喬治·桑移居巴黎後開始從事文學創作，從初期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盧梭、夏多布裏昂和拜倫對她的復雜影響。七月革命後不久，她發表了第壹部長篇小說《安蒂亞娜》（1832），壹舉成名，從此壹發而不可收。喬治 ·桑是壹位多產作家，她壹生寫了100卷以上的文藝作品、20卷的回憶錄《我的壹生》以及大量書簡和政論文章。她的小說創作大致可分四階段：早期作品稱為激情小說，代表作有《安蒂亞娜》、《華倫蒂娜》（1832）、《萊莉亞》（1833）等，都描寫愛情上不幸的女性，對生活感到失望，不懈地追求獨立與自由，充滿了青春的熱情與反抗的意誌。第二階段作品為空想社會主義小說，代表作有《木工小史》（1840）、《康素愛蘿》（1843）、《安吉堡的磨工》（1845）等。在這些作品裏，他提出了資本主義社會中婦女的命運問題，盡管沒能明確地指出解放的道路，但作品畢竟揭露了當時社會的罪惡，攻擊了資本主義的財產制度和婚姻制度，進而提出空想社會主義的理想。第三階段作品為田園小說，代表作有《魔沼》（1846）、《棄兒弗朗索瓦》（1848）和《小法岱特》（1849）。喬治·桑的田園小說以抒情見長，善於描繪大自然綺麗的風光，渲染農村的靜溫氣氛，具有濃郁的浪漫色彩。第四階段作品為傳奇小說，代表作有《金色樹林的美男子》（1858）。第二帝國時期，她和王室來往密切，對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對殘酷鎮壓公社社員，喬治· 桑於1876年6月7日逝世。喬治·桑屬於最早反映工人和農民生活的歐洲作家之壹，她的作品描繪細膩，文字清麗流暢，風格委婉親切，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關於喬治桑和肖邦的感情：
1831年9月，肖邦來到巴黎，他的余生便和這座城市的藝術生活聯系在壹起。肖邦在沙龍中與許多傑出的藝術家來往，如音樂家李斯特、柏遼茲，文學家雨果、巴爾紮克、喬治桑、海涅，畫家德拉克洛瓦。通過李斯特，肖邦結識了“有壹雙憂郁的眼睛”的奧羅爾.杜德旺夫人，也就是聞名於世的小說家喬治.桑。肖邦對她的第壹印象並不好，但不久就被她的魅力征服。在壹種他從未經歷過的激情支配下，他的音樂想象力達到高度興奮的程度。其後的八年中，每年的夏天肖邦都是在諾昂喬治.桑的別墅裏度過的。這些年也是肖邦創作最旺盛的時期。但他的健康逐漸變壞，他和喬治.桑的關系也走向破裂。在他最後的信件充滿了孤獨的絕望。1848年他在英國演出，返回巴黎後幾個月便逝世了，時年三十九歲。他的葬禮在莫紮特的《安魂曲》和他自己的《葬禮進行曲》中舉行。他被安葬在拉雪茲公墓，壹位朋友在他的墓上撒下了波蘭的泥土。
1836年冬天肖邦結識了比他大6歲的法國女作家喬治.桑,肖邦,這個纖弱、浮華、儒雅而又溫柔的男子，對反傳統的多產女作家喬治.桑，第壹印象並不太好，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喬治桑越來越引起肖邦的註意，肖邦發現和他在壹起時，他可以盡情傾訴內心深處的情感。
後來，肖邦和喬治桑生活在了壹起，他們保持了長達9年的關系，喬治桑給予肖邦的細心照料，有助於煥發肖邦的才華，他們生活在壹起的後來幾年，肖邦的作曲生涯達到了他個人生命的最高點，是肖邦鳴唱“天鵝之歌”的歲月。
1846年，肖邦和喬治.桑在諾罕莊園裏壹起度過了最後壹個殘秋,11月，由於種種原因,他們分開了。
肖邦來到巴黎心情十分憂郁，肺病加重，身體越來越壞，但為了生活，他還要帶病教學生彈琴。第二年春天他的身體稍微好壹些，想起和喬治桑在壹起的這些年，他很有感觸，於是，寫下了壹首《升C小調圓舞曲》。
乍壹聽，妳會感到它的旋律很美，實際上它隱藏著壹種說不出來的悲哀。
肖邦似乎在說：悲哀嗎？怎麽？我可是不在乎的，不在乎的，該怎樣就怎樣吧！……可是，他究竟不是完全不在乎的，真相隱藏在圓舞曲激動的悲哀裏，他的心潮在起伏翻滾。
接著出現了壹段抒情的慢板，好似是以往和喬治桑在壹起的幸福日子的回憶——
肖邦似乎力圖忘掉悲慘的現實生活，而沈浸在他自己所創造的虛無縹緲的甜蜜夢幻世界，但是旋律中仍然不由自主地滲透著深刻的憂郁情緒。
1848年，肖邦雖然病情嚴重，仍然訪問了英國和蘇格蘭，在倫敦，肖邦曾為維多利亞女王演奏，但英國的社交生活使他筋疲力盡，他的學生把他帶到壹座鄉村別墅中休養，並送給他當時迫切需要的乙烷五千法郎。肖邦臨終前的壹段日子非常孤寂，他痛苦地自稱為“壹個遠離母親的孤兒”。
1849年10月，肖邦在巴黎逝世，在他的遺囑中，他讓人把自己的心臟運回祖國，他的遺體埋葬在巴黎的彼爾..拉什茲墓地，緊靠著他最敬愛的作曲家貝裏尼的墓旁。在他的葬禮上，奏響了他的《葬禮進行曲》和莫紮特的《安魂曲》，那杯從華沙帶來的祖國的泥土，被撒在他的靈柩上，他的心臟裝在匣子裏運回了他壹心向往的祖國波蘭，安置在華沙聖十字大教堂裏。
肖邦短暫壹生中的作品雖然幾乎全部是鋼琴曲，但由於他所創造的各種體裁是如此完美，他的感情幅度是如此廣闊，他所發展的鋼琴技法是如此豐富，人們絲毫沒有局限感和逼仄感，而象是走進了壹個廣闊的藝術天地。因此，肖邦寫下的跨時代的鋼琴作品為幾乎所有鋼琴大師所喜愛，尤其在20世紀初，彈奏肖邦作品幾乎成為壹種時尚。
肖邦是波蘭的肖邦，也是世界的肖邦，是浪漫時代的肖邦，也是永恒的肖邦。他那超越時空的靈性之光，不正穿過近2個世紀的巨變時代，壹直在今天的夜空中閃爍嗎？
女人都沒有道德觀念，她們的生活作風完全取決於她們所愛的人。”
不止壹個傳記作家想把這句話用於喬治·桑的政治生活。他們說：“她沒有理論，她在思想上追隨她所愛的男人。”
其實並非如此。甚至在愛某壹個人之前，她已經有了自己的政治觀點。肖邦是個貴族，繆塞是個懷疑論者；他們都沒有使喬治·桑變成貴族或者懷疑論者。她曾從米歇爾·德·布爾日、拉姆奈和皮埃爾·勒魯等人那裏，吸收過他們的壹些思想，但是這些思想是她原來就有的。
在政治上，她本來就是極端大膽、熱情和激烈的。她是十九世紀在法國歷史上起過壹定作用的、少有的婦女之壹。
喬治·桑從孩提時起，她就已有明確的政治態度。壹方面是因為她珍重人民，並且常常喜歡想到他們；另壹方面是因為她長期親密無間地和農民的孩子們壹起生活。她認為母親受到不公正的對待，從小就對母親懷著強烈的愛。因此從母親那裏，她學會了不相信富人，天生就同情反叛者。她嘗到了當時統治階級的腐化所帶來的痛苦，而且她也參與這種腐化，於是她把壹切希望都寄托在人民大眾的美德上。
因此，喬治·桑天生是民主主義者，或者說，至少她自認是民主主義者。和拉夏特爾的朋友們在壹起時，她總是反對君主派，為***和派和拿破侖派辯護。在她看來，凡是國王，即使他自稱公民，都是暴君。當莫裏斯和蒙彼利埃公爵在同壹個班上學時，她禁止兒子接受年輕的親王的邀請。她擁護***和政體；但是，她在尋找最好的***和國。
喬治·桑從來也不要求、也不希望給婦女以政治上的平等。她認為母愛的職責，同公職不相容。她說：“婦女將同男子壹樣受教育，但是女人的心，將仍是愛情、忠誠、耐性和慈悲的庇護所。正是女人要在粗暴的情感中拯救仁慈的基督精神。女人不再起這種作用的世界，是十分不幸的。”
她為婦女要求的不是投票權和選舉權，而是公民權的平等和情感的平等。她認為，男人控制女人的奴役方式，破壞了男女之間的幸福，而這幸福只有在自由之中才有可能獲得。如果女人能如願以償的被人愛，她們也許就無所求了：“但是，男人們虐待她們、責備她們被迫養成的習慣，鄙視她們的無知，嘲笑她們的學問。在愛情上，男人們把她們看成妓女；在夫妻的情份上，則把她們看成傭人。男人們並不喜歡她們，男人們使喚和利用她們，並且希望這樣迫使她們屈從於忠貞的戒律。”
這就是她主要的抱怨，也是她自青年時代就發出的呼聲。這在她後來的作品裏都有反響。男人認為忠貞是徒勞無益和可笑的。但是，憑什麽公理，是人間的還是天上的公理，人們能夠要求婦女忠貞？如果那男人是個追逐女色、粗暴放蕩之人，為什麽妻子還要對他保持貞潔呢？
在我們的這個社會裏，在我們的偏見和習俗裏，壹個男人越是交了好運引人註意，人們就越是對他笑臉相迎、巴結奉承。某人吃得腦滿腸肥，情場上春風得意，就被看作是快活的夥伴。而被指控為奸婦的女人，卻不會有這種地位。這就是人們給予婦女的唯壹的榮譽。對丈夫不忠的女人，她變得憔悴，被人輕視；在子女眼裏，她也是很丟人的；她該受到侮辱性的懲罰，比如說坐牢。
喬治·桑所希望的是，把婦女因結婚而被剝奪了的公民權利歸還給她們；並且希望廢止對通奸的婦女實行侮辱性懲罰的法律，因為那是“使通奸現象長期存在並不斷增加的野蠻法律。”
她認為整治兩性結合不合理的唯壹辦法，就是自由地中止和改變夫妻關系，而這種自由那時還不存在：“在世上，壹個人，不論是男人還是女人，當已經進化到懂得完美的愛情的時候，就不能夠——最好說，就不允許——走回頭路，仍舊像野獸壹樣對待性行為了。”
當肉體的結合不是伴隨著壹種強烈的感情時，它對人來說是壹種罪過和褻瀆行為，即使是結了婚，也是如此。女人應有權躲避這樣的結合：“我認為，在愛情中顯露虛假的快感，以及在不完全的愛情裏極力制造快感，都是莫大的罪孽。我認為，並且要說：
要麽全心全意地去愛，要麽幹脆如處女般生活下去。”
在她看來，錯誤和罪過並不在於更換情人，去愛自己所愛的人，而在於委身於自己不愛的人，哪怕是自己的丈夫。
這就是她的女權論的界限。而且，人們可以看到，對於婦女來講，這種女權論並不牽涉到政治行動。
然而，任何人，不管是隨大流，還是逆潮流，他們都要受到同時代的思想的影響，或者與其壹致，或者被其改造。
在1830年至1848年這段時間，喬治·桑生活中的主要特點是繼承1789年的政治革命，號召社會革命。
1847年，喬治·桑的個人生活遭到壹連串的不幸：中斷了同肖邦的來往；出現了克萊森熱與索朗芝的婚姻悲劇。這些打擊比政治上的失意使她更感不安。
“我的精神和身體都被悲傷壓碎了，我相信，這是無法醫治的憂傷。因為，我越是能夠暫時忘記憂傷，憂傷越是向我襲來。往後，我就更加陰郁不快，心碎欲裂……”
盡管這樣，她仍然繼續工作，而且顯得很愉快，有時也會真的心情舒暢。
喬治·桑終於為她的奧古斯蒂娜找到了壹個丈夫，三十六歲的圖畫教師卡羅爾。他是流亡法國的波蘭人，維克多發現了他；喬治·桑曾邀請他到家裏做客。他對奧古斯蒂娜十分中意。
這對年輕人沒什麽財產，只有他壹年三千法郎的薪金，為了保障他們將來的生活，喬治·桑給了新娘三萬法郎的陪嫁，又為新郎找到壹個稅務員的職位。
喬治·桑平日慷慨大方，加上瘋狂的克萊森熱揮霍浪費，結果負債累累。為了使收支平衡，她寫了十卷本的《我的自傳》。
1847年，喬治·桑幾乎沒有見過皮埃爾，勒魯，十分寬宏大量的喬治·桑很嚴肅地批評他：“我壹點也不知道勒魯的事，我開始習慣做這樣的設想：他在與世隔絕的、想象的鋼絲繩上，可以保持平衡。我不知事情將會變成怎樣，但他總可以找到辦法，壹方面，他辦事情雜亂無章；另壹方面，他又很靈活，堅持不懈。而且，他很善於從他不承認的這個世界，取得必需的幫助。多年來，他心甘情願地過著窮困的日子；但是，他壹家老小，那麽多人吃飯，卻從來不缺少什麽，這究竟是怎麽回事？這是壹個問題。但是問題拖延下來，他並不那麽擔憂，他有令人贊嘆的智慧，能找到意想不到的方法度過難關。他也有令人贊嘆的才智，使人接受這種解決辦法。”
年輕的維克多此時成了諾昂的常客。1848年初，他壹想到即將在巴黎舉行革命，就感到心慌意亂。喬治·桑起初還不相信，二月革命使她吃了壹驚，全法國也為之壹震。
喬治·桑恨路易·菲利普，完全出於壹種女性的強烈憤慨。
她寫信給兒子，勸他不要再去那裏閑逛了，因為人們會被砍傷，而且這對正義的事業毫無好處。她見兒子沒聽她的勸告回諾昂，感到很吃驚。莫裏斯喜氣洋洋，就像喝醉了似的狂熱。喬治·桑很擔心，於是決定去找她的兒子。
到了巴黎後，喬治·桑突然感到，這是偉大的日子，不僅建立了***和國，而且建立了社會主義***和國。她發現朋友們都已上臺掌了權。
***和國是堅強的。大家不再放棄它，為了保衛它，必要時就戰死在街壘上。正直的人組成的政府，也許不能勝任只有拿破侖的天才才能完成的任務。但是，大部分人都盡力去工作。
喬治·桑看到臨時政府的首腦，被工人和資產階級拉來拉去。他們用工作服反對禮服，用鴨舌帽反對禮帽，將社會主義***和國與資產階級***和國相對立。這是她不願看到的。
但在最初的日子裏，她很樂觀，尤其是因為突然感到自己堅強有力。她使她的朋友們被任命為***和國在拉夏特爾等城市的專員。舊情人米歇爾已被澈職，因為他害怕作蠱惑人心的宣傳，背叛了民主。喬治·桑還使莫裏斯成了諾昂的鎮長。
她有壹張長期通行證，只要她想去，就可以隨時去找臨時政府的成員。她成了革命的繆斯。革命行動使藝術家們大為振奮，他們沒有經歷過革命的危險，昏了頭腦。他們以為現實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同樣容易任人塑造。
美夢是不會長久的，這就是美夢本身的含義。富人們害怕，窮人們也壹樣，人民對壹八三○年懷著慘痛的記憶。那時候，國王從人民手中搶走了***和國，人民仍然握緊武器。
喬治·桑1848年3月寫道：“我看見了不信任和懷疑已經鉆進了富人的心窩，我看見了野心和欺騙戴上了贊同現政權的假面具。”
她跑口了諾昂，為的是陪莫裏斯回去就職，並了解壹下外省的情況。壹個鄉間的慶祝集會就在市鎮廣場上舉行。但是，在拉夏特爾，資產階級表露了敵對的情緒。“我回到這裏，要盡我的能力，幫助我的朋友們，變革那已經變得相當麻木的貝裏。不管怎樣，並不因為拉夏特爾不同意，***和國就失敗了。”
失望反而使她更頑強，變得更好鬥。回到巴黎後，她十分自豪，自命為政權的智囊和筆桿子。
偉大真誠的信仰在她的心頭掀起了波濤。
巴爾紮克從來都是腳踏實地，他不抱幻想地估量新政權的運氣：***和國維持不了多久，頂多三年。在這段時間裏，應該盡量不失時機。要是他有錢的話，他也許會像他的小說中的投機者壹樣，趁著人心惶惶之機，低價買進債券和田產。他寫信給情人說：“為了建立***和國，要摧毀壹切，重建壹切。這事業沒有人支持。因此，我們將要回去，我想可能很快就要回去。”對於這種可能性的大小，巴爾紮克本來就同她的女友和同誌喬治·桑有分歧。
普選臨近了。喬治·桑充分利用她的權力使人民能很好地投票，也就是說去選那些支持政府和革命的候選人。但是。全省除了幾個屬於工人的城市外，都像拉夏特爾壹樣保守。
不過，喬治·桑不承認被擊敗了。她撰文威脅道：
如果選舉不能使社會真理取勝的話，如果選舉只代表壹個人民不真誠信任的特權集團的利益，那個本應是拯救***和國的選舉就將會失敗。這是毫無疑義的，那麽大概只有壹條拯救人民的道路了：人民過去建起過街壘，他們也許會再次表達自己的意誌，使錯誤的國民議會決議推遲實行。這是最後的、可悲的辦法。法國願意迫使巴黎再求助於這個辦法嗎？但願不要這樣才好！
這是號召舉行暴動。
喬治·桑不害怕暴動。在她看來，政府、報刊、整個法國分成了兩大派。壹派純粹是政治上的***和派，他們與君主主義者有著密切聯系；另壹派是社會主義的***和派，她是其中的壹員。她想，唯有戰鬥的結果才能區分兩大陣營。
然而，在等候選舉時，政府中思想先進的人，開始密謀反對自己的政權。很多人把造成混亂的責任，歸咎於喬治·桑的文章。
喬治·桑在別的報紙上力圖解釋說，她不主張示威和反示威，即像她自己說的，不主張“特權集團和小集團”。“特權集團”就是所謂的領導階級，“小集團”指的是狂熱鼓吹暴力的小集團。但是，實際上，她是鼓勵“小集團”，而公眾反對她的叫罵也是很厲害的。
這時，喬治·桑還能到壹些部長的家裏去。然而，路易·勃朗被逐出了政府。5月15日，巴黎工人按照喬治·桑勸告他們的那樣做了。巴黎的起義者們闖進了彼旁宮，宣布解散國民議會，並宣布成立社會主義政府。但是，合法政府下了緊急動員令，富人區的國民衛軍挽救了國民議會。
5月15日，喬治·桑在哪兒呢？波旁宮旁邊的勃艮第街，人群密集，擠得水泄不通。
人們看見，有壹個大家不認識的女人在發表演講，並博得眾人的喝采。她就是喬治·桑！
5月15日晚上，喬治·桑斷定社會主義***和國的事業失敗了。她只有壹個願望：回諾昂去。
但是，她等了兩天，因為有人說她將要被捕。她不願意顯出逃走的樣子。在等待搜查時，她燒毀了所有的文件和《私人日記》。但沒有任何人想要為難她。於是，在17號晚上，她平靜地口諾昂去了。
當喬治·桑回憶起5月15日晚上勃良第街的情況時，她就會覺得，諾昂就是她的避難所。但現在卻應該改變這種看法。在混亂的巴黎，人們都把她給忘了，而在這鄉間，她的處境會更加危險。反動派把她當作攻擊目標，鄰居們指控她犯了種種過失和罪行。
諾昂新鎮長奧拉爾是喬治·桑政治上的對手，又是私交。他勸喬治·桑離開家鄉，直到各種謠言和憤怒平息之後再回來。
喬治·桑去了圖爾，報紙譏笑說：“喬治·桑到哪裏去了？她狼狽不堪，六月事件的時候，收拾好家具和雪茄煙盒，不再在巴黎露面，到圖爾去住了。”
出走是上策。
起義失敗和六月的血腥屠殺之後，有上千人被流放。社會***和國被推翻了。壹道新的血腥的壕溝挖好了，橫在了資產階級和工人之間。喬治·桑失望了，而且停止在報上發表文章。她說：
“我不給任何報刊寫了，至少是現在不寫。在被包圍的情況下，我不能暴露我的思想。所謂當務之急，就是要做些讓步，而我覺得自己不能這樣做。但後來，在壹段時間裏，我的精神崩潰了，還未復原，我要等它康復。”
這時，肖邦在倫敦越來越惡毒地談論他舊日情人的不幸：“最近這段時間裏，她陷進泥濘裏了，而且把很多人都拖進泥潭。人們認為，燃起內戰之火的公告是她寫的……”
除了外界的責難，喬治·桑的心中也充滿了痛苦的鬥爭。奧古斯蒂娜的父親也發表了壹篇評論文章，題名為《當代女人——喬治·桑的傳記及其陰謀》。他在文章中指責喬治·桑把奧古斯蒂娜拐到諾昂，做莫裏斯的情婦，然後把這姑娘隨便嫁給壹個男人。
喬治·桑去請教了大律師謝·戴斯丹日。她肯定他說，他兒子和養女之間，只有聖潔的兄妹友情：“因為我們生活在鄉間，家庭裏充滿親密的友情，我壹直看著他們長大。”
謝·戴斯丹日恐嚇了那位父親，第二篇文章就再也沒有發表。
但是，輪到肖邦來指控了。他說：“總之，現在整個巴黎都在議論這樁最骯臟的醜聞。做父親的雖沒有盡責，但那都是事實。這就是那樁善舉！當這姑娘來到這個家時，我是竭力反對的……”
索朗芝仍然是肖邦的女友，並且經常接受肖邦送的康乃馨和玫瑰花。
喬治·桑寫給索朗芝的信：“對於他，我不能以怨報怨，以怒報怒。我經常想到他，就像是想起壹個性格乖戾、失去理智的病孩……”
為了迎擊敵對派的進攻，喬治·桑再次把自己的書桌變成防衛的堡壘。她重新開始寫《我的自傳》，並又挖掘鄉間題材小說。
這種新的田園小說，贏得了讀者的好感。那並不是因為她否定了自己的思想，但是，她確實放棄了激烈的政治觀點。她說，她從此也許可以接受兩種所有制：壹種是個體制，只有階級調和才能使它為人們所接受；另壹種是集體制，她希望它能夠實現，並且範圍盡可能廣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