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庚父親為清華大學哲學系教授林宰平，沈從文稱其在文學、法政、哲學、佛學、詩文、書畫諸方面都極具造詣。金嶽霖、張中行、吳小如均為其弟子。
林庚的壹生充滿詩意。當年讀清華大學中文系時的畢業論文就是他的第壹本新詩集《夜》由聞壹多先生設計封面、俞平伯先生寫序。此後，他創作出《春野的窗》《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詩集，被譽為給詩壇帶來“壹份晚唐的美麗”。現代詩人廢名曾說，“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都要重些……”他筆耕不輟，90歲高齡時還新出了壹本詩集。2004年，他還牽頭組建了北大詩歌中心，並擔任主任。
由詩人而學者，林庚對中國文學史的研究獨樹壹幟，其中楚辭和唐詩研究是他的“雙璧”。他對唐詩作出了“盛唐氣象”、“少年精神”等經典概括，被學界廣為接受。賀知章的名詩《詠柳》，是因為他的挖掘，才入選小學課本，最終家喻戶曉。“當唐詩上升到它的高潮，壹切就都表現為開朗的、解放的，唐人的生活實是以少年人的心情作為它的骨幹。”林庚說，“少年沒有苦悶嗎？春天沒有悲傷嗎？然而那到底是少年的，春天的。”
20世紀40年代以來，他曾三度撰寫中國文學史，其中《中國文學簡史》作為高校教材流傳至今。在研究中，他非常註重創造性，著力尋找那些能說明創造的資料。他說，“文學要是沒有創造性，嚴格地說，就不是文學，就沒有價值了。”“在有創造性的地方多講，沒創造性的地方少講，只有這樣，才可以看出中國文學史起伏的地方，看出它發展的脈絡。”
他說自己是“教書為業，心在創作”，先是詩人，後是教授。從上世紀50年代初院系調整至今，他壹直在北大中文系任教。對於學生來說，他是出色的詩歌啟蒙者和文學引路人，常常在講壇上忘情地長吟詩詞，寫下壹黑板壹黑板的漂亮書法。任繼愈、吳小如、傅璇琮、袁行霈、謝冕等學者無不受益於他的言傳身教。
在唐詩研究方面其成果匯集在《唐詩綜論》裏。《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是他多年研究楚辭的壹部論文集，其中大多數是關於屈原生平及其作品中文字、地理等問題方面的考釋，也有壹些論述屈原的人格、藝術成就和作品特色的文章。林庚教授對明清小說也很關註，並提出了頗多精辟的創見。林庚先生歷任廈門大學、燕京大學、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出版過《春野與窗》、《問路集》等六部新詩集及古典文學專著《詩人李白》、《中國文學簡史》等。所著文學史為公認名作。 附文：林庚與現代漢語詩歌 ——王光明
現代漢語詩歌自胡適“嘗試”白話詩開始，壹直在尋找用新的語言和形式，
接納與整合復雜變動的現代經驗。這是壹種至今尚未完成的、在諸多矛盾中展開的艱難求索，始終具有實踐性、試驗性品格。它體現在許多詩人身上，關心的重點卻各不相同。面對經驗與語言、內容與形式的矛盾，主流詩歌註重內容的創新，努力在主題和題材上追隨時代，或在詩意和情趣上更換中國詩歌的血液。他們作出了巨大的努力，成就有目***睹：無論是現實主義詩歌對中國現實的執著關懷，還是現代主義詩人對現代詩質的反復探尋，都在20世紀中詩歌史上寫下了動人的篇章。
但是光強調內容而忽視形式，只看重“詩意”而輕慢凝聚，只考慮求新求異而不思規律，也會給詩歌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上世紀30年代以後，詩歌形式秩序探索的不斷被邊緣化，現在看來，不是加強了詩歌的自由與解放，而是增加了詩人的磨難；不是讓詩親近了讀者，而是疏遠了讀者；不是變得更加自覺，而是顯得有點盲目。
只有少數詩人對詩歌的內容與形式、詩意與詩形的***同要求保持著高度自覺，而林庚是其中最值得重視的詩人之壹。
像20世紀許多詩人壹樣，林庚也是從寫自由詩開始走上詩歌創作道路的。他曾在30年代前期出版過《春野與窗》的自由詩集，其中《破曉》等詩篇，可以認為是20世紀中國詩歌的優秀文本。這些詩，因為給詩壇帶來“壹份晚唐的美麗”而得到好評，廢名(馮文炳)甚至在《談新詩》中認為：“在新詩當中，林庚的分量或者比任何人要重些。”但林庚與諸多新詩人不同之處在於：雖然他也珍惜自由詩“追求到了從前所不易親切抓到的壹些感覺與情調”，卻也認為它是尖銳的、偏激的方式，“若壹直走下去必有陷於‘狹’的趨勢”（《詩的韻律》）。因此，他提出了新詩的“再解放”問題：“新詩的語言既已在散文解放的浪潮中獲得了自由，是否還需要再解放呢？詩不同於散文，它總要有個與散文不同的形式，自由詩必須分行，這也就是起碼區別於散文的形式；但是僅止於此還是不夠的。為了使詩歌語言利於擺脫散文中與生俱來的邏輯習性，還有待於進壹步找到自己更完美的形式。”
林庚是壹個知行合壹的學者詩人，認識到自由詩的問題之後，從1934年開始，就壹直致力於詩歌的節奏與形式的試驗。他1936年出版的《北平情歌》，曾得到很高的評價，有人認為：“這是萬水千程後的歸真返樸。在這裏，新詩的音律第壹次脫離平仄的拘律，而且降伏了字組法，
使它成為音律的侍婢；後壹點，我私意認為，不但是新詩音律的勝利，而且也是詩的勝利。”（周煦良：《新詩音律的新局面》）更重要的是，他從節奏、形式的觀察與試驗中發現了詩歌建構詩行的兩條規律：壹是“五字組”（“凡是念得上口的詩行，其中多含有五個字為基礎的節奏單位。”）；二是“半逗律”（“每個詩行的半中腰都具有壹個近於‘逗’的作用，我們姑且稱這個為‘半逗律’，這樣自然就把每壹個詩行分為近於均勻的兩半；不論詩行長短如何，這上下兩半相差總不出壹字，或者完全相等。” 無論從創作還是從理論上看，林庚都是20世紀中國最自覺的詩人，他為中國詩歌提供的獨特借鑒意義表現在：壹、始終堅持詩之為詩的基本前提（他認為“‘詩’原只是壹種特殊的語言，詩如果沒有形式，就是散文、哲學、論說，或其他什麽，反正不是詩”。），並對詩與詩意的界限作了清明的劃分（“詩意”代表了壹切“藝術的意境”，並不等於詩）。二、他的新詩理論來源於他對表現媒介深刻認識，提出了形式不是由“內容”來決定，而是由語言來決定的著名觀點，從而啟示人們：壹方面，漢語詩歌必須根據漢語的特點建構自己的詩歌形式；另壹方面，語言在發展變化，必須面對這種變化探尋新的形式建構的規律。
我們有理由相信，時間將彰顯林庚對現代漢語詩歌的特殊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