們又註意到劉半農的《應用文之教授》壹文的副題， 即表明要“商榷於教育界諸君及文學革命諸同誌”， 而且以其所特有的明快尖銳地提出問題：“現在學校中的生徒， 往往有讀書數年， 能做‘今夫’‘且夫’或‘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的濫調文章， 而不能寫通暢之家信， 看普通之報紙雜誌文章者， 這是誰害他的？ 是誰造的孽？”後來《新青年》6 卷1 號還專門發表了壹位讀者來信， 說自己“自七歲入國民小學， 十壹歲入高等小學， 十五歲入師範學校， 二十壹歲任小學教職”， 深感“我國青年教育， 大都不能擺脫奴隸性”。而另壹位中學生來信， 更是力陳當時國文教育的弊端：“每讀壹文， 老師必講此文之起承轉合， 於‘若夫’‘然則’諸字， 不憚反復解說， 往往上課壹句鐘， 即專講此類虛字；但我等聽了許久， 還是莫名其妙。前年秋， 來了壹位講桐城派文章的老先生， 專選蘇東坡、歸有光諸人之文， 而於每文之後加上壹千字左右之評語； 講解之時， 於本文文字不甚註意， 即取此評語細細講說， 他老人家越講得津津有味， 我們越是不懂。所以同學諸人最厭惡的功課， 就是國文， 不特仆壹人存此想也。”這封來信還抄錄了壹份“某校國文部修辭學試題”， 單是題目就有420 余字。編者陳獨秀看了以後大發感慨：“這試題， 不是現代學校試驗國文題目， 仍然是古代科場策問的老套頭”， “我想全班學生總有壹大半不知道這題目問的是什麽”， “今天才曉得中學學生多半作文還不能通順的緣故。這班國文教習， 真是‘誤人子弟’了”。[13]這裏， 實際上已經發出了中小學國文教育必須改革的呼聲。而劉半農的《應用文之教授》在某種程度上正是《新青年》同人所提出的壹個中小學國文教育改革的方案。在文章裏， 劉半農特意列表將“昔之所重而今當痛改者”與“昔之所輕而今當註意者”做了對比， 其中最重要的， 就是昔之舊國文教育以“摹仿古人”、“依附古人(即所謂‘文以載道’及‘代聖人立言’也) “為宗旨， 而今之新國文教育則強調”以自身為主體， 而以古人(或他人) 之說為參證， 且不主壹家言”。這可以說是抓住了要害的。劉文還用十分平實的語言提出了新國文教育的目標：“只求在短時間內， 使學生人人能看通人應看之書， 及其職業上所必看之書；人人能作通人應作之文， 及其職業上所必作之文”， 他強調在這壹目標背後貫穿了壹種“實事求是”的精神。劉文對選文標準、講授方法、作文要求、出題與批改原則， 都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其要點是：“凡文筆自然， 與語言之辭氣相近者選； 矯揉造作者， 不選”，“極意模仿古人者， 不選”， “故為深刻怪僻之文以欺世駭俗者， 亦不選”，“凡思想過於頑固， 不合現代生活， 或迷信鬼神， 不脫神權時代之氣息者， 均不選”；“作文要有獨立之精神， 闊大的眼光， 勿落前人窠臼， 勿主壹家言， 勿作道學語及禪語”，“以記事明暢， 說理透徹， 為習文第壹趣旨”等。不難看出， 這壹改革方案的基本指導思想就是自覺地將前述文學革命的啟蒙精神與理念貫穿、落實於國文教育之中。後來陳獨秀曾專門著文討論“新文化運動是什麽”，[14]其實， 文學革命與作為教育革命的壹個方面的國文教育改革， 都是構成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有機組成部分的， 它們之間的相通也是必然的。
《新青年》在2 卷5 號(1917 年1 月1 日發行) 上發表了胡適《文學改良芻議》這篇發難文章， 倡導以白話文“為將來文學必用之利器”以後， 在3 卷1 號(1917 年3 月1 日發行) 發表了壹條“國語研究會討論進行”的消息， 並公布了蔡元培領銜的《征求會員書》， 宣稱“同人等以為國民學校之教科書必改用白話文體， 此斷斷乎無可疑者”， 進壹步把白話文作為國民教育的工具，並將白話文進入中學教科書的問題， 提上了議事日程。這關系著“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學革命目標的落實，《新青年》對此展開了熱烈的討論。在3 卷2 號“通信”的編者附記中， 陳獨秀提出：“白話文學之推行，有三要件。首有比較統壹之國語。其次則須創造國語文典。再其次國之聞人多以國語著書立說。茲事非易， 未可壹蹴而幾者。”這裏還沒有提到教科書的問題， 到3卷3 號就有讀者來信建議商諸書局， “請其延聘長於國學而有新文學思想之人， 刻選自古至今之文， 不論文言白話散文韻文， 但須確有可取， 即采入書中”； 同期發表的另壹封讀者來信則提出：“凡事破壞易而建設難。願先生今後之論調， 當稍趨於積極的建設壹方面至學校課本宜如何編撰， 自修書籍宜如何厘定， 此皆今日所急應研究者也。”[15]值得註意的是， 陳獨秀在回答讀者提出的“建設”問題時， 特意提出“鄙意欲創造新文學， ‘國語研究’當與‘文學研究’並重”。[16]陳獨秀如此重視“國語研究”是與前引他的推行白話文“三要件”直接相關的， 這其實也是當時相當多的學者的意見， 即是先要通過國語研究確立“統壹之國語”標準， 再據此編成“國語文典”， 再推廣到具體寫作實踐中。對這樣壹條建設與推行國語的思路， 提出挑戰的是胡適。他在發表於《新青年》4 卷4 號(1918 年4 月15 日發行) 上的《建設的文學革命論》中， 提出了另壹個思路。他把文學革命的“宗旨”概括成十個大字：“國語的文學， 文學的國語”， 即壹方面要用國語(白話) 做“國語的文學”， 另壹方面惟有通過國語文學的創造， 才能建立起真正的現代民族國家的統壹的語言(國語) 。針對陳獨秀等大多數學者的前述思路， 他指出：“國語不是單靠幾位語言學的專門家就能造得成的；也不是單靠幾本國語教科書和幾部國語字典就能造成的。若要造國語， 先須造國語的文學天下的人誰肯從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裏面學習國語？ 所以國語教科書和國語字典， 雖是很要緊， 決不是造國語的利器。真正有功效有勢力的國語教科書， 便是國語的文學；便是國語的小說，詩文， 戲本。國語的小說， 詩文， 戲本通行之日， 便是中國國語成立之時。”[17]在緊接著的《新青年》4 卷5 號與壹位讀者的通信討論中， 胡適對他的思路又做了進壹步的闡述。討論的是“文學改革的進行程序”問題。這位讀者提出：“要想實行新文字， 必定要從大學做起”， 而且從大學的招考入手“大學裏招考的時候， 倘然說壹律要做白話文字， 那麽， 中等學校裏自然要註重白話文字了。小學校裏又因為中等學校有革新的動機， 也就可以放膽進行了。”胡適認為這“不是幾個人用強硬手段所能規定的”，“我的意思， 以為進行的次序， 在於極力提倡白話文學。先要造成壹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 養成壹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 然後可望改革的普及”， 而普及的關鍵在“學校教育”， 而且要“從低級學校做起”，“進行的方法， 在壹律用國語編纂中小學校的教科書”。胡適同時提出，“現在新文學既不曾發達， 國語教科書又不曾成立， 救急的辦法只有鼓勵中小學學生看小說。”[18]可以看出，胡適的思路有兩個關鍵環節， 首先是創造具有生命活力的白話文學即所謂“國語的文學”， 然後將這樣的新創造的白話文學作品大量引入中小學國語教材， 成為新的國語典範， 先在中小學生中普及， 經過壹代又壹代的積澱與傳遞， 白話文就能夠真正在國民中紮根， 成為名副其實的“國語”， 即現代民族國家統壹的語言。
胡適的新思路， 很快就產生了很大影響。白話文教科書的編寫， 壹時成為《新青年》與教育界議論的熱門話題。《新青年》5卷2 號發表錢玄同與劉半農的討論， 明確提出“國文科必須改為國語科。十歲以內的小孩子， 絕對應該專讀白話的書; 什麽‘古文’， 壹句也用不著讀”。[19]接著5 卷3 號胡適又在壹封通信中提出：“現在的壹切教科書， 自國民學校到大學， 都該用國語編成。”[20]《新青年》6 卷2 號又發表壹篇讀者來信， 提出“對於未受舊文學傳染的小國民， 應當可憐他， 別叫他再受傳染病了。鄙見以為從速編新文學教科書， 正是改革新文學的急務”。錢玄同在回信中則說：“編新文學教科書壹事， 同人都有此意， 現在方在著手進行。但此事不甚容易做。不但文章要改革， 思想更要改革， 所以不能壹時三刻就拿出許多成績品來。”[21]錢玄同這裏所說的同人正在著手編寫的新文學教科書， 指的是在蔡元培主持下的孔德學校自行編寫的白話文教科書《國語讀本》；[22]這是1918 年春， 蔡元培召集孔德學校教員舉行教育研究會， 在會上作出的決定， 與會者說：“今日所議之教科書， 決非專為孔德學校， 而為全國各學校計。”有學者認為這是預示著關於教科書的改革的議論將進入“實質性”的“新的階段”的。[23]正是壹年以後， 1919 年4 月， 國語統壹籌備委員會召開成立大會。該委員會是教育部的附設機關， 自然格外引人註目。在這次會議上， 周作人、胡適、錢玄同、劉半農等提出了壹個《國語統壹進行方法的議案》， 主張“統壹國語既然要從小學校入手， 就應當把小學校所用的各種課本看做傳播國語的大本營， 其中國文壹項尤為重要， 如今打算把《國文讀本》改作《國語讀本》， 國民學校全用國語， 不雜文言， 高等小學酌加文言， 仍以國語為主體”。[24]這樣， 白話文進入中小學課本就從民間的呼籲開始進入了國家體制內的操作， 時機也日趨成熟。到了1919 年11 月1 日出版的《新青年》6 卷6 號， 錢玄同就以更加迫切的口氣， 指出：“改良小學校國文教科書，實在是‘當務之急’。該古文為今語， 壹方面固然靠著若幹新文學家制造許多‘國語的文學’；壹方面也靠小學校改用‘國語教科書’。要是小學校學生人人都會說國語， 則國語普及， 絕非難事。”有意思的是， 在這篇通信裏， 錢玄同特意指出：“《新青年》裏的幾篇較好的白話論文， 新體詩， 和魯迅君的小說， 這都是同人做白話文學的成績品”， 而“周啟明君翻譯外國小說”， “在中國近來的翻譯界中， 卻是開新紀元的”。[25]顯然在他看來， 這些白話文學的實績都是有資格進入白話文教科書的。兩個星期以後，即1919 年11 月17 日， 蔡元培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做《國文之將來》的演講， 指出“國文的問題， 最重要的， 就是白話和文言的競爭。我想將來白話派壹定占優勝的”。[26]這個預言很快就得到了證實：1920 年1 月， 教育部正式通令全國：“自本年秋季起，凡國民學校壹二年級， 先改國文為語體文， 以期收言文壹致之效。”並以部令修改學校有關法規。同年4 月， 教育部又發出通告， 規定截至1922 年止， 凡用文言文編的教科書壹律廢止， 要求各學校逐步采用經審定的語體文教科書， 其他各科教科書也相應改用語體文。[27]就在教育部通告頒布的同時， 商務印書館出版《新體國語教科書》(八冊) ， 這是中國第壹部小學國語教科書。接著， 商務印書館又出版了《中等學校用白話文範》(四冊) ， 這是中國第壹部中學國語教科書。此後， 國語教科書大增。據歷屆國語統壹會審查工作的報告， 僅1920 年就審定了173 冊國語教科書， 1921 年又審定了118 冊。[28]白話文教科書的地位終於得到了正式的確認。
這真是壹個歷史的巨變時期: 從理論的設計， 探討； 到媒體的呼籲， 討論， 形成社會輿論；到政府權力的運作，[29]不過短短的幾年時間，從此五四時期中小學國文教育改革，以及整個教育改革跨出了決定性的壹步，如胡適所說：“這個命令是幾十年來第壹件大事。它的影響和結果， 我們現在很難預先計算。但我們可以說: 這壹道命令把中國教育的革新至少提早了二十年。”[30]其意義其實是超出了教育範圍的， 它不僅是中國現代漢語發展史， 更是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上的壹個劃時代的事件。在某種意義上，它是五四文學革命最具有實質性與決定意義的成果。且不說它的深遠影響：五四文學革命所創造的現代文學是通過進入中小學教科書而真正在國民中紮根的；在當時就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白話文作為新思想的載體進入課堂， 成為青少年思維、表達、交流的工具， 這是壹次空前的精神的大解放， 於是被壓抑的創造力就得到了空前的釋放， 如胡適所說， 很短的幾年間，“全國的青年皆活躍起來了， 不只是大學生， 縱是中學生也居然要辦些小型報刊來發表意見。只要他們在任何地方找到壹架活字印刷機， 他們都要利用它來出版小報。找不到印刷機， 他們就用油印”。[31]茅盾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壹集·導言》裏， 曾談到1922 年到1925 年間“青年的文學團體和小型的文藝定期刊物蓬勃滋生”的盛況， 其中就有許多是由中學生和師範生(也包括他們的老師)主辦的， 如河北冀縣第六師範的文學研究會出版《微笑周刊》，陜西榆林中學所辦的《姊妹旬刊》和《榆林旬刊》， 南京第四師範的無名作家社， 徐州許東中學的春社出版的《春的花》， 寧波第四中學的曦社、飛娥社， 臺州第六中學的知社出版的半月刊《知》， 潮州金山中學的晨光文學社， 長沙壹中雞鳴社出版的《雞鳴》， 川南師範星星文藝社出版的《星星》， 昆明聯合中學辦的《孤星周刊》， 東北文會中學的東光社主辦的《東光周刊》等。《新青年》6 卷3 號曾以《歡迎“新聲”》為題， 發表了胡適和武昌中華大學中學部新聲社的同學的壹封通信， 胡適在回信中談道：“北京有壹個中學的學生做了壹篇文章， 對於孔丘頗不很滿意。他的先生看了大怒， 加了壹個長批， 內中有‘出辭荒謬， 狂悖絕倫’八個大字的斷語；又說， ‘有如此之才氣， 有如此之筆仗， 而不為正規之文， 惜哉! 惜哉!’”胡適遂將這位老先生的批語略改幾個字， 贈給新聲社的年輕朋友：“諸君有如此之才氣，有如此之筆仗， 甚望努力勿為正規之文；甚望勿畏‘出辭荒謬，狂悖絕倫’的批評；甚望時時以這八個字自豪！”其實這樣的開始覺醒、才華洋溢， 因為白話文的使用而發出了自己的聲音的中學生幾乎是遍布全國的， 而且越是邊遠的地區， 中學生們所發揮的作用越大， 往往成為當地新思想文化的中心。也正如茅盾描述的那樣， 這“好比是尼羅河的大泛濫， 跟著來的是大群的有希望的青年作家， 他們在那狂猛的文學大活動的洪水中已經練得壹副好身手， 他們的出現使得新文學史上第壹個‘十年’的後半期頓然有聲有色!”[32]這是壹個良性的互動： 新文學哺育了年輕壹代的同時， 也為自己的發展培育了後備力量， 從而獲得了新的活力。
先驅者們深知， 要使已經邁出決定性的壹步的中小學國文教育改革， 真正健康、持續的發展下去， 就必須加強國文教育理論的建設， 使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學的基礎上。於是， 《新青年》8 卷1 號(1920 年9 月) 、4 號(1920 年12 月1 日) 引人註目地發表了胡適的《中學國文的教授》與周作人的《兒童的文學》。
為了敘述的方便， 我們先說周作人的《兒童的文學》。這是他在北京孔德學校的壹次演講， 壹開頭即聲明：“今天所講兒童的文學， 換壹句話便是‘小學校裏的文學’”， 因此所要討論的正是小學的文學教育。周作人的論述有兩點很值得註意。壹是他把“如何理解兒童”作為討論的基礎， 壹開始就提出“以前的人對於兒童多不能正當理解， 不是將他當做縮小的成人， 拿‘聖經賢傳’盡量的灌下去， 便將他當做不完全的小人， 說小孩懂得甚麽， 壹筆抹殺， 不去理他。近來才知道兒童在生理上， 雖然和大人有點不同， 但他仍是完全的個人， 有他自己的內外兩面的生活。兒童期的二十幾年的生活， 壹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預備， 但壹面也自有獨立的意義與價值”。這裏所強調的“兒童是人， 是有自己獨立意義與價值的完全的個人”， 這正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理念， 也就是說， 周作人將五四“人的發現， 個性的發現”運用、擴大到小學教育上， 強調“兒童教育， 是應當依了他內外兩面的生活的需要， 適如其分的供給他， 使他生活滿足豐富”， 壹切以兒童的個體生命的健全發展為出發點與歸宿， 這就把中小學教育改革(包括國文教育改革) 提到了壹個新的思想與理論的高度， 其意義是不可低估的。在周作人看來， 小學裏的文學教育也必須建立在對兒童的理解與尊重上， 據此他提出“小學校裏的正當的文學教育， 有這樣三種作用：(1) 順應滿足兒童之本能的興趣與趣味； (2) 培養並指導那些趣味； (3) 喚起以前沒有的新的興趣和趣味”。並主張按照兒童生理發育與心理發展的程序來選擇、安排教材和相應的教學方法。這些意見直到今天也不失其意義；更重要的是， 它啟示我們：要把語文教育改革真正建立在“科學地認識兒童”的基礎上， 就必須有多學科——不僅是教育學， 還有心理學、生理學、人類學(周作人的文章對這幾方面都有涉及) 等等——的通力合作與***同努力。
胡適的《中學國文的教授》壹開始也是聲明自己是“門外漢”來談中學國文教育; 不過他強調的是“門外漢有時也有壹點用處”：“內行”的教育家往往“跳不出習慣法的範圍”， “不免被成見拘束住了”；而“門外旁觀的人， 因為思想比較自由些， 也許有時還能供給壹點新鮮的意見， 意外的參考材料” ——當然，也只是“參考”而已。胡適在文章結束時， 還強調他的意見“完全是理想的”， 因此， 他“希望現在的和將來的中學教育家肯給我壹個試驗的機會， 使我這個理想的計劃隨時得用試驗來證明哪壹部分可行， 哪壹部分不可行， 哪壹部分應該修正”。——既堅持理想， 又采取試驗的科學態度; 既堅持獨立思考， 不為成見所拘， 大膽提出“新鮮的意見”， 又隨時準備根據試驗的結果來“修正”自己的意見：這都顯示了五四那壹代人的風範和民主、科學精神。胡適的主張， 有的我們將在下文再作討論， 這裏先談兩點。壹是他對舊國文教育的批評集中在”不許學生自由發表思想”這壹點上， 而把“中學國文的理想標準”首先定為“人人能用國語(白話) 自由發表思想——作文、演說、談話——都能明白曉暢， 沒有文法上的錯誤”。這樣， 也就把中小學國文教育改革提到了“自由發表思想”的高度， 這與周作人對“人的個性的健全發展”的強調是具有同樣重大意義的。胡適文章的另壹值得註意之處是他對“教授法”的重視。他提出了“用‘看書’來代替‘講讀’”的主張。無論是國語文的教學， 還是古文的教學，他都強調學生“自己準備”， “自己閱看”， 教員指導下的課堂“學生討論”與課外“自修”， 在作文上他也強調學生“自己出題目”， 自己“去搜集材料”，“應該鼓勵學生寫長信， 作有系統的筆記， 自由發表意見”， 並特別提倡“演說與辯論”這兩種“國語和國語文的實用的教法”。這背後是壹個教育觀念的轉變： 由“教師本位”轉向“學生本位”， 由“外在的強制灌輸”轉向“自覺的學習能力的培養”。而其中的壹個重要關鍵仍然是要正確地認識學生， 相信他們潛在的巨大的學習能力和創造力；胡適為此而大聲疾呼：“請大家不要把中學生當做小孩子看待。現在學制的大弊就是把學生求知識的能力看得太低了。”[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