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月，溫籍青年旅京學者阿袁箋證的《魯迅詩編年箋證》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發行，全書約六十萬字。
書中，阿袁根據魯迅詩歌背後的事實和詩歌本身的內在要求，厘清眾多紛繁蕪雜而又易於混淆的說法，為讀者理解魯迅詩歌提供了多樣的視角，讀者未必都同意其觀點，但書裏豐富的史料和箋註，對我們走進壹個智者的世界，很有幫助。《人文周刊》為此邀請阿袁撰文，和讀者聊聊他撰著《魯迅詩編年箋證》的前後。
——編者
成就壹件好事，大抵極其需要良好的機緣遇合；我在撰著出版《魯迅詩編年箋證》的過程中，便深切地感到了這壹點。
就在出版了《唐詩故事》《宋詞故事》等書後，我繼續深入研究唐詩宋詞，期間偶然看到壹本名叫《郁達夫詩詞箋註》的書，深為其中錯誤百出而惆悵不已。心想同樣也是愛好郁達夫詩，我何不自行箋註以正本清源？
在尋找資料正要箋註郁詩時，來聽我關於中國名家詩文課程的幾位資深研究員獲悉這消息，他們說，在學詩過程中很想詳細了解魯迅先生的詩歌（以下簡稱魯詩，主要指舊詩），問我能不能箋註魯詩以便有效學習詩詞。對此，我當即答應了；因為我也熱愛魯詩。記得早在1994年於廣東清遠召開的第二屆全國中青年詩詞研討會上，我就跟如今已故的飽學而寬厚的長者宋謀玚教授，壹同談起各自熱切喜愛魯詩的情形，認為魯詩詩味醇厚，格調高雅，蘊涵深廣，而又風格多樣。
有些關於魯詩的註釋壹看就知其謬誤得離譜
真正要為魯詩作箋註時，我卻陡然發現魯詩的內涵頗為不易領會。不說魯詩所涉及的知識面極為廣博，就是其中的意象，大多也因各種情況所致而其題旨特別含蓄，壹時難得正解。面對那些魯詩解說或註釋，我發現其中說法頗多自相矛盾，甚至就是互相對立；而有的則壹看就知其謬誤得離譜——這真使我大吃壹驚！而隨著研究的深入，我越發覺得那些原以為早已理解了魯詩的，其實卻也未必。
比如，在魯詩研究領域裏作者自謂所著“稱得上較有水平的壹本”，而我也認為其中某些資料也還有壹定參考價值的壹本題為《魯迅舊詩探解》的書，據我粗略統計，其中頗為明顯的知識性錯誤至少就達260來處！該書如解魯詩中“無賴春風”的“無賴”為“罵人的話，指不講道理與人糾纏的人”；又解“兩間余壹卒”中的“兩間”為“指敵人與革命戰線之間”，如此等等，真乃不勝枚舉。其實這些都是望文生義、以今律古和不知詩詞固有用法所導致的笑話。對此，我征引杜甫、李商隱等著名詩人的十來個與魯詩用法相同的詩例來證明前者不是“罵人的話”，而是“形容春光可愛”；而後者意謂“天地之間”，除了征引《宋史·胡安國傳》等比較早的語源之外，其實，魯迅本人早期所寫《文化偏至論》中的“充塞兩間”“生存兩間”，這“兩間”也壹樣只是“天地之間”的意思。
此外，其他關於魯詩的註解或賞析比較有名的約壹二十種書，盡管其中壹些作者的名頭著實不小，但知識性“硬傷”卻也時時在眼前閃現。如其中某本書的作者是全國頗具聲名的老輩學者，但甚為遺憾的，其中的謬誤令人難以置信地紛紛展示。對魯詩《惜花四律》中的“素心”解釋，該書註說：“陶潛《歸田園居》：‘素心本如此’”雲雲。我知道魯迅終生喜好陶淵明的詩集（《魯迅日記》記載他曾幾次購買陶潛的各種版本的集子），因此我早就通讀過其全集，覺得陶氏應該沒有這句子，但也想不起它究竟是誰的詩句。後來我誦讀《文選》發現，這是南朝人江淹的詩句，詩題應作《陶徵君<田居>》（壹作《擬陶潛<田居>》），而且詩中“本”應作“正”。我壹時覺得還拿不準，又取讀了其他版本的江淹詩集，證明這“素心正如此”——“正”乃無誤；又因偶然翻閱《辭海》，我驚異地發現註解者原來是搬用了《辭海》之誤所致，但《辭海》還沒有弄錯詩句，可見該註者在誤引時又進壹步改錯了。
而尤其令人驚訝的是，近年出版的壹本關於魯迅詩歌的小冊子，盡管“執筆人員”陣營堪稱豪華，卻竟然把全篇僅有兩句是五個字的“騷體詩”《祭書神文》亂行定為“五言詩”！又把魯迅當年在南京就讀的“江南陸師學堂”說成“南京陸所學堂”！像這樣每頁至少有三四處明顯錯誤的現象，真令人不堪卒讀。面對這種委實太多的誤人自誤的魯詩說解者，痛心之余，我奮然下決心要為正確箋解魯詩盡上壹份綿薄之力，盡管我知道自己的詩學素養跟知識渾灝無涯的魯迅先生相比，其相差固然也不可以道裏計的。
由《自題小像》的“遭遇”探究魯詩為何常被誤解
事實上，作為現當代寫白話文的作家中公認首屈壹指的大詩人（雖然其小說和雜文等品類的文字似乎更為世人所知），魯迅先生僅僅70余首新舊體詩的數量，固然不能算是很多。但就這個詩歌數量，自其面世以來，近百年間對其詩意的理解，卻也頗為紛繁。魯詩使用了為數不少的典故，這在當時文網特密的情況下，是可以理解的。而我們目前所見許多魯詩的解釋或箋註，其中所找的詞語源頭或說典故有許多也並不準確，或竟壹直就未曾找出來過，從而就把魯詩的蘊涵搞得似是而非甚乃支離破碎。
這裏且舉著名魯詩《自題小像》的“遭遇”，想來當可說明壹些問題。
關於該詩“首先發表”的時間與出處，就連2005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最新版的《魯迅全集》（***18卷）亦仍是沿襲舊有訛誤；不難求證，此前其他有關此詩的著作自然也都訛誤著了。它們都壹再說那是出於魯迅好友許壽裳1936年12月19日所寫的《懷舊》壹文，該文發表在1937年1月的《新苗》第13期。事實上，該詩最早應見於許先生1936年10月27日所作的《我所認識的魯迅》壹文（不是指後來與此名目相同的書，雖然該文也被收入其中），該文發表於1936年11月《新苗》第11期，比《懷舊》早了兩期。由於當事人許先生的壹再誤記誤說（多篇文章均壹再誤予提到），使得此後所有關於該詩的註釋幾乎沒有不以訛傳訛的。為此，我寫了壹篇題為《<自題小像>並非<懷舊>中“首先發表”》的論文（該文曾發表於2009年《魯迅研究月刊》）。這是其壹。
許先生對於此詩典故理解的紕繆，使得全詩幾不可解。因為他說首句中的“神矢”是使用了所謂的“異域典故”；於是，此後多數論者就認定這是“愛情之典”甚乃“引申”為所謂的“愛國之典”，以致連詩中的“靈臺”，也因誤引《莊子》而解釋為“心”（即便最新版《魯迅全集》等權威版本也是如此），從而使全詩的內蘊竟雲山霧罩起來。這無疑就完全背離了絕句詩的基本作法。這樣的說詩方式，不說魯迅在天之靈如果有知定將不能答應，就是作為後學的我們委實也是不能贊同的。其實，該詞語的正確典源，應該是比《莊子·庚桑楚》還要早些時候的《詩經》——《詩·大雅·靈臺》！因為只有這樣征引語源，全詩才解釋得通。這是其二。
而關於該詩的寫作時間，自己也很喜愛該詩的魯迅早已說得很明確了（曾多次明確提到），證以其行實，自可信從。但由於許壽裳先生的壹再誤記，使得目前除了極少數學者主張魯迅本人的說法（當然，其確證的理由似乎尚需補充以及其論點尚需修正），至今仍有許多論者祖祧許壽裳的錯誤說法，壹再為之尋找那些與詩藝應是全不搭界的所謂“證據”，致使原本可解的原詩竟然也因這東拉西扯的解詩方式而越發難以理解。這是其三。
關於這些，筆者均有小文予以論證（為方便讀者核查，請參閱拙著《魯迅詩編年箋證》附錄部分），以求最大限度地符合魯迅先生詩作的原有意蘊。
2009年11月19日，我用心撰寫了壹篇幾近16000字的長篇論文《魯迅<自題小像>“靈臺無計逃神
矢”正解和作年及其他》來指明目前“魯研界”廣泛認可的關於該詩的幾乎是“定論”——“1903年寫於日本”和“首先發表於《懷舊》”等說法——的謬誤。我根據諸多論據，指出目前
似乎廣泛認可的關於《自題小像》的系年、創作地點和詩意理解大多不確，最後論定魯迅這
“首先發表”於許壽裳《我所認識的魯迅》的《自題小像》，是魯迅1901年1月20日至3月15日期間在故鄉紹興所寫的著名詩篇。
魯迅先生壹些詩作之所以久久得不到確切的理解，我以為，主要是由於論者未能確切明白詩作中的詞語源頭所蘊含的意義，以及魯迅先生自身與此相關的文章；再就是先生的親屬壹些頗具參考價值的說法未能得到有效參照。當然，這些史料尤其是其親友的說法也有不足為據的，如先生的終生好友許壽裳的許多說法盡管有其特別的價值，但幾處較大的誤解卻也正是出自其人本身，致使人摸黑走錯了路。這可真的使人太遺憾了！
研讀大量書籍糾正關於魯詩的多處錯訛
我壹邊通過仔細研讀魯詩，壹邊仿照唐人李善註《文選》和宋人任淵註《山谷詩》的做法來求其語源，而重讀《尚書》《詩經》以降直至民國以前的大量詩詞和古代筆記小說；在箋證過程中，我偶爾也翻閱壹些經典工具書，看看自己所箋註的內容是否穩當。同時，我還需通讀《魯迅全集》，將其中與詩意理解相關的內容摘抄出來以冀相互印證。此外，還廣泛搜羅魯迅親友對某些詩歌的理解與闡釋，以期讀者加深對魯詩的理解與賞會。
現在，據我不完全統計，拙著《魯迅詩編年箋證》明確糾正了魯迅自身筆誤（最新“人文社”版《魯迅全集》未曾指出）20余處，糾正了最新版《魯迅全集》及《魯迅年譜》《魯迅詩稿》《魯迅書信集》等權威版本之誤約30余處，糾正了魯迅親友記述之誤40余處，糾正了時人明顯錯訛者60余處；《魯迅詩編年箋證》還糾正了《辭源》《辭海》《康熙字典》《幼學瓊林》《全宋詩》《文選》和《文選考異》等30余處。此外，我註出了以往註解者未曾涉及的詞語源頭更是不勝枚舉。
那些原本聲名卓著的學者或論者何以以前未能發現這些問題？在我看來，這大抵跟魯詩解釋中某些頗為“權威”的說法壹出，此後其他註本便跟著壹誤再誤有關。而且由於人們把魯詩動輒往政治上“貼靠”的解證立場或不作深入思考就隨手抄錄的利用原則，使得許多詩盡管被說得似乎“頭頭是道”，但其實不著邊際。此外，它大概還由於壹些並不具備起碼的詩學素養的論者由於某種利益驅動（比如為評職稱，升職當領導甚或就是為了掙錢，等等）使然，以致爭相出版關於魯迅先生詩歌方面的書。我們只要看看有關魯迅先生詩歌註解的壹些書，便發現其中壹些作者其實就在不分是非地照搬早些時候錯誤的說法。這其中以不明詞語源頭或說典故最為明顯，因為舊詩是很講究“語典”的，壹旦單個的詞意理解錯誤了，往下的整首詩意那就別想還能夠幸運地得到正解。當然，由於所引各種資料良多，我也不敢必保對魯詩的理解絲毫無誤；而這，自然是有待於讀者諸君的批評指正了。
簡述了拙著的撰著緣起及其成書經過，我還想簡單說幾句關於出版的話。《魯迅詩編年箋證》書稿撰成後，我電話聯系曾責編過魯迅皇皇大著的人民出版社兼東方出版社的文化編輯室主任劉麗華編審，在聽了我對“箋證”書稿的概況介紹後，她當即表示了極大的興趣和期待。時隔不久，僅見到四五千字樣稿的《箋證》就幸運地得到了人民出版社領導的認可而拍板決定：從速出版！回想起來，此前我跟人民出版社所有人都不認識，而且也沒有人介紹的情況下，出版社這種毅然決然迅速出版學術著作的風概，特別使人感動！
現在，這壹大冊60余萬字的拙著《魯迅詩編年箋證》終於有幸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發行了，我在深表感激和幸運之余，也很是惴惴然等候著讀者諸君的裁判；而我對往後的“魯學”研究因之尤其不敢有所懈怠。此外，若要說撰著這《箋證》的感想，我覺得任何壹門學問當然都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作的。上文提到的壹些書中盡管有那麽多不盡如人意之處，但它們對我在箋證時的啟發和提醒作用卻也不能壹概抹殺。對此，我也很是感謝他們先前所做的那些大抵應屬篳路藍縷的艱苦工作 。
附記：此文曾刊發於2011年3月10日《溫州日報.人文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