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士其（1905——1988），中國著名科普作家。生於福建省福州市，20歲從北京清華留美預備學校畢業，先後就讀於美國威斯康幸大學和芝加哥大學，不幸的是，在壹次實驗中他感染了甲型腦炎病毒，逐漸全身癱瘓。此後數十年間，盡管他“被損害人類健康的魔鬼囚禁在椅子上“，但依然向人們奉獻了數百萬字精美的科普文藝作品。
1928年。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
高士其同每天壹樣，又是第壹個來到了細菌學系實驗室。他要給籠子裏的豚鼠註射甲型腦炎病毒，然後取出它們的腦子進壹步觀察。說不上為什麽，他的左耳道這幾天發炎了，疼痛壹陣陣加劇，身體也感到很疲勞。“要是能休息幾天就好了！”高士其這樣想。可是不行，他手中的實驗停不下來。
“嘭！”正當高士其聚精會神工作的時候，他手中裝滿甲型腦炎病毒的試管爆裂了，毒液隨之四濺，弄了他壹身壹手。同室的人見狀，驚慌地呼叫起來。高士其並不害怕，他要征服這些毒菌。前些天研究壹種食物毒菌，他還將壹部分經過減毒的毒菌吞食下去，進行自身感染試驗，令老師和同學們瞠目結舌。高士其迅速把破裂的試管做了處理，便又專心致誌地繼續試驗。他沒有想到，這次卻種下了影響他終生的禍根。
半個多月後，他的左耳聽不清聲音了，脖子轉動困難。最糟糕的，是壹向挺麻利的雙手卻經常顫抖，怎麽也不聽使喚。這是怎麽啦？高士其畢竟是正在攻讀醫學博士課程的高材生，他懷疑自己得了甲型腦炎。經醫生診斷，他的假想得到了證實。患病的原因，就是那次破裂試管中的病毒順著他正患炎癥的左耳膜侵入小腦，從而破壞了小腦的運動中樞。醫生預言，他最多還能活5年，好好安排後事吧！
高士其被判處了“死刑”，這個打擊實在是太沈重了。他從醫院出來，直覺得天旋地轉，仿佛正沈落到壹個黑洞洞的深淵，越陷越深。“難道壹切就這樣完了嗎？”高士其痛苦地思索著，徘徊著。他是懷著科學救國的願望來美國求學的，本來學的是化學，先在威斯康辛大學，後又轉入芝加哥大學。就在快要畢業的時候，傳來了姐姐被霍亂奪去生命的噩耗。“病菌，又是可惡的病菌！”高士其想到了得白喉死去的弟弟，他眼睛射出憤怒的火焰，“我壹定要消滅這些害人的小魔王！”於是，他放棄了心愛的化學專業，進入芝加哥大學醫學研究院，決心做壹名細菌學家。可是現在，和“小魔王”的戰鬥剛剛開始，自己又被擊中了。
醫生勸告高士其中止學業，立即回國休養。經過壹番劇烈思想鬥爭的高士其，有自己的打算。盡管每周都要發壹次病，發病時脖頸發硬；頭往上仰，眼球向上翻；兩手抖動不止，他還是堅持研究病毒、細菌，終於完成了醫學博士的全部課程。
1930年秋天，高士其回到了闊別5年的祖國。這位海外遊子是懷著滿腔熱忱歸來的。而等待他的卻是饑餓和失業。他曾在南京中央醫院弄到檢驗科主任的差事，可連申請購置壹臺顯微鏡都得不到批準，這如何能行？他離開了。後來他到上海，住在壹個窄小的亭子間，靠做翻譯工作和當家庭教師來維持生活。由於經濟困難，營養不良，他的病癥加重了。這時，他與董純才、張天翼、艾思奇等進步文化界人士有了往來。文思奇把馬克思主義的壹些著作介紹給他，使他在艱難中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他漸漸明白了壹個道理：要消滅害人的“小魔王”，必須先消滅社會上的“大魔王”。從此，他便用顫抖的手拿起了筆，以此為武器，奔向擒拿大小“魔王”的戰場。1933年，他的第壹篇科普作品《三個小水鬼》發表了。1935年，又發表了第壹篇科學小品《細菌的衣食住行》。此後，他便壹發而不可收，短短幾年就寫出了上百篇科普作品和論文，為中國科學文藝作品的誕生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值得壹提的是，他在這個期間更改了自己的名字。本來，祖父給他起名“高仕棋”，“仕”反映其書香世家，“棋”則是現從康熙字典查來的，原因是算命先生說他五行缺金。 當他鄭重地用起“高士其”這個名字時，朋友們不理解為什麽要把“仕棋”兩字的偏旁去掉，他認真地解釋說：“去掉‘人’旁不做官，去掉‘金’旁不要錢”
1937年夏初的壹天，文思奇來向高士其辭行。“妳到哪裏去？”“延安！”艾思奇附在他耳邊小聲說。高士其激動了，攥住文思奇的手懇求壹同前往。他這時行動已很困難，可心情相當迫切：“我壹定要到延安，我壹定能到延安，就是爬，我也要爬到延安去！”不久，他接到艾思奇從延安捎來的信，在“八壹三”隆隆的炮聲中離開上海，前往延安。他身體殘疾．在戰火紛飛的年代裏奔向延安，那是多麽不容易的壹件事啊！兩個月後——1937年的11月，他終於奇跡般地來到了寶塔山下。當毛澤東同誌緊緊握住高士其的手，高聲說出“歡迎妳，中國紅色的科學家”時，他覺得壹股暖流直湧心間。那天夜裏，他睡不著覺，揮筆寫下了這樣的詩句：
哦，我是壹個不能走路的人。
不能走路
也來到延安
也要在路旁助威吶喊：
趕走日本強盜！
還我中華河山！
在延安，高士其的生命獲得了新的力量，他以更加昂揚的鬥誌寫作、講課，孜孜不倦地工作著。而那裏的醫療條件是很惡劣的，高士其的病情日益惡化，終於全身癱瘓。組織上全力挽救他的生命，派人護送他經重慶去香港治療。此後，他輾轉流亡於九龍、廣州、桂林、上海、臺灣，在極為困難的環境中壹方面同疾病鬥爭，壹方面堅持創作。詩歌《黑暗與光明》、《給流血的朋友》、《我的原子彈也在爆炸》等，科學論文《自然運動大綱》、《躍進三百年序》、《天的進行曲》以及《新科學與新民主》等，都產生在這個時期。這些作品筆鋒尖銳，既闡述了自然發展的規律，也揭露了敵人的罪惡，表明高士其已從壹個愛國主義者成長為馬克思主義者。
1949年5月，在新中國誕生的前夕，高士其經香港來到北京。在融融春色中，周恩來總理親自接見了他，並安排他住進了北京醫院。10月1日，他在“隆隆”的禮炮聲中來到天安門廣場，參加了莊嚴的開國大典。後來，他這樣敘述當時的心情：“我能親眼看到新中國的誕生，看到五星紅旗第壹次在天安門廣場上升起，在全國人民勝利的歡呼聲中，我的病所給我的壹切痛苦，都被勝利的風吹走了。”在北京平面胡同的壹套房間裏，高士其開始了新的創作生活。
每天，當太陽剛壹升起，他便起床、穿衣，在別人的幫助下吃早點。然後，用10分鐘時間做簡單的醫療體操。接著是看報，首先是《人民日報》還有《北京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中國青年報》。高士其的寫作方式是很特別的。他癱瘓後，不僅腿不能走路，手不能握筆，下肢僵硬脖頸歪斜，而且連說話能力也逐漸喪失，聽力也很微弱。每創作壹篇作品，他都要把閱讀過的重要資料分析、整理，反復思考，在腦子裏形成初稿。當秘書在他身旁坐下時，他便壹個字壹個字地口述腹稿，由秘書記下來。他說話的聲音很低，發音也不清楚，秘書必須集中全部精力才聽得懂。有時候遇到壹個難懂的名詞，他必須反復地說十幾遍，或在紙上寫半個多字，秘書才能領會。到後來，他幹脆說不出話來，只能發出“嗯嗯”、“呵呵”的聲音，得由秘書或妻子接口型 “翻譯”成文。就這樣他壹天天地都在寫，每天只能寫七八百字。寫好之後，還要三番五次地反復修改。在差不多40年的時間裏，高士其就用這種獨特的寫作方式創作了400多篇科普論文和科學小品、200多篇科學詩歌，匯編成20多本書，總計達500多萬字。這是多麽豐碩的成果！這又是多麽艱苦的勞動！
高士其在用心血著述，在以生命創作。他的作品，每壹個字都融進了科學真理、愛國激情和樂觀進取的人生態度。為了搜集科普素材，他曾坐著輪椅到鞍鋼、到大慶、到呼倫貝爾草原、到西雙版納叢林。即使在那寒凝大地、是非顛倒的日子裏，他也不曾向惡勢力屈服，繼續著自己的事業。1975年1月，他趁參加全國四屆人大的機會，當面向周總理陳述了對科普工作的建議；粉碎“四人幫”不久，他又向中央領導同誌呈遞了加強科普工作的意見書。有時，他甚至因連續創作突發急癥，經醫院搶救方能脫險。然而無論如何，都不能使他放下戰鬥的筆，都不能停止他生命的追求，正如他在《生命進行曲》中所吟唱的那樣：
在冰雪的南北極，
在炎熱的赤道上，
在海撥兩萬尺的高空，
都能找到妳的影蹤。
饑寒、疾病和壹切自然災害，
是妳的敵人。
妳和死亡搏鬥，
在生存鬥爭中取勝。
生命啊，我贊美妳，
妳是壹首唱不完的歌，
妳歌唱歡樂的大地，
妳歌唱喜悅的春天！
當社會主義祖國的春天來臨的時候，高士其的科學文藝創作也走過了半個世紀的路程。1984年12月，人們在北京隆重集會，向他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和美好祝願。此後，他依然壹如既往，致力於科學普及工作，直到1988年12月19日逝世。
在悼念這位科學文藝作家的日子裏，人們盛贊他的偉大人格，不斷地吟詠他寫下的贊頌天庭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的詩句。其實，高士其本人就是壹個盜火者——盜取人類智慧之火，“將科學和文明遍撒人間”。在中華民族向科學技術高峰攀登的偉大進軍中，人們將永遠不會忘記高士其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