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對許多人來說，名字只是用於身份辨識的符號，但對於錢鐘書教授來說，“鐘書”二字則不啻是他的座右銘，是他矢誌不渝的信條，也是他“作家兼學者”形象的真實寫照。在舊中國，錢先生“兵罅偷生”，尤其是“重之喪亂，圖籍無存”令他深深的嘆惋；在“文革”中，“經過九蒸九焙”的改造，他提出最不能忍受的只有壹條：“沒有書”；女兒訪英，他也只有壹句交代：多買新書。難怪與他鶼鰈相得的夫人楊絳先生曾斷言：“他只要有書可讀，別無營求。”錢先生如此鐘情於書，自有他的道理。用錢先生自己的話說：“有些書，如先秦諸子，特別是孔、孟、老、莊、韓、列，如《左傳》、《詩》、《騷》，如《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誌》、《宋書》、《魏書》、《南齊書》，如《宋元學案》、《明儒學案》，等等，都是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礎書、必讀書。”他認為，壹個人只要多讀書，多比較，多思索，就能有自己的見解。這當然是他的切身體會。錢先生到底讀過多少書，碌碌如我輩者實難估計。但是，僅《管錐編》壹書的引文已逾萬種，杜少陵所謂的“讀書破萬卷”，錢老所讀之書之數想來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錢先生坐擁書城，手不釋卷，直至“朱墨爛然，方譙周獨笑”。然而，他是“讀書以極其至”，而非“以讀書為其極至”。錢先生說過：“假使人生是壹部大書……這部書真大！壹時不易看完。”所以，他在酷嗜古今中外文史哲典籍的同時，從來也未放松對於“人生”這部無字“大書”的閱讀。
錢鐘書先生少年時，讀書的“食腸很大”，無論是詩歌、小說、戲曲、“極俗的書”，還是“精微深奧”的“大部著作”、甚至“重得拿不動的大字典、辭書、百科全書”，他都“甜鹹雜進”。這個習慣後來貫徹到學術研究當中，就成為他打通學術壁障的不懈努力。當然，鐘書“鐘書”到了破萬卷之境，則後來無論在小說、散文隨筆也好，抑或是在學術論著也罷，“下筆有如神”便是自然而然的了。
二
錢鐘書的散文是典型的學者散文。所謂學者散文，大都具有較強的知識性，主旨不在於表情寫景，主要的表現手段也不是抒情、寫景或敘事，而是議論、說理和達意。它不是以情感人，而是以理服人，以智啟人。錢鐘書的散文正是以思想的睿智見長。他好像是把博大的知識海洋融會貫通，濃縮成涓涓清泉和深不可測的壹潭清水。雜而博，既是其散文的內容特色，也成其大家風範。讀他的散文，妳會在表面的駁雜紛繁中，發現其中始終隱現著的智性思辯的光芒和嚴整有序、滴水不漏的推理的力量，而這壹切又是在從容不迫，“行於所當行，止於不得不止”（蘇東坡語）的行文風格中體現出來的。如數家珍般的知識掌故、信手拈來的名言雋語、爽辣尖刻的類比分析、入木三分的刻畫描摹以及讓人忍俊不禁而又拍案叫絕的譬喻揶揄，讓人大有目不暇接、酣暢淋漓之感。
就數量而言，錢鐘書的散文並不多。新中國成立之前的散文，主要收在《寫在人生邊上》，其他散文大多散見於各報紙雜誌。新中國成立之後，他出過兩個集子，近幾年才又出過壹本《錢鐘書散文》和《錢鐘書楊絳散文》。
錢鐘書的散文，常常語出驚人，挾帶著先聲奪人的力量，使妳壹旦開讀便欲罷不能。如《吃飯》的開頭：“吃飯有時很像結婚，名義上最主要的東西，其實往往只是附屬品。吃講究的飯事實上只是吃菜，正如討闊佬的小姐，宗旨倒不在女人。這種主權旁移，包含了壹個轉了彎的、不甚素樸的人生觀。辨味而不是充饑，變成了我們吃飯的目的。舌頭代替了腸胃，作為最後或最高的裁判。不過，我們仍然把享受掩飾為需要，不說吃菜，只說吃飯，好比我們研究哲學或藝術，總說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壹樣有用的東西只能給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無用的東西會利用人，替它遮蓋和辯護，也能免於拋棄。”真可謂“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皆文章”。仿佛不經意間，絮絮叨叨之際，人生的感悟、素樸而又不乏真知灼識的哲理，便綿綿而來。
錢氏文體中比喻手法的運用固然是意象審美的需要，但更是打通、博綜的手法。錢氏的文章，中心意思主流思想脈絡是相當清晰的，但他卻並非作狹窄的專門論述，所以他的問題手法常常是旁征博引、散漫扯談、旁敲側擊、比喻類比，這樣，文章在深度和廣度上都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如《釋文盲》裏寫道：“學會了語言，不能欣賞文學，而專做文字學的功夫，好比向小姐求愛不遂，只能找丫頭來替。不幸得很，最招惹不得的是丫頭，妳壹擡舉她，她就想蓋過千金小姐。有多少丫頭不想學花襲人呢？”自“不幸得很”以下是比喻後的散發式輻射，對喻體加工發揮，這種描寫性闡述的賓意已遠，揭示的動機是更深入了壹步，自然使文體更加立體了。
再者，錢氏散文還運用了諷刺刻薄的小品文筆法。如錢鐘書先生的《寫在人生的邊上》。“人生據說是壹部大書。”開頭壹句就留下大埋伏，隨妳想去。“假使人生真是這樣，那末，我們壹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具有書評家的本領，無須看得幾頁書，議論早已發了壹大堆……”抄到這裏，我便覺得有些心虛。讓讀的人心虛，正是小品文的妙處。《論文人》篇的後半段說：“至於壹般文人，老實說，對於文學並不愛好，並無擅長。他們弄文學，仿佛舊小說裏的良家女子做娼妓，據說是出於不甚得已，無可奈何。”“據說”兩字再次出現，似調侃，堪玩味。文章開頭說：“文人是可以嘉獎的，因為他虛心，知道上進，並不拿身份，並不安本分。”欲擒故縱是小品文的章法之壹，有點相聲裏抖包袱的味道。“真的，文人對於自己，有時比旁人對於他還看得輕賤；他只恨自己是個文人，並且不惜費話，費力，費時，費紙來證明他不願意做文人。在這個年頭，這還算不得識時務的俊傑麽？”最後壹句有暢快淋漓之勢。下面壹句仍然是讓筆者讀來心虛的：“至於不事虛文，精通實學的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等專家，盡管也洋洋灑灑發表著大文章，斷乎不屑以無用文人自居……雖然還夠不上武人的資格。”錢鐘書式的小刻薄初露端倪。好戲尚在別的文章裏呢。《釋文盲》篇開頭照例是閑扯：“在非文學書裏找到有文章意味的妙句，正像整理舊衣服，忽然在夾袋裏發現了用剩的鈔票和角子；雖然是分內的東西，卻有壹種意外的喜悅。”文章寫到中間，那種叫人嘆服的刻薄又出現了：“說來也奇，偏是把文學當做職業的人，文盲的程度似乎愈加厲害……看文學書而不懂鑒賞，恰等於帝皇時代，看守後宮，成日價在女人堆裏廝混的偏偏是個太監，雖有機會，卻無能力！”“色盲決不學繪畫，文盲卻有時談文學，而且談得還特別起勁。”
作為卓越的小說家，錢鐘書還常常把小說的筆法融入散文，形成了其敘事靈活自如、虛構擬人精妙絕倫的特點。如《魔鬼夜訪錢鐘書先生》，就虛擬了壹個溫文爾雅、“人性”十足、通情達理的“魔鬼”。每個讀者都能從中以文為鑒，照見自己或他人的隱秘世界。這不僅是小說與散文的結合，也是知識與想象的結合。
但錢鐘書的學者散文中也常常難免有“掉書袋”的毛病，他不是為知識而知識地炫耀和賣弄，其創作（包括小說）完全可以歸入“為人生”的寫作之列。正如作者在解釋他的第壹本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時說的：“人生據說是壹部大書。假如人生真是這樣，那麽，我們壹大半作者只能算是書評家。”“假如人生是壹本大書，那麽下面的幾篇散文只能算是寫在人生邊上的。這本書真大！壹時不易看完，就是寫過的邊上也還留下了好多空間。”在這裏，我們除了看到錢鐘書的謙虛外，更能體會到他對人生的態度。
毫無疑問，錢鐘書的散文是啟人心智的智者的言說，是廣泛繼承與借鑒中外優秀散文傳統、融通中西文化的文化“寧馨兒”。
三
“寫在人生邊上”是值得註意的文體視角。在圍城外看圍城，在人生邊上看人生，“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然而走出了“此山”又如何？“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我們只看到錢鐘書永遠高高在上的立場，有些學者頗不滿意錢鐘書那種高於壹切人的審視與幽默的超然態度。其實錢氏壹直在努力追求作為壹個智者，於是“他只好采用壹種全知全能式的視角，這才能超脫，能在人性的、價值的、文化的最高角度獲得壹種客觀，保有壹種比壹切人都聰明的靈感的洞察力”（李嘉建語）。他為誰說話呢？他只為壹種存在做解釋，所以，他成了壹個存在主義者，壹個以真理和人類價值為闡述對象的智者。
如今，漫步在人生邊上的錢先生步出書頁邊緣，而他的名字便留在了書底留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