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思考在於：東西方交流自16世紀就已開始，按常理，壹種語言經過彼此四百多年的交際使用，對方應該能夠掌握壹些基本規律，入門的技巧也應被大家熟知並接受。可到了21世紀的今天，漢語依然被大多數西方人認定是“最難學”的語言。這到底是為什麽呢?
緣於對新中國書刊海外發行傳播60年的考察，我曾拜讀過許明龍先生研究黃嘉略的文章，有所悟：所謂學漢語難，恐是西方人走進了壹個誤區。
誤區壹：從宗教的角度考察漢語
從16世紀開始，以利瑪竇為代表的壹大批歐洲耶穌會傳教士來到中國。他們把有關中國的社會制度、道德風尚、歷史地理以及文化傳統等壹壹介紹到歐洲，他們中的壹些人甚至還為此著書立說。於是到了17世紀，歐洲掀起了第壹股“中國熱”，漢語自然引起歐洲人的關註。然而這個關註的緣由竟然是他們要探究漢語這種完全異於西方拼音文字的語言，是否是亞當的後裔修建巴別塔之前世界最初始的語言。因為據《聖經》記載，世人曾***同使用壹種語言。上帝為了阻止人們修建巴別塔，便故意把單壹的語言搞亂，使人們彼此不能溝通，無法同心協力建塔。至此，世界上便有了多種語言。英國人約翰·韋伯(John Webb)借助利瑪竇的材料，於1699年發表了《從歷史論證中華帝國的語言是初始語言的可能性》 壹文，引起了歐洲學界的廣泛爭論，爭論了壹百多年，壹直到18世紀末還未有定論。從宗教的視角來看待中華民族使用了幾千年的漢語，而忽視漢語產生、發展的本質屬性，很顯然，他們走進了宗教的誤區。
誤區二：把漢字部首當作學漢語的“金鑰匙”
三百多年前，壹些歐洲人發現漢字有部首的特點，他們把漢字部首當作西語的字母來使用，認為找到了進入漢語天地的“金鑰匙”。可是，這把鑰匙並沒有給他們打開學漢語的大門，倒是讓今人看到了他們制作這把“金鑰匙”的初衷。
17世紀初，壹些在華的傳教士發現了漢字有部首的特點，就寫文章向歐洲學者介紹這些部首。1667年，德國學者米勒(A.Mülle)就根據從傳教士著述中獲得的214個漢字部首的知識的啟發，向歐洲學界聲稱他找到了讀通漢語的“鑰匙”，稱其為Clavis。但他又遲遲不公布這所謂的“鑰匙”是什麽。在學界的壹再催促下，七年後他又發表了《漢語奧秘》壹文，再次聲稱只要掌握了這個漢語的“鑰匙”，歐洲人只需壹年時間就可以讀通中文和日文。但在這篇文章中他還是僅僅談了談漢字的五個聲調，就是不公布他所發現的“鑰匙”。著名德國學者萊布尼茨曾專門向米勒詢問這個“鑰匙”，他尤其希望米勒翻譯幾頁中文文獻，用以展示“鑰匙”的效用，但米勒沒有搭理這位大名鼎鼎的學者。原來，米勒想據此獲得當局高昂的報酬。由於條件壹直沒有談妥，他也就拒不展示他的“鑰匙”，直到離開人世。
對漢語部首的客觀認識，法國人直到19世紀才糾正過來。1811年法國漢學家阿伯爾·雷慕沙指出：“214個部首並非中國人普遍使用的體系，還有另外壹些不同的體系。《康熙字典》雖然基本上采用了214個部首，但也提到了另外壹個包括494個部首的體系……壹部名為《玉篇》的字典總***收入了260899個漢字，分別列為445個部首。……盡管漢語字典多種多樣，但由於三部最佳的漢語字典《字匯》、《正字通》和《康熙字典》都采用214個部首，所以自傅爾蒙以來，這個體系最為歐洲人所知。”
誤區三：生搬硬套的漢語語法
語法是壹種語言組詞造句的基本規律，總結語法的目的是幫助人們用較少的時間掌握該種語言。英語語法、西班牙語語法等莫不如是。但唯獨漢語，在外國人看來，有些像是規律，但個別與例外又極多。比如組詞造句，外國人怎麽也不理解可以說“杯子”、“筷子”，為什麽不能說“碗子”。中國人謙稱自己對客人的招待是吃“便飯”，外國人稱贊中國人的盛情時情不自禁地說道：“這麽豐盛，真是壹個大便飯。”他們不理解為什麽加上壹個“大”字就會引起哄堂大笑。
所謂漢語語法，是模仿西文語法體系生搬硬套出來的。300年前如此，今天依然如此，這是學漢語的第三個誤區。
在法王路易十四的中文翻譯黃嘉略與學者傅爾蒙、弗雷萊合作編寫《漢語語法》時，身為中國人的黃嘉略並沒有西文中的元音、輔音、格、時態等語法概念，所有的語法知識均來自傅爾蒙、弗雷萊兩個西方學者，甚至很多行文均出自弗雷萊之手。就好比兩個西方學者拿著西文語法的瓶子，讓黃嘉略往這個瓶子裏裝漢語的語料，其結果可想而知。
傅爾蒙在1728年將《漢語語法》編寫完畢，要求出版，皇家學術總監比尼昂教士和負責住房、工藝和制造的大臣昂丹公爵都全力給予支持，甚至籌措到了印刷資金。但此時已對漢語研究失去興趣的弗雷萊聽到傅爾蒙編譯出《漢語語法》的消息時，便致函國王印刷局巡視員封斯馬涅(Foncemagne)明確表示反對匆忙出版傅爾蒙的漢語著作，並建議因法國無人懂得漢語，在出版之前把書稿送到羅馬或者中國，請壹位懂得漢語的傳教士仔細審閱和鑒定。正當負責人準備抉擇之時，1729年9月2日，傅爾蒙收到了在中國的傳教士馬若瑟來信，信中告知他新近編了壹部漢語語法書，取名為《漢語劄記》，已托法國商船送回，不日將送到傅爾蒙的手裏。比尼昂教士得知該消息後，表示不如將傅爾蒙的著作與馬若瑟的語法書進行比較後再出版也不遲。為了避嫌，比尼昂教士建議傅爾蒙把他的書稿交由自己來代管，以防馬若瑟書稿到巴黎後給傅爾蒙帶來抄襲的嫌疑。1730年1月1日，馬若瑟書稿隨同幾包中文書籍寄到巴黎後，傅爾蒙建議比尼昂教士找人把兩部書稿進行對比鑒定。但是，比尼昂教士自己不懂漢語，也找不到合適的人選承擔此項任務，於是無奈之下只得要求傅爾蒙本人進行對比和鑒定。當然，自己鑒定自己的學術研究成果，可想而知其後果。兩周後，比尼昂教士首肯了傅爾蒙的意見：馬若瑟的著述不如傅爾蒙的更適宜歐洲人學習漢語。但馬若瑟的手稿卻從此下落不明。後來有學者把傅爾蒙著述與1831年才在馬六甲出版的馬若瑟著述相對照，發現二者有很大的雷同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