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為止，關於“秦篆”的作者，最流行的記載是，“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既然三人均有名，憑什麽只單指“李斯”呢？
據了解，李斯比較“忠心”，又遭到趙高的迫害。後人憎恨趙高，同情李斯，故講秦篆是李斯所作，從而增加秦篆的“同情分”，轉移人們對秦篆的註意力。
李斯之《蒼頡篇》，內容似以“字書”為主，但所用文字並非秦篆，而是“古字”。其內容，據唐人玄應《壹切經音義》等文獻多有引載，這裏抄錄幾段：
“用，以也。”《壹切經音義.七》引《蒼頡篇》。
“格，施架也。”(“施”加“木”旁)《壹切經音義.十三》引《蒼頡篇》。
“示，現也。”《華嚴經音義.上》引《蒼頡篇》。
“革，戒也。”《文選.三國名臣序贊》李善註引《蒼頡篇》。
可見，《蒼頡篇》的內容與制作秦篆無關，這如同許慎《說文解字》壹書與造字無關，是同壹道理。據《漢書?藝文誌》記稱：“《蒼頡》多古字，俗師失其讀。”東漢中期，漢王朝正在策劃恢復對秦篆的使用。連“俗師”都不認識的“古字”，顯然不是指秦篆了。而《文心雕龍?練字》記稱：“《蒼頡》者，李斯之所輯，而鳥籀之遺體也。”這些均說明，《蒼頡》壹書與制作秦篆並無直接關系；《蒼頡》壹書雖是李斯之所輯，卻不是“李斯作篆”的證據。
秦篆的標準字，見於傳世的《秦詔版》，頒布於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即秦王朝建立第壹年。可見制作秦篆，時當在秦王朝建立前夕。其時李斯的身份、職位，是所謂“客卿”、“廷尉”，主掌刑獄，其“丞相”職位要延至秦始皇三十四年前後才獲得。在制作秦篆的問題上，時任丞相之職的王綰、禦史大夫（副相）劫等，仿佛更有資格作為項目主持人。由此可見，作為項目主持人，“丞相李斯作篆”的提法是不成立的。也即是說，“李斯作篆”的提法，不僅時間上不相符，而且職位上也不相符。
從李斯的人品上看，也不是親手制作秦篆的合適人選。李斯其人，既生性貪婪、自私，又膽少怕事，明哲自保，但言行直率，少掩蓋。如《史記?李斯傳》記稱“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這是膽小怕事，明哲自保的寫照。叛楚投秦，為虎作倀，甚至誣害同學韓非，是自私、貪婪；明知向秦始皇建議“焚書坑儒”等，將遭後世唾罵，罪在永恒，他竟赤裸裸地做了，這是直率，少掩蓋。此外，據《漢書?蕭何曹參傳》載，“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予。’”可見，盡管李斯的言行對後世思想文化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害，罪責難逃，但從其處事作風和性格特征等方面綜合上看，顯然不是制作秦篆的“高手”。尢其秦王朝建立之初，“赭衣塞路，囹圄成市”之時，作為主掌刑獄司法的廷尉，面對案件堆積如山，李斯即使有意參與“作篆”，恐怕也分不開身的。
不難看出，時間上、職位上和個人因素上，李斯其人都不是制作秦篆的首選人物。說“李斯作篆”，這顯然有詐。
了解秦篆的人們也許認識到，秦篆字形的“邪曲”、“詭詐”、“擴張”和“妄自尊大”等特征，只有相應人品、背景、專業技巧和相關知識者，可以制作出來。而這人，非趙高莫屬。
說趙高是秦篆的直接制作者，並非駭人聽聞。從身份、職業、專業、人品和背景等方面說，其依據比李斯要充分得多。其壹，趙高是“刀筆吏”出身，在“秦宮管事二十余年”。中國歷史上，大凡“刀筆吏”出身者，不僅寫得壹手好文，而且寫得壹手好字，還熟諳律法、歷史等方面的知識，算得上壹個“通才”。正因為這些優勢，趙高深得秦始皇的賞識和信任。從獲罪、獲赦，到領詔擔任胡亥（即後來之秦二世）的專職老師，教授篆字、律法等，到任職中車府令，掌管皇帝印璽、文書等，可謂壹路升騰，紅極壹時，都足以說明其所得到的寵愛，遠在李斯之上。而所有這些背景、技巧、知識、職位、時間和受信任程度等有利因素，無疑為領詔制作秦篆，提供了可能性。其二，趙高的人品低下，心術不正，性格扭曲，用心險惡，手段卑劣，與秦篆的基本特征相壹致。譬如說，趙高“矯詔”廢太子扶蘇，偷梁換柱，是心術不正；趙高“指鹿為馬”，是性格扭曲。“殺大臣而遠骨肉”之計，出自趙高；誣殺李斯父子，計出趙高；謀殺秦二世胡亥，也是計出趙高。如此不擇手段斬盡殺絕，用心險惡，趙高還有什麽事情不敢作為？而所有這些象征“邪曲”、“詭詐”、“擴張”和“妄自尊大”的人格特點，完全與秦篆特征相壹致。其三，據舊本《說文解字?敘》記稱：“趙高作《爰歷篇》，所謂小篆。”（《康熙字典?止部》）這更從文獻記載上傳遞了相關信息， 值得關註。換言之，盡管自唐朝以來，流行說法千篇壹律壹個基調，即“秦丞相李斯作《蒼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所謂小篆也。”或者“李斯作篆”。但編寫《康熙字典》者都是學識淵博的清朝大儒，編寫過程雖難免發生錯誤之處，也不至於如此明目張膽地犯下 “斷章取句”，以致造成歧義的征引錯誤，而將主流說法拒於字典之外的。這說明，其所據當屬《說文解字》的其他舊版本。這壹記載如果屬實，那麽趙高《爰歷篇》即是作篆者自我介紹“作篆”淵源、理據和經過的壹篇專文，且其問世時間上比李斯《蒼頡篇》等要早得多。
由此可見，趙高作篆的因素、條件和機會等，比李斯要大得多。而後世只說“李斯作篆”，其目的，無非試圖轉移人們對秦篆的註意力，增加人們對秦篆的同情分，為“書法”的產生和發展，編造“正統”、“合法“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