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的中國化對中國的說唱文學、小說和詩歌同樣產生了重大影響。自南北朝以來，佛經的宣傳有傳讀、梵唄、唱導三種形式，這是中國說唱文學之濫觴。中國的詩歌也與中國化佛教有密切關系。金代元好問說：“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詩人受禪的影響，以禪助詩，以禪入詩，以禪喻詩，都大大深化了詩歌藝術的創作與審美。其中唐代王維以山水示禪境，最為傑出，有“詩佛”之稱，蘇軾贊其為“詩中有畫”。
佛教的中國化還對中國的文學理論產生了重要影響。這主要是現量說，境界說和妙悟、神韻說。所謂現量說，是清代王夫之用新因明中的現量、比量的論述所提出來的文學評論理論。 “因明”，“因”為理由，“明”為學問。王氏說：“現者，有現在義，有顯現真實義，現在不緣過去，作影現成，壹觸即覺，不假思量計較，顯現真實，乃彼之體性本自為此，顯現無疑，不參虛妄。”他並以“長河落日園”、“隔水問樵夫”的詩句為例，以說明作詩要即景會心。所謂境界說，亦即意境說，是指性情景交融的藝術境界。 “境界”同樣是壹個佛教名詞，如“了知境界，如幻如夢”，“我棄內證智，忘覺非境界”。唐代王維提出詩有物境、情境、心境說，清代王國維則進壹步提出境界說。王氏認為“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壹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所謂妙悟、神韻說，前者源於嚴羽之《滄浪詩話》，後者則為清代王士禎提出。其中妙悟說與佛教思想淵源最深。明代胡應麟說：“禪則壹悟之後，萬法皆空，棒喝怒呵，無非至理；詩則壹悟之後，萬象冥會，呻吟咳唾，動觸天真。